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智录》是一部模仿《聊斋》的短篇小说集。清解鉴撰。共十一卷，收短篇小说一百三十馀篇，约二十万字。各家书目均未见著录，仅见于（光绪）《山东通志·艺文志》。所引李佐贤《石泉书屋类稿》载《益智录序》称其“远绍《搜神》、《述异》、《齐谐》志怪之编，近仿《聊斋志异》之作，笔墨虽近游戏，而一以劝惩为主，殆主文谲谏之流欤”，可见当时《艺文志》编者也未见原书，因而据李佐贤《类稿》所载，仅列其名而已。作者标书名《益智录》，殆要借此益人神智，有裨世教也。
作者解鉴，字子镜，号虚白道人，济南历城人。生于嘉庆五年，博学工诗，雅好诗文，少应童子试，但名困场屋，一生不售，终未获衿。晚年绝意功名，隐居济南东北之黄台山，以训蒙为业，著述自娱。生平慕蒲松龄之为人，因仿《聊斋》笔墨，记述见闻，泚笔条记，广采博收，于咸丰同治年间著成《益智录》一书。关于作者生平，各家传记方志皆不见载，唯《益智录》稿本所载诸家序中，有涉及其生平经历者。咸丰年间沧州叶圭书曾两任历城知县，其《益智录序》对解鉴生平所记最详，称“历城解子镜，名鉴。爰访其人，而历邑鲜有知其姓字者。嗣闻其设帐于黄台山，在城北八里许，因宛转招致之。无何，扣扉见访，则皤然一白叟也。询其生平，自云：少应童子试，至老不遇，卒未获衿；家贫，恃训蒙为业，今行年已六十矣。其人清癯鹤立，意致温雅，语言讷讷，如不能出诸口。而于诸子百氏之书，多所涉猎，工文善诗，究心于古。此编则诵读之馀，戏仿淄川蒲氏《聊斋志异》而成者。……解子才非不逮，徒以恂恂乡党，不慕浮华，不矜声气，坐使名字不出于里閈，士大夫几无有知其谁何者，斯非一不平之事耶？顾余宰历城时，解子犹应县试，余以风尘栗六，竟未物色及之。今余解组将归，解子已笃老，乃始相与扼腕而叹也。呜呼，晚矣！”尹亦山序中对于其创作《益智录》的情况亦有表述：“……始知先生为历下名流，一时宿儒，而命薄时蹇，试辄不售。于是绝意功名，授童蒙于黄台；殚心著作，富搜罗于青箱。虽街歌巷议，传之即为美谈；而目见耳闻，著手皆成佳话。以满腹绣虎之才，拘来社鬼；拈一管生花之笔，写彼城狐。乃牵萝补屋，惟知安夫清贫；而哀雁悲蛩，藉此抒其怀抱。嗟嗟！先生之才若此其富，先生之遇若彼之啬。先生之境益苦，而先生之书不自觉其益工矣。”解鉴《自序》中也称：“幼时学八股文字，亦尝逐队英雄，决胜负于风檐寸晷，名场潦倒，垂四十年。今老矣，不复问画眉深浅矣。娱闲斗室，百氏逍遥，左图右书，泊如也。每忆阮瞻无鬼论，笑其迂拘，因述见闻，泚笔条记，质诸同好，咸谓解颐。颜以《益智录》，友人所标目也。”对于自己一生经历有简要概括，并对自己创作《益智录》的原委作了简介。从这些序言中，我们可以了解作者生平之大概和创作《益智录》的一些情况。大概正因为作者不矜声气，早年功名不中，晚年绝意功名，隐居黄台，日以训蒙为业，致使其名鲜为人知，连《历城县志》亦未见载，《益智录》也一直湮没，不为人知。
《益智录》是规仿蒲松龄《聊斋志异》体例而作，不论其题材内容、情节构思都明显受到了《聊斋志异》的极大影响。从形式上看，其取材范围与《聊斋》相近，大多为人间奇闻，鬼狐异事，花妖精魅，奇闻异说，广采旁搜，随笔条记，这与蒲松龄设茶柳泉采择故事相类。在小说结构上，与《聊斋》相近，多以人物作主线，通过叙述人物的生活经历或生活断片来展开故事。其小说每篇短者一、二百字，长者四、五千字，而以中长者居多。每篇后皆有“虚白道人曰”，发表议论，揭示题意，与《聊斋》“异史氏曰”相类。从内容上看，《益智录》描写人与人、人与狐鬼、人与动物之间的故事，许多篇章狐鬼是主角。与《聊斋》相同，篇中的花妖狐鬼皆具人情，变化为人，使人不辨其为异类。作者描写它们与人的交往故事，从而反映人间的世态人情，诠释作者劝善惩恶的创作主旨。