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姗姗说：“童老伯是有名望的法界权威，可是却等于赋闲，太气人了!其实，能者应当多劳。只是我们的蒋主席兼职太多了。有人统计，他兼着行政院长、总统等等主要职务不算，更多的是兼着军官学校校长、步兵学校校长、炮兵学校校长、交辎学校校长、工兵学校校长、骑兵学校校长、海军学校校长、陆军大学校长、军医学校校长、中央政校校长、中央大学校长……大概兼了三十七个校长。有趣吧?”
大家哈哈笑了一阵。
童霜威接着说：“对国事我也很忧虑。抗战初起，民国二十六年冬天，我在武汉见到于右任时，他对我说过：国共合作救中国，合则两益，离则两损，是历史的鉴戒。团结起来，动员群众一致抗日最重要。再像以前那样兄弟阋墙是绝对不行了!这话说过已经六年了，抗战则快六年半了，他这话在我脑子里印得很深。我觉得确是说得好，只是可惜做得不好。在这中问，我认为主要责任总是该由国民党来负!执政的是我们，力量比人家强大，老是用欺压的态度，老是想用杀人灭口的态度，怎么行?”
燕翘点头叹口气说：“是呀。其实，国民党该自己励精图治。你的政治清明，百姓拥护。你的抗战努力，军事胜利。日寇被打败之日，你蒋某人就是了不起的民族英雄。你的威信人家毁不了，只怕自己毁自己!你有威信，民心所向，你还怕什么共产党反对呢?可是，自己不争气，弄得骂声载道一塌糊涂，能怪谁?”
燕寅儿插口说：“现在最失民心的是特务横行!”她那略带磁性的声调特别清晰入耳。
燕姗姗深刻地说：“其实也不仅特务!现在是政治上腐败，经济上溃烂，军事上无能，百病丛生!”
家霆一直沉默，这时说：“确是百病丛生。各种病里，最严重的是恐共病和仇共病。恐共和仇共，并不可能把共产党怎么样，却造成了特务政治，使百姓受害。特务就是害这种病的人指挥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就是生这种病的表现。”
燕翘听了，说：“你一直沉默着，我就在想，你的文章《间关万里》等等，我都读了，都写得很好。为什么不听见你说话呢?你一开口，果然不负我之所望，说得挺有意思。”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喜欢家霆的感情。
燕寅儿玩笑地用四川话说：“人家口才可好呢!到我们家来似乎有点拘束，成了乖娃娃，所以才嘴上贴了封条。”
燕姗姗笑着对妹妹说：“他不像你，到哪里都叽叽喳喳像只小雀子!”
童霜威也笑了，说：“寅儿在我那里话也不多。”他觉得寅儿讨人欢喜，这家人家也好，却不由自主地又惦起了欧阳素心。他终于又提起了冯村的事，说：“冯村现在也不知怎样了?真为他的生命安全担忧!”说着摇头，“特务的气焰太盛了啊!”
燕姗姗气愤地说：“我曾经不止一次考虑过，想干脆通过报纸把这件事捅出去，发则消息说‘渝光书店’经理冯村失踪了，据云是被秘密逮捕了。用这来取得舆论的支持，给特务施点压力，看他们能不能释放。可是，同父亲商量后，怕弄巧成拙，弄不好会送冯经理的命。中统来个不承认完全可能，或者干脆暗害了他也完全可能。于是，只好等待陈玛荔出力了!”
燕翘说：“特务的事，难以摸底。要干干脆脆把冯村放出来，除非有蒋的手令，这手令，是无法去拿到的。说实话，我们也不算太小的人物，可都是徒有虚名，特务是不买账的。姗姗的意见对，只好等一等，叶秋萍回来了，看陈玛荔怎么办。陈是通天的人，她有力量。童先生，你可以再去当面找找她。”说着，叹气，“不是投鼠忌器，参政会上我早把冯村被捕的事捅出来臭骂他们一顿了!”
童霜威和家霆也只好沮丧地点头。这次在燕家的谈话，使童氏父子对这家人的印象更好了，觉得这家人正派、待人真诚，给人温暖。但冯村的事没有下文，父子二人的心情总是波动。每当秋雨霏霏，尤其夜雨绵绵的时候，听着雨声和远处江上轮船闷声闷气发出的短促尖利的汽笛声，心里总是十分难受。
家霆不是不想常常去找陈玛荔。为了冯村的事，恨不能天天都去催促陈玛荔，或者从她那里及时得到叶秋萍是否回来了以及冯村怎么样了的消息。可是，他有一种敏感，使他对多去接近陈玛荔感到不妥。难以恰切说出这种敏感，甚至有时怀疑自己这种敏感是否真实。他却不能不警惕地提醒自己：还是保持距离的好。心里这个秘密他无法对人诉说。对爸爸，不能说；对姗姗大姐和燕寅儿，也不能说。对陈玛荔，他也并不全是反感。她对他确实热情、坦率、关心。她说要在冯村的事上帮助他似也是真的，并不虚伪。反感是在于陈玛荔那种右的党气，那种有时过分亲昵和暖昧得难以说清的态度。这两样都是他受不了的。但，现在为了冯村，还是只有找她，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