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五口之通商也，外洋出入之货，多定以税则，载入条议，惟鸦片以新例初颁，衅端由是而起，既不便申明前禁，又不便擅定税章，遂置此项于不议。各洋商历年进口之货，以此不入税者为大宗，而吸食兴贩之徒，竟明目张胆以趋附。印度鸦片之税，岁增至八千余万卢卑。窑户居奇，关胥中饱；国课支绌，军饷浩繁。咸丰五六年间，东南各省奏请抽厘充饷，始自江苏之上海，定以每箱二十四两，以二十两归入军需支拨，四两为办公经费。其后粤匪窜入闽界，闽督奏请援照江苏从权办理，复以军饷紧迫，向洋商贷银五十万，约以扣税归款。旋经兴泉永道出示，定以每箱洋银四十圆外，加费八圆。浙之宁波，有本地行栈与洋商往来，议定箱价，愿赴官包缴月厘。其他若江西之河口，安徽之屯溪，皆以此为厘金大宗。其征税，则始于咸丰九年。
先是，八年，上海会议《通商税则善后条约》，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等与英、法、美三国公使额尔金等面议，谓税则内所定出口进口之货，均按照百中抽五以为则。惟查洋药系例禁进口之物，现因定税弛禁，通融办理，应与各货分别征收，另立专条，以示限制。三国皆以为然。乃于《上海税则善后条约》第五款内开：向来洋药不准通商，今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准其进口，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惟该商只准在口销售，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获送。即《天津条约》第九款所载，英民持照前往内地通商。又二十八条所载，内地关税之例，皆与洋药无涉，其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嗣后遇修改税则，仍不得按照别货定税，止准照新章买卖，敢违此例，所运货物，全罚入官等语。浑其名曰“洋药”，以昔年原照药材上税故也。当经王大臣等会户部议奏，略言洋药一项，除系官员、兵丁、太监人等照例治罪，又私售藏奸聚集者照聚赌例治罪外，其余民人概准买用。凡外洋及内地客商在各省关口贸易者，均照酌定税则。上海一口，议定每百斤税银三十两；所有各海口及天津关，均系一水可通，再内江河面凡船只能到各税关口者，均请照上海一律输税。至崇文门及各省由旱路转进者，均请每百斤减税十两，作为脚费。
一切缉私章程，均照各关税口，毋庸另立条款，以归简便。各省关口，于所征此项税课，不必归入各关岁额报部。自接到部文之日为始，三个月将所征税银两簿，一面报部，一面起解交库，不准奏留拨充用项。其民间买用，于九年三月初一日，出示晓谕，一月以后，悉照新定条例一体遵行。奉朱批：依议。
于是鸦片之禁大弛。其列入税则也，人多谓英人利己损人，不顾公论，强请而后允。访之局外人，不尽然也。盖当日粤中互市定例，以货易货，不得易银出洋。彼以洋布、呢羽易我丝茶，商情多不踊跃，示以鸦片，则争先恐后。嗣又屡以鸦片违禁肇衅，虽逐其趸船至外海，而奸徒偷运如故。英人见我嗜之甚，遂谓与其以是肇衅，曷若量请弛禁，尚可保承平，敦和好。是此次之入税，亦我华人先有以召之也。
考洋药按百斤征税三十两，原系征之海口，征之洋商，今约内声明一经离口，即是中国货物，则此后运入内地之洋药，皆系征之华商，与洋人无涉。其征之华商者，听中国办理，须照内地逢关纳税，遇卡抽厘章程。各省惟海口三十两之税一律照办，余则收税收厘，应酌量情形，随时随地，或增或减，悉听中国，外国不得干预。乃上海方按章程举行，而英国驻京公使威妥玛报称上海设局抽厘，于进口税银三十两外，另收银五十两，与条约内明文不符，商民不便。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行文江苏，旋准咨覆，洋药进口，每百斤征洋税三十两，售与内地商人，征华税三十两，厘捐二十两，是征之洋商者，仅有三十两，其余五十两，皆征之华商与洋商无涉。由总理衙门照会威使，始不能辩。续据总税务司赫德在京呈递清单，内称：洋药抵中国者，每年约有七万箱，收厘太重，即起保私偷漏之端。