其内容大致可分五部分：一、崇德劝善故事：这是《益智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故事，作者歌颂德高之人，鞭挞无德之人，最后体现有德之人必获厚报的正义理想。作者抱着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以善恶报应作武器，来实现其惩恶扬善的目的。如小宝之母拾金不昧，终使贫困母子获巧遇《小宝》；聂文焕虽年逾知命，无资赴试，仍把诸戚友助其赴试之资全部用以解救雷姓夫妇，终使自己考中进士，官至太守《聂文焕》；《恶梦》、《来生债》等则写有人多行不义而终受恶报的故事。二、恋爱婚姻故事：与《聊斋》一样，《益智录》中也有许多篇章是描写花妖狐魅及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故事的，如《阿娇》、《苏玉真》等。在这些爱情故事中，虽然作者并不能摆脱“父母之命”的封建婚姻信条，但作品中的主人公却多能自觉追求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与封建家长的束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抗争，反映了他们个性意识的觉醒和作者对他们爱情追求的同情和支持，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三、家庭故事：写家庭中父子、兄弟、夫妻相处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作者赞扬和睦友爱的家庭关系，谴责那些夫妻反目、兄弟仇敌的家庭关系，呼唤互助互爱的亲情，如《上官勇》、《金瑞》、《李义》等。四、人生遇合故事：多叙某人发迹变泰的过程和奇遇，如《琼华岛》、《应富有》等。五、记述奇闻异事：其中有人间奇案故事，如《路案》、《冤缢》；有叙术士故事，如《请乩》、《申术士》；有叙人与动物故事，如《义狼》、《白猿》；有叙人间异事，如《贺举人》。有些内容涉及当时人物，对保存文献也有一定作用。如《陇州三案》记述了马国翰任陇州知州时所破三件案子，《张春娇》记诸城刘喜海任浙江廉访时所破之案。
同时，《益智录》在艺术描写上虽难望《聊斋》项背，但也有可取之处。其语言质朴清爽，情节结构上善于铺垫，把矛盾一步步蓄积，最后再推向**，极力翻腾，深得蓄势之法。如《阿娇》叙于生和阿娇的爱情婚姻故事，有五成五破，环环相扣，因果相生，紧处忽松，合处忽离，用笔曲折起伏而又布局谨严有法，取得了较高成就。
《益智录》并非作者的游戏之作，而是作者欲以笔墨疗补社会，以求有裨于人心世运之作。书中所及故事，或探奇猎异，或谈鬼搜神，大半以游戏之文而寓劝惩之意。他学《聊斋》体例，拘来社鬼，写彼城狐，“有箴规之意，无愤惫之私，”立言心平气和（孙官云序）。作者站在疗补社会的立场，立足于劝善惩恶，希望借道德教化的力量来教化人心，呼唤正义与友爱，这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是一种有益社会的力量，有其进步意义。但也正因为如此，《益智录》不能像《聊斋》那样寓意深刻，呵神詈鬼，嬉笑怒骂，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而是一味求其淳正中和，实际上美化了封建的忠孝节义，宣扬了宿命论和因果报应思想，失去了应有的对封建社会批判的锋芒，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显示了作者的思想局限性。
