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德宗嗣位之年，正文襄张公声誉踔起之日，抵击权贵，声震一时，有清流六君子之目，而文襄实冠其曹。尤难者，吴可读以一死位请懿旨，预定他大统之归，廷臣奉旨，阐明圣意，内阁集议，各执一说以上闻，类皆模糊影响之谈，文襄独援引经旨，侃侃谔谔，辨明继嗣继统之懿旨，以吴可读谓于不必虑者而过虑，于当虑者而尚或未及深虑。海内士夫读之，始景然于经术之可以黼黻文治也，几疑高邮王文肃、金匮秦交恭诸大儒复生今日，而翕然以湛深经术目之，谓足以继曾文正遵议大礼一疏之后。自是以来，京朝风气丕然一变。士大夫始知朴实之可宝，一扫咸同以来拘虚空疏之习。此文襄之学问，有以牢笼于一世，而卓然开风气之先者也。若沾沾以平反东乡冤狱归美文襄，此其浅焉者矣。
洎以领节钺，镇封疆，三晋为其发迹之地。承丁戊大祲之后，锐意以辑流亡，振吏治为事，截抵摊捐也，办理清查也，抵补铁价也，禁止水礼也。他若大修太行官道，奏减五路差徭，凡足以苏民生之疾困者，无不惟日孜孜，与民更始。见之者以为林文忠之抚吴，潘敏惠之抚皖，不是过也。而其烛照利弊，能先天下而痛除毒害者，则犹在于严禁境内栽种罂粟。使朝廷诚于此时，著为令甲，颁行天下，其流毒何至如此之烈！尤足以动人之悲思者。俄而擢任两厂，迁移两湖，即又毅然以开通风气为天下先。请两广铁禁，试造浅水兵轮，筹设华侨领事，创办水陆师各学堂，奏开汉阳铁厂，创办机器纱织局，兴办京汉、川汉铁路，赎回粤汉铁路，争议澳门界约，凡其所设施、所规画，无非于端倪未著之秋，洞烛机先，造端宏大之，力辟当世之震撼危疑，而坚定不摇，卒底于成。当其事机盘错，万口噤声，人方虑文襄无下手处，而文襄独纡徐料量，如置器平地，靡不贴妥，又如东风吹枯，顷刻变色。由是海内之谈时务者，翕然归之。有识者至比之干鄂文端公开辟苗蛮，傅文忠之经略金川，谓其公忠体国，能为人之所不敢为，为国家树久远之计，不规规于近功，有过之靡不及矣。所微不慊于人意者，规模过大，更事过多，而用度或不免习于奢侈，举动或未免涉于固执，在粤时至开赌禁以充军饷，在鄂二十年，所贷洋款以千万计，悉以供行政上所糜之费，而抵抗舆论，力主压抑，时于晚年之行政上，微露其机。论者往往以是为文襄惜，然要而言之，三代以下，卒少完人，有大醇者不能无小疵，理或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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