现议有两法：一则进口时，征一次重税，每百斤六十两，完税后，准往各处，不复另征别税；一则进口时，按则征收洋税三十两，再征华税十五两，准在通商之本府所属境内，不再加征，一出本府之境，应听凭地方官随时设法办理。就王大臣谓洋药一入内地，总以由中国任意征收为是。赫德言：“今上海办法，并无起色，如照单办理，征洋税三十两，华税十五两，犹恐不无走漏。是以到香港者虽有七万箱，而单内可稽者，约只六万箱。若照内地办法，另征税银三十两，厘捐二十两，窃虑有名无实，收税愈重，走漏愈多，恐所征者，尚不如每百斤仅征四十五两之多。”经王大臣等奏请将单发南北洋通商大臣妥议。又据赫德另呈洋药一款，内称广东省城设有洋药厘捐总局，如先在局纳厘五十两，即无庸在关完纳正税。亦经总理衙门行文入粤，仍照原议，洋商交税，只准在海口销卖，不得运入内地。其卖与华商后，如何征收税厘之法，洋商不得过问。又议定土货复进口，应听中国纳税抽厘，即使洋商影射销售，而征税征厘，悉与华商无别云云。于是外洋无从取巧，而各口走私偷漏之案层见叠出。广东一省为尤甚。窃以为威妥玛之争，欲便其洋药商人，厘轻则利重，此其私心执约以拒是也。若赫德总司税务，予夺出自中国，其论收税愈重，走漏愈多一语，诚有至理。所请进口时征一次重税每百斤六十两后，不再征，正以救进口后走漏之弊，惜其时初用洋人，未能据信其言。然税厘由关并征，即根于此也。印度运来洋药，以香港为总汇所，地既属英，我不能设关以征其税，而斤件固可稽其数。故赫德单内，有每年七万箱之语，但就六万箱计税，则其余皆走漏者也。单内详其漏税之口，以粤东为最，福州、厦门次之。香港系中国无税之口，四面皆海，离岸不远，而粤东水程多歧，因此大小各船均可到港。洋药物小价贵，偷漏难防。
其自香港运入粤境，亦非外洋船只，类多各乡村渡船、渔船，或贩私盐船，更有官设保私之巡船，不难指名。若有海关巡船往拿，则开枪炮抗拒，不遵查验。漏税之多，即以粤海一关而论，一年便有五十万两，则几二万箱矣。又据单内，照其所定每箱税银四十五两估计，各口每岁之税额，天津、牛庄、登州洋药，以每年二千箱算，应纳税约八万两；上海、长江一带以三万余箱算，应纳税约一百五十万两；福州以四千五百箱算，应纳税约二十万两；厦门以三千二百箱算，应纳税约十万两；广州以一万二千箱算，应纳税约五十万两；潮州以一千八百箱算，应纳税约八万两。此外台湾琼州、宁波等处，亦约有数千箱。此六万余箱洋药抵中国，各口税则之可考者也。赫德又以内地人之做洋药生理者，窑口一也，行户二也，烟馆三也。自许民间买用之令下，则与百货之开张者无异，而稽查税则势不能不设法办理。故单内言欲做此等生理者，须先赴关呈明，拟在何处开张洋药店铺，请领字号招牌，并颁给准充执照，方许开张。凡给照者，应以一年为限。请领准照之人，应分别窑口、经纪、烟馆三项，照内注明某项应纳银若干。若在通商港口请领执照者，无庸拘定限额，以符条约。又后开另款，内称：在上海做洋药生理，应由户部行文地方官，出示禁揽包揽霸市。
但验明有准照者，均随意在栈房或在趸船，不论与外国何人置买洋药等语，此亦惜未能行者。
光绪二年，英官马嘉理被害事起，英公使威妥玛会北洋通商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于七月二十六日在烟台议立条款。其第三端洋药一项，威使议请本国准为另立办法，与他项洋货有别，令英商于贩运洋药入口时，由新关派人稽查，封存栈房或趸船，俟售卖时，洋商照则完税，并令买客一并在关输纳厘金，以免偷漏。其应抽收厘税若干，由各员察看情形酌办。
威使上之英廷，议久不决，下印度总督核议。非英廷之难决也，盖印度度支赖是项税款者，十之三四，虑一经议定，中国既于海口重加其税厘，内地复随意抽收，于贩卖商人有所不便，即于印度进款有所不便，而于英廷尤有不便。印督中于商人之言，英廷复中印督之言，且烟台条款有益于彼者，已尽行之，此事遂置不理。其谓久议不决，特饰词也。
六年十月，总理衙门与美国驻京公使另立条款。其第二条曰：“两国彼此商定，中国不准贩运洋药入美国通商口岸，美国商民亦不准贩运洋药入中国通商口岸，并由此口运往彼口，亦不准作一切买卖洋药之贸易；两国商民，无论雇用本国、别国船，及本国船而为别国商民雇用贩运洋药者，均由各本国自行永远禁止。”维时，巴西国亦遣使臣喀姓来请立约，北洋李大臣与议，其第十四款与美约同。美巴商人，本无运售洋药者，论者谓是约无关重轻，而不知关系特重，盖将来与他国修约，据是以为成案，由渐而列之约章，可期尽遏来源也。