《聊斋》是古代短篇小说的顶峰之作，与《聊斋》相比，《益智录》作者显得才学不足，其作品虽也有形神皆似者，但终觉缺乏神采，缺乏独有的创作个性。有些篇幅模仿迹重，情节亦有相似之处。
《益智录》的成书是一个过程，是作者随笔条记，日积月累逐渐著成的。光绪《山东通志·艺文志》不载其卷数。作者《自序》作于咸丰六年，此时方有数卷。书初成，作者即携稿四处请教，且索名家序。至咸丰十年孙官云为其作序时，已成八卷；至同治七年张葆諴为其作序时，称已有十卷。而据现存作者稿本书前所列目录仅前十卷有目，第十一卷有卷而无目，不知是作者仍在续作，未及整理补充，还是有其他原因。但光绪十九年解鉴同乡宋翘所见《益智录》稿本已有十一卷。书成之后，因作者家贫无资，虽有刊刻心愿，但并未实现。据本书卷七《陇州三案》载，历城名人马国翰读其书稿后，大为赞赏，作题辞六首，并于多数篇章末写有批语。知解氏清贫，言愿出名邀同人，代求捐输，以作刊刻之资。但举意未久，马国翰即去世，因而《益智录》一直未得刊刻。光绪十八、九年间，解鉴同乡宋翘见到了《益智录》的原稿本，言“闻原稿旧有三部，后失其二。仆所见者，卷端有叶芸士先生手书行草一序。抄选讫，仍还故主”，并言“是书出迄今垂三十馀年，吾乡并无传抄，遑问国与天下。诚有如叶令所云：名字不出里閈，士大夫鲜知其谁何。斯非不平之事哉！”宋翘于光绪十九年对《益智录》进行了整理，删定十一卷为八卷，对每篇内容皆有或多或少的删减和文字修改，有时删减更达八、九十行，许多篇章删去了“虚白道人曰”及时人评语，已难存原貌。多数修改质量也较粗糙，宋氏删去部分情节后，有的文意已难贯通，也未再加以细致的整理和加工。其中多篇已整篇删去，最后仅抄选八十七篇，改易之处也未加注明。这可以说是《益智录》流传中的一大损失。宋氏删订之后的本子以抄本存在。据宋翘言，“仍还故主。改为《烟雨楼续聊斋志异》”，欲“谋呼将伯，勉付手民”，欲行刊刻，并作了“刻烟雨楼续聊斋志异改本例言”六条。但并未见有刻本的著录和流传，且其抄本尚有改动未定之处，似是稿未定即中辍，因而刊刻之事也未有结果。《益智录》原稿经几代相传，后解家式微，书稿渐亦散落。民国间毗陵周菊伍从岱北书局发现了残稿，重值购回，惜已不全，仅存卷一、二、三、五、七、八六卷。卷后周菊伍题识云：“右《益智录》，解子脱稿后，限于经济，未付手民，是以世无刻本。此原稿乃解家传世之宝，数代藏之。今其后人式微，流落书肆，展转借阅，散佚不全。癸未秋见诸岱北书局，虽缺第四、六、九、十、十一等卷，而瑕不掩玉，因出重值购归。”“乙酉八月拜读一遍，并妄加眉批，老蠹又记。”则周菊伍得此本在民国三十二年。此本是现发现的唯一一部《益智录》的稿本。其半页九行，行二十一字，天头有眉批，文中有修改之迹。卷前有咸丰同治间叶芸士、李佐贤等十六人序，马国翰等题辞，解鉴自序；又有全书目录，其中第十一卷有卷而无目。但此本未收光绪间宋翘所见本所载同治五年三韩松亭氏何毓福序；卷端叶芸士序未如宋氏所见为叶芸士手书行草，而是行楷写成。宋氏删订而成的《烟雨楼续聊斋志异》，其中也有非此本《益智录》前十卷中之篇目，应属第十一卷内容。可见此本并非宋氏所见之本，而是一誊清的稿本，是遗失的那二个稿本之一。
此次整理，第一、二、三、五、七、八卷以残存的《益智录》稿本为底本，删除书中眉批，保留篇末的评语。稿本中的文字修改之处，从其修改方式、字体、墨色等看，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作者（或誊稿人）因抄写笔误、脱字、衍字而改。如卷二《李义》“义妻生子曰：‘娶妻生子，恩同昊天，怨何敢有？’”前一“妻生子”明显系抄衍，故点掉。卷五《翠玉》“且且美人而思之，亦徒然耳。天不能为君一己之私，令月老系赤绳也。”后一“且”字被改为“见”字，“为”字是脱字，被补上。从其字体墨色看，可能属作者原改。二、周菊伍改者。