马罗伸出粗黑的指头，小心翼翼地捏起一块点心，送到嘴里，右手随即就接在下巴底下，使咬碎点心时掉下的渣儿皮儿不致撒到地上去。
点心，蛋糕，这些食品的滋味，真是太好了，对于装多了南瓜、野菜和豆渣的胃腔，具有无法克服的诱惑力量。
“喝呀！”惠畅一口咬掉了酒瓶上的铁皮盖子，喝下一口，交给马罗。没有酒盅和酒杯，只好对着瓶口喝了，惠畅大声笑着，“世界多好！生活多好！”
“多多写……文章！”马罗口齿不清地说，“叔跟你们……沾光，吃点心……喝烧酒……”
“亏得你给我们吃烧烤包谷棒子！”惠畅粗声豪气地说，“你是个好大叔哇……”
“我早看出……你们都不是……平常之人！”马罗不自觉地用秦腔道白的腔调说，“从古戏看，状元郎都有不得志的时光……”
点心和蛋糕，统共四斤，我们三人吃光的时候，似乎肚里还有很大的空间。马罗满意地咂着舌头，掏出烟包来：“噢！算我今日过生日。”
惠畅早已把茶叶撒在小铁锅里，用马罗唯一的一只大海碗从锅里舀出半碗殷红的茶水，喝了两口，递给我，他说：“马罗叔她！我给你念一篇文章，你听了，谈谈意见。”
“那——我可不懂！”马罗摇摇头。
“没关系！你听听以后再说。”惠畅已经展开报纸，就着马灯的灯光，念起来了。
我和马罗香啧啧地抽着“海河”牌香烟，坐在火堆旁，静静地听惠畅念《小河秋高》。马罗很不自然，大约是受宠若惊，格外用心地支楞着脑袋，连咳嗽也压低了声音。
惠畅敢于给马罗念自己写下的小说，也令我钦佩，我至今没有这样的勇气。我的那些稿子，在整个人口开始出现膨胀趋势的中国，只有一位读者，这就是惠畅；寄出去的稿子，我一直怀疑报纸或杂志的编辑是否有耐心将其读完，充其量是半个读者。我尽管知道许多作家都把稿子读给工人、士兵或农民听，征求意见，再修改提高，我连给我父亲看一眼的勇气也没有，更甭说别人了，我觉得这种勇气需得有一个产生的基础，那就是作品有了一定的水平。惠畅的作品已经发表，无疑已经具备了这个水平。我离这样的水平还差得不知其多远呢！
惠畅在昏暗的灯光下，困难而专注地辨别着报纸上的字迹。我回过头看时，马罗刚才支楞得又端又直的脖颈歪下去了，脑袋低垂着。这个吃饱了点心、蛋糕又喝足了烧酒的马罗，已经响起舒悦的鼾声……
我得到一个消息，公社里要办一个民办中学，教员将从全社历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择，选择将通过考试的办法。我跑到公社一问，果然属实，而且已经到了报考的最后一个限日，真是侥幸。我不假思索，在报名册上依次填下自己的姓名、家庭成分、学历、年龄和籍贯等，又接着填上了惠畅。
公社文教干部姓仲，戴着一副黄腿黄框的近视眼镜，瞅着我填过的表格。这是一位黑大汉，黑油油的脸皮，透着红光；厚厚的嘴唇朝外噘突出来，真像一位来自非洲大陆的异族人。他瞪着一双黑仁小而白仁多的眼珠，瞅着我，并不严厉，倒有点奇怪地问：“你咋填了两个人？”
“我给他捎带报名，他忙着哩！”
“不准捎带，要本人亲自来。”
“他有急事，他爸……病了！”我不得不撒谎，“他才托我来给他报名。”
“不成。”老仲摇摇头，直率地说：“报名时顺带目测体型。他要是破子腿、背锅腰咋办？”
不准捎带报名的原因，不过如此，我释然放心了，就给他吹：“你知道惠畅是谁吗？”
老仲扬起他的黑脸，眨眨眼。
“惠畅在省报上发表过小说！给民办中学做语文教师，谁能敌过他呢？”我说。
“噢呀！是他！”老仲眼里滑过一道不胜惊喜的光后，对我也热情起来，此时才想到让我坐下，问我喝不喝水，“我早都听说惠家庄有个回乡高中生，会写文章，没记住名字……”
我和老仲的第一次接触，就从此开始，而且喜欢他了，他对能发表一篇稿子的人所表示的热情和器重，使我自觉消除了心里诸多的界碑。
“没有问题，你报的两人都有效。”他送我出门，在公社院子分手时，恳切地叮咛，“你和惠畅都来参加考试，后日早晨8点，在小学校里。甭迟到了……”
“我不去。”他淡淡地笑笑，口气却不容置疑，固执地摇摇头，“我不喜欢教学这工作。”
我很丧气，又不死心，给他解释：“生产队里劳动太累了，干一天活儿，晚上就很难再熬夜，读书和写作的时间太少了。再说，学校里有收音机，有报纸，能听到新闻、时事……”
“所有工作中，我最烦教书。”他说，“那些鼻涕娃娃，无法交流思想和感情。打铃上课，下课又开会，晚上还得备写教案，批改作业。啰嗦！太啰嗦！使人无法集中心思……”
“当然……是啰嗦一些，可也有好的一面哩！”我说，“有礼拜，又有寒暑假……”
“我宁愿在生产队里劳动，也不想干我不喜欢的工作。”他不为我说的那些教学的优惠待遇而动心，“生产队里，其实也自由着哩！我急着要写一篇稿子，就不出工了，反正生产队的工分不愁没人挣，队长才不计较哩！学校就不行了。缺一节课也得请假……关键是生产队里没人管我，学校对教员管得太死太严，我这个人哪……就怕有人整天在我屁股后头嗡嗡！”
“据说给民办中学的教员订下三十块工资。”我说，“有这点收入，我们可以买点书，买点稿纸，也能……买一盒烟抽了……”
“哈呀！我可不为五斗米折腰……”
我这时就说不出话了。我的家境，似乎比他的已经很困难的经济状况还要糟，我得折腰去挣那三十块钱的月薪。我不能忘记，为了去市里听那一场文学讲座，我怎样难为情地向父亲提出了要一块钱的盘费。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不能再为一块钱向父亲张口，我宁愿去做那种其实我也不大喜欢的教师的职业。
“你愿意教学，你就考去。”他说，“我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当然，我不是像邢燕子那样扎根农村，我是为了文学，为了我追求的文学事业，同样要扎根。”
“民办中学是公社办的，也没脱离农村嘛！”我听到关于扎根的话，忍不住申辩我的见解，“在农村的民办中学工作，接触的生活面更宽了，比在自家门口能更多的见识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