七年，南洋通商大臣大学士两江总督左宗棠奉诏入直枢垣，与北洋李大臣会商威使，加征洋药税厘，每百斤共银一百五十两，使价贵瘾减，寓罚于征，得以渐除，并加收土烟厘金。奏曰：“鸦片流毒中国，其患先中于市廛衙署，凡中人温饱之家，佚游燕辟子弟，聚处而嬉，用以遣日。比吸食有癖，积渐成瘾，瘾重而形神交瘁，于是资倾家破，而身命随之。内地罢民，抛腴地以种罂粟，Ｅ５９果取浆，名为土浆。其患先中于镇集乡村，凡食贫力作之人，游手无聊之辈，久且视为平常日用所需，不知禁令为何事。于是吸食者多，更成积重之势。华民之吸烟者多，洋药之销路亦日益畅。从前各海口每岁进洋药三万余箱，嗣渐增至五万余箱，近闻且增至七万余箱。而洋药之价，前时每箱百斤售银七百余两，近闻已减至五百余两。是销路之畅，由于货价之减，可知也，而洋人心计之工，亦可知。于此而严吸食兴贩之禁，法轻则易犯，令峻又难行；若奉行不得其人，非徒无益也。臣前督陕甘，先以禁种罂粟为务，饬各属随时查拔，以清其源。遇有洋药入境，则标识封存行栈，勒由原路折回，不准在地方销售。其故违者，察出焚之通衢。已著微效。
惟此法，行之一方为宜，若统筹全局，则令其由原路折回，滞于此者或销于彼，仍为不了之局。详察事宜，断非加洋药土烟税捐不可。税捐加，则洋药土烟之价必贵，价贵则瘾轻者必戒，瘾重者必减，由减以至断瘾，尚有可期。若徒恃空文禁制，丁役之弊索，官吏之欺隐，由此而生。案牍纷繁，讼狱纠扰。特恐政令不行，而闾里骚然，未睹严禁鸦片之效，而先受其弊也。
自古整齐世宙，不能无藉乎政刑；政刑之用穷，不能不剂之以罚。周课田功，有里布夫家之罚；汉重酒禁，有误酬免侯之罚，其明征也。近如海国土产出口，辄按其成本而倍征之。英人于好嗜之物，更加征两倍，亦与赎刑遗意相近。况加征洋药土烟税捐，意在加倍减瘾，以期坊民正俗，复厥本初，多取亦不为虐。且议加者，中国吸食之价，非取之出产之地外国兴贩之徒。
权自我操，谁能过问？稽经诹律，理有同然，而措正施行，又无烦再计决也。臣奉命与各国事务，责无可辞。曾于接晤英使威妥玛时，论及鸦片宜加征税厘，翼可减瘾，威妥玛亦无以难之。适李鸿章至，臣偕赴总署，与威妥玛会商一次，李鸿章又独与威妥玛晤商两次，威妥玛意见不同，语多反覆，而于加价一节，尤断断然若重有所惜者。臣等如从其后议，以每箱八十两为定则，加数甚微，不但瘾无由减，适足为兴贩洋药者广其销路，而内地种罂粟贩烟土者得以藉口，并加征捐厘亦多窒碍。
是与拟增税捐，期收实效，本谋大相刺谬，而其事且有所难行。
兹拟总口原征洋药进口每百斤税银三十两，仍由总口征收，毋庸置议外，其总口厘捐，由中国自办，于总口附近地方，设立总局，遴委廉干大员，总司洋药厘捐。凡洋药进口完纳税银后，听洋商分销各口，或留存趸船，或起存行栈。税务司查明箱数，报知总局复验，登簿盖印，设立三联票，一存总局为票根，一填发税务司为备核验票，一给洋药商人为运销各口验票，三联骑缝钤印，编立号数，彼此执存，轮流互核。遇有偷漏及土烟夹杂诸弊，无难一览而知。似此销路一清，讥禁可得而施，市价相若，税厘可得其实。以言增加税厘，期收禁烟实效，庶有当焉。至于增税加厘办法，各有攸殊。或议于总口征洋商之税，即并内地应捐之厘而加征之，是为合办；或议于总口照税加厘外，于内地分销各口加征华商之厘，是为分办。两者衷诸一，是朝廷执中有权，推之而准，与洋人毫无干涉。按照现今厘章，于两起两验中，寓周代儆惰农，汉世严酒禁遗意，每洋药百斤统税厘合计征实银一百五十两，理法均得其平。总较之洋法，别国土产货物进口，照本征税，其嗜好之物进口征加两倍，轻减为多。而以古昔省刑薄敛之意义论之，固考之不谬，而质之无疑者也。若内地私种罂粟，所造土烟，行销浸广，应即照洋药税则，加捐示罚。惟土烟味淡气薄，吸者弗尚，其价值亦较洋药为轻，税厘之加，未宜与洋药一律。如按其斤重价值，准洋药推算议加，乃与罚捐之意允协，而贫难之民因惜费而减瘾，其实效亦复相同。”
奏上，光绪七年五月初九日，奉上谕：左宗棠奏禁食鸦片请先增洋药土烟税捐，以收实效一折。鸦片流毒中国，为害甚深，近因民间吸食愈多，销路愈广，于国计民生，大有妨碍。