如卷三《义狼》篇首二字“省会”改为“历城”，眉批曰：“‘省会’二字太混，故拟易之。菊伍”。周菊伍的改笔，往往从旁加注署名，故易于辨别。三、难定为何人改者。从稿本篇末评语上留下的阅者笔迹看，在稿本上有改动的可能还有李瑜、渔樵散人、杨子厚、秦次山等。如卷一《何福》稿本文字为：“因汝奸淫而死，汝自拟抵，尚望生还乎？”改者改为：“‘被汝污而死，汝应拟抵，尚望生还乎？’乙俯首无辞，论罪如律。”并加眉批“论罪如律句，似不可少”。依其笔迹、墨色，似为渔樵散人改。卷二《于媪》“何苦如之”改为“悲填胸臆”，依其笔迹，似为李瑜改。其中尤以卷八《矫娘》篇改动最大，全篇皆改，并于卷末识云：“文妙事妙，嫌词多繁复，以私意略节之，诚不知其点金成铁也。”难定改者为谁。另外，可能还有其他阅者在原稿本上作了改动，但并未留下名字。可见稿本中修改情况比较复杂，各种改动混杂一起，有些明显为后人改动，有些可能是作者原来的改动，但是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哪些是作者原来的改动，如果仅依其笔迹墨色来判定，难免间有臆断之处，因此为保持原稿本的原貌，整理中对于原稿文字明显错误，或是脱字、衍字，经改动而正确的，就予以保留，不再加以说明。如前举《李义》“妻生子”三字，属衍字，直接删除。《翠玉》“且且美人而思之”，后一“且”字直写作“见”。卷三《琼华岛》“向方欲再问风土人情”，“再问”二字是旁补的，但无此二字则原句不通，故直接补入。而对于原稿上其他的文字改动，原稿只要能读通，就恢复原稿文字原貌，不依后人改动；原稿上被圈掉、点掉的字，原稿若能读通，也给以恢复保留。如卷一《小宝》：“张倩李代迎，身即以女嫁之；而以女嫁之，并不知其李戴张冠。”前“以女嫁之”被改为“以李为张”，虽然从语气上“以李为张”句意更佳，但原文“以女嫁之”亦通，故恢复原稿文字。卷七《路案》：“问其布或市于集，或市于某甲，”“或市于集”四字是旁补的，无此四字，原句意亦通，故亦径直删除。又卷一《柳逢春》：“某处有地一段，左邻系某地若干亩若干亩，竟不与闻，作价千馀千卖于某为业。”后一“若干亩”被点掉，虽然“若干亩若干亩”这种重复用法在此处不很贴切，但原文句意亦能通，故给以恢复保留，以保持原稿原貌。而原稿序跋中的改动，字迹只有一种，所改之字多是抄写笔误，应是作者自改，故予照录。这种存取原则，可能要牺牲作者本人的一些正确和合理的改动，但也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鱼目混珠，保证了原稿的版本价值。 原稿所缺的第四、六、九、十、十一卷依稿本目录顺序从光绪间宋翘删订本补入，篇名依宋改本。第十一卷篇目顺序以其在宋改本中出现的先后而定。全书依实存篇目重列目录于前，原稿本目录作为附录二，列于书后。原稿本序跋，除解鉴《自序》列于正文前外，其馀皆列于书后，并收入宋翘删订本《烟雨楼续聊斋志异》所收何毓福序和宋翘《改烟雨楼志异元序》、《刻〈烟雨楼续聊斋志异〉改本例言》，作为附录一，以资读者参考。原文中的异体字均改为规范简化字，通假字、个别不宜简化的繁体字，则仍其旧。
整理过程中得到了李伯齐教授的指导帮助，整理稿并承精心审读，又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冯伟民编审、责任编辑周绚隆先生细加订正，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忱。
本书的整理、标点，必然仍多疏漏之处，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王恒柱199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