朝廷轸念时艰，何难申明禁令，齐之以刑。惟虑陷溺既久，兴贩吸食之徒日众，空文禁制，既属徒法难行，讼狱滋繁，又将别增扰累。左宗棠所奏拟加增税厘，参用罚惩遗意，冀可渐挽颓风，不为无见。各省原定洋药厘捐，本较洋税为重，乃总计所收厘金，竟远不及进口之税。是承办之员，奉行不力，减成折收，任令奸商隐匿偷漏，巡役包庇分肥所致，情弊显然。左宗棠所拟每洋药百斤统税厘合计征银一百五十两，内地土烟价值较低税厘准照洋药推算征收，亦尚平允。此项系取之于吸食鸦片之人，与华洋各商并无干涉。著南北洋大臣、福州将军、各直省督抚、粤海关监督，将各关口及地方情形详细体察，将稽查征收章程悉心妥议，于一月内覆奏，候旨定夺。此事务在必行，该大臣等当熟筹办法，期于大局有裨，实为至要。原折均著抄给阅看。又奏香港偷漏过钜，请由广东督抚委员赴港查其出入之数，轻总理衙门会北洋李大臣，以香港久画为英埠，政令不及，若在港查其出入实数，仍不能不与英官商办等词覆奏。当增税之谕到浙，浙江巡抚谭钟麟、委道员蒋国桢，于五月二十八日，抵宁波总口，体察情形，浙省可加，而苏省以上海有洋人聚居处所，免厘之章，未便遽加。江浙毗连，加于此而不加诸彼，不啻为渊殴鱼。闽之于粤情形亦然。煌煌天语，率格不行。而罂粟之禁，自是转不弛而弛。嗣复经总理衙门与威妥玛商办洋药税厘并征，在香港设局，每百斤先收正税三十两，带征内地厘金八十两。威使仍有意推延，始终以咨回本国为词。维时有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者，德国人，上书北洋李大臣，请先奏派大员往印度查勘种制鸦片情形，兼探印度总督意旨。李大臣韪之，因派道员马建忠由津赴印，将应议各节带往，面商印督。印督亦深喜我国自操此项贸易之权，庶可缓缓断绝，即抽收税厘，亦可由我国自主。于是德璀琳建议办法十条，陈之李大臣。略谓印度每年运来鸦片约九万箱，即准此数，由中国就印度设局收买，运回分售，别商不得买卖，以三十年为限，每年递减三千箱。请印督晓谕种罂粟者，每年少种三千箱之罂粟，减至三十年，此患可绝。而英人又谓中国土植罂粟，年盛一年，宜先自禁，以是又不果行。然所议由官收买，立限递减，底于断绝，固至善也。办法附：（一）应奏明特简有名望、才略大员，先赴印度，与印督将中国现拟设局收买洋药，彼此均有利益各节，详细陈明，再赴英京伦敦，告知英廷，请将《烟台条约》第三端内之第三节删去。缘此条英廷从前未经允行，以致中国迄未举办。现既与印督商明办法，自应销除前节，另立专条，以昭信守。
（一）特简大员抵印度时，须详言中国受洋药之害已数十年，非不欲迅即禁绝，奈自今关税亦以此项为大宗，实亦难于禁止；而印度向以栽种罂粟为立国之基，若骤欲禁绝，揆情审势，亦断办不到。现在彼此商议以三十年为限，每年印度运到中国洋药，以九万箱为则。自立约之年起，此九万箱统由中国派员设局收买。以后按年递减三千箱，至第三十年限满，洋药即可断绝。印督须将此意，晓谕通国种植罂粟之人，遵照按年少种三千箱之罂粟，减至三十年，此患永除。在中国不禁之禁，而在印度并不减少饷源，又得禁止毒药害人之美名。此三十年中，尽可设法变计，讲求树艺黍稷，皆能获利。又必须印督允准，除中国收运洋药之外，他商一概不许购买，即香港、新嘉坡、槟榔屿等处所需烟土，历年若干，亦应由出使大臣与英外部商定，查明按年递减，不准溢出原数，致被滋蔓。其印度属地有产洋药之区，亦由印督行知照办，并须印督派员在各该属从严稽查，以杜偷、漏、浮、冒诸弊。至外洋各口抽收税课，亦须商令照中国各口一律，以免畸轻畸重，致生弊端。
（一）印度洋药价值，自立约开办之日起，每箱需银若干两，此三十年内，不得加减。在印度设局收运，必须验明真正好土，然后按箱给银。
（一）印度总督须保其洋药除中国收买之后，不得分毫余胜。缅甸等国，一概不准购买，以免浸灌云南等省。
以上四条，与印度总督、英国外部商定之款，增损随时再酌。
（一）既与印度立约收买洋药，则中国罂粟本干例禁，自应请旨严饬各直省禁绝，否则无以服印度之心。
（一）设立总局，拟名曰“督销洋药局”，取销毁之义，派员总办，由此洋大臣主持，即在天津创设总局，香港、上海各设一总厂，其通商口岸各设分局。查照历年洋药进口税册，各该口每年进口若干箱，即分运若干箱，只准照此定数，亦按年递减，不准加多。
（一）洋药税课，每箱输关平银一百八十两，内拟提出十八两充作公费。缘开办之际，设局有费，缉私有费，察探有费，及逐年递减，通都僻壤施药劝戒，一切皆应有费。皆出自公费之内，非十中提一，不能敷用。
（一）洋药运到，各口存置栈房，不得零星寄顿。售出若干，即纳税若干。其税仍在该口新关完纳。无论运往内地何处，厘捐一概免完。各关监督、税务司、应令会同督销局，认真查察。
（一）在印度买洋药时，价值必须一律。抵中国后，除去印度原价及沿途水脚、保险、关税等项，其各口卖价，须由总局核定，禀报稽考。
（一）此项收买洋药之款，应由总办自向银行立约，言定在印度收买若干，即由该银行付银若干。俟洋药抵华售出，将银付还。其间往返，约两三个月，均以每年每百两七两合算，按月付息。其设局建厂栈各款，须各向银行借垫，即于每箱扣提十八两内，分年加息付给。均由总办之员，自行担承经理，如有短付情事，与国家无涉。
以上六条，乃中国自行办理之大略。所有详细节目未尽事宜，随时禀请核办。
九年正月，总理衙门仍持七年左相之议，奏奉谕旨，饬出使英国大臣曾纪泽，将洋药加征税厘一节，与英外部商办，议久不决。十年九月初五日，奉皇太后懿旨，著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预筹军饷。十二月初八日，户部等衙门议上《开源节流疏》，其一为推广洋药捐输。内开：“查广东省光绪初年筹备海防，由藩司招商黄近源包抽通省洋药，捐银每年认交洋银四十二万圆，五年为满，每年递加二万圆。嗣于光绪七年，经两广督臣奏准新商李玉衡自光绪六年接办，每年包抽洋银九十万圆，仍五年为满。各省如能仿照广东办法，招商包抽，每沿海各省以百万两，不沿海各省以数十万两为率，均可得银数百万两。惟各省水陆情形不同，或有不能仿办，自应另筹办法。
查《通商善后条约》内开：洋药只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其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等语。是运入内地之洋药，如何征税，按照条约，洋人原不能干预。今拟不分洋药、土药，发给华商行坐部票，按票捐银，以助军饷。其行票一项，应填写商人姓名、籍贯，按年请领。每票定以十斤，每斤捐银二钱，经过关卡查验另纳税厘，并由各关卡于部票内，填注该货经过年、月、日上，盖印戳为凭，以杜重复影射。无票者，将货充公，并行严办。于行店坐票，填写铺户姓、名、字号、住址，无论资本大小，按年令捐银二十四两，每年仍换票一次。如无票者，不准开铺售卖，并行惩治。惟洋药一离口岸，散漫难稽，且私带私贩，如何防杜，应俟各省议覆定章，一律举办。其未经离口之洋药，仍照条约办理，不在此例。”十二月，曾大臣电奏“洋药税厘，现争到一百一十两，刻将议约”等语；而香港设局未据陈及，盖设局香港仍办不到也。
先是，左相督军闽省，奏请加闽省洋药厘金二十两，合原征之数共为八十六两，令江、浙各省一律加重，以免避就。苏省因于十一年二月十九日起，每百斤先加银二十两，浙省亦自四月初一日起，照加二十两，仍按开源节流议内所加之数也。
二月十五日，户部、总理衙门会奏曰：“查原奏内开：值此时艰饷绌，财源无可再开，拟请将局征华商洋药税厘，量予加重。
闽省洋药进口，每百斤完洋税银三十两，照旧办理，至进口后，华商贩运行销，每百斤征华税银三十两、票税银十五两、厘金银十六两、军饷银五两，共征银六十六两。今拟请加增华税银二十两，应收耗余各款，照章随正加缴。厦门向归包征，责令核数加缴。惟江、浙、粤东各省，若不一律议加，私贩避就充销，有碍大局。仰恳敕下江西、浙江、广东各省督抚，一律加重征收等语。臣等窃维洋药一项，流毒已深，一时禁绝未能，则加重税厘，正可藉资补救。第恐抽厘愈重，走私愈多，必须设法严查，方不致有名无实。左宗棠等以时艰饷绌，财源无可再开，请将局征华商洋药税厘加重，自系实在情形。拟请旨先行照办，以济要需。原奏又称闽省洋药华税议加，江、浙、粤东各省，壤地相接，若不一律加收，私贩避就充销等语，此亦势所必然，所虑甚是。应请敕下江西、浙江、广东各省督抚，一律加重征收，以杜奸商，而维全局。再江南为南洋总汇，上海尤为商船所聚，拟请一并敕下两江督臣、江苏抚臣，将洋药厘金酌量加重，以归画一。至严防偷漏，设法稽查，是在各省将军督抚委任得入，认真办理，庶私贩可绝，而实效可期矣。”
又片奏曰：“洋药一项，除洋税定章每百斤征银三十两外，各省厘税，尚未画一定章。在抽收局所，惟恐彼盈此绌，暗地减成；在贩运客商，无不避重就轻，任意绕漏。查光绪七年大学士左宗棠奏请加重洋药厘金，据各省督抚覆陈：直隶津海关向章，每百斤收正加厘捐银二十四两，地方善举耗资等银八两零；山东东海关向章，每百斤收厘金银二十四两；江苏、上海向章，每箱收厘金银二十五两，减为五五折；镇江每箱三十余两，减为四折；浙江宁波、温州向章，每百斤收厘金银三十四两，洋行、土行劳金六两；广东向章，每百斤收厘金银十六两，贴饷七两，海防经费膏厘元茶每百斤共收银四十八两三钱，白茶每百斤共收银五十六两六钱；江西九江关向章，由华商完纳水路洋药税银三十两；湖北汉口、宜昌向章，每百斤收钱二十余串；安徽芜湖关向章，仿照九江关办法；福建向章，与该大臣等此次所奏相同，惟尚有府局征厘四两八钱，及随缴各款耗余银两不计收数。此外，尚有商人包抽之法，此省有而彼省无，内地厘金之捐，此省轻而彼省重。至于未通商各省口岸局所，则有洋药、土药分别，抽收亦有不论洋药、土药一律抽收，且有与百货厘金合并抽收。办法既属参差，抽厘遂无确数。今且以洋药行销各口之数言之，上海、镇江二口，每年约销二万五千余箱；天津、牛庄、之罘三口，每年约销三四千箱；宁波、温州二口，每年约销八千余箱；福州、淡水、打狗、厦门四口，每年约销一万七千余箱；汕头、广州、琼州、北海四口，每年约销五千余箱，九江一口，每年约销一千数百箱；汉口一口，每年约销三千数百箱，合计每年各口，约共销洋药七万箱上下。
以报部抽厘之数言之，福建省每年报收厘金等款约银四十余万两，广东报部厘金数目仅二十余万两，江苏行销洋药最多，每年所收厘金不过十二三万两，浙江未据分析报部，其余各省，仅数万两、万余两不等，合计每年各口，除征收洋税二百余万两外，约共收华商税厘银一百万余两。夫以行销数多如彼，而报收数少如此，是抽收款项，多寡不齐，抽收章程，疏密不同，其间偷漏之患，中饱之弊，必有所不免。然尚能报收华税银百万两之多。若使各省一律征收每百斤合华商纳厘税银八十余两，姑不论英人每年运来香港洋药皆在十万余箱，即以每年进口有税洋药七万余箱计之，应可收银五、六百万两，实于军饷不无裨益。今该大学士左宗棠等，奏请闽省加增华税等因，已由臣等会同另折议覆。复念及通商各口，处处相通，不特江、浙等省，壤地相接，商贩必多绕漏，即如从前上海、镇江，减折征收，销数比他省为多，收数比他省为少。而直隶、浙江，皆以商贩避重就轻偷运沪上为言。应并请旨饬下直隶、山东、安徽、两湖各省督抚，照章一律加征，除洋税著有条约，应照旧办理毋庸议加外，至通商各口岸洋药进口，以后华商贩运行销，每洋药百斤统令完纳厘税银八十六两，向归包征者，应令按箱核数加缴，向有随征余耗等款者，酌定确数抽收。均在接奉此次谕旨后，赶紧定章。自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一日起，一律加征，不准藉端延宕，以杜畸重畸轻之弊。商人知随所往皆需此数，则趋避之术穷，偷漏之数自少。并令各省仿照浙省向办稽征厘税章程，于洋关之前设立局所，每日进货、售货各数，设法稽查。务与税关收数层层核对，以杜偷漏，更须严定章程，督饬地方官役水陆弁勇协力梭巡，如有大帮私贩，抗拒横行，拿获将货入官充赏，该犯照私盐律治罪。如并无抗拒情事，只按十倍议罚，以二成归公，以八成给赏出力员役弁勇。如私贩被人指报拿获，即于八成内分给一半赏给指报之人。如能缉获私贩洋药一百斤以上者，由该督抚将该官弁记功一次，积功五次，拟请准其照寻常劳绩章程，奏请奖叙。倘查有局员乾没，丁役卖放等弊，照侵欺钱粮例议处治罪。各省通商口岸抽收洋药厘金等款，务须按洋关结数起止日期，依限照报，并将局员职名，暨某口所销洋药斤重，分析随册报部，不准混入百货厘金所收银款，听候部拨，不准擅行动支。户部稽查收数，与关税收数，外洋贸易册数，层层核对，以杜中饱卖放及私自减折之弊。如与税关收数核较，大相悬殊，亦即将该局员等从严奏参查办。
该督抚等接到此次部文后，即将现办情形，及一切章程与委员职名，于文到十五日内奏咨立案，不准稍有迟延遗漏。”军机大臣奉旨依议。于是自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一日起，各省洋药厘金每百斤一律加为八十六两。按洋关结数起止日期，依限造报，不准混入百货厘金所收之数，听候部拨。如大帮私贩，抗拒横行者，照私盐律治罪。私贩洋药，入官充赏。缉获百斤以上者，官弁记功，积加奏奖。乾没卖放者，照侵欺钱粮例议处治罪。
一时雷厉风行，尽征尽解，然折减招徕，似所不免。开办经年，各省报收之数，仍无起色，而核计进口箱数，且知其偷漏益多。
按鸦片自印度诸处，必先至香港，转运通商各口。核每年至香港之数，转运各口外，必余一万数千石至三万数千石不等。
夫此余者，即谓香港及上海洋商船栈年终余存，与夫居香港，澳门华人自食，及煮膏运往美国诸埠、南洋各岛，多亦不过数千石、万余石，余皆漏入中国，而不输税厘者也。试合税厘计之，年中少征必数十万两、百万两。今将通商各关贸易总册，近二十余年运来洋药细数列下，其纪以西历者，缘海关沿用条约，以英月三个月为一结，皆以泰西年月结计税数也。
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四日起，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五年，至香港者，七万六千五百二十三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五万六千一百三十三石；余者，二万三百九十石。
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起，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至香港者，八万一千三百五十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四千五百十六石；余者，一万六千八百三十四石。
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起，六年十二月初六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至香港者，八万六千五百三十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九百四十八石；余者，二万五千五百八十二石。
同治六年十二月初七日起，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八年，至香港者，六万九千五百三十七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五万三千六百十五石；余者，一万五千九百二十二石。
同治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起，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九年，至香港者，八万六千六十五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五万三千四百十三石；余者，三万二千六百五十二石。
同治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起，九年十一月初十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年，至香港者，九万五千四十五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五万八千八百十七石；余者，三万六千二百二十八石。
同治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起，十年十一月二十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至香港者，八万九千七百四十四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五万九千六百七十石；余者，三万七十四石。
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二年，至香港者，八万六千三百八十五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一千一百九十三石；余者，二万五千一百九十二石。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起，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三年，至香港者，八万八千三百八十二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五千七百九十七石；余者，二万二千五百八十五石。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起，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四年，至香港者，九万一千八十二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七千四百六十八石；余者，二万三千六百十四石。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光绪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五年，至香港者，八万四千六百十九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六千四百六十一石；余者，一万八千一百五十八石。
光绪元年十二月初五日起，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至香港者，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五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八千四十二石；余者，二万八千九百四十三石。
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起，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至香港者，九万四千二百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九千二百九十七石；余者，二万四千九百三石。
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起，四年十二月初八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至香港者，九万四千八百九十九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七万一千四百九十二石；余者，二万三千四百七石。
光绪四年十二月初九日起，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至香港者，十万七千九百七十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八万二千九百二十九石；余者，二万五千四十一石。
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起，六年十二月初一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年，至香港者，九万六千八百三十九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七万五千三百八石；余者，二万一千五百三十一石。
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二日起，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一年，至香港者，九万八千五百五十六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七万四千五石；余者，二万四千五百五十一石。
光绪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起，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二年，至香港者，八万五千五百六十五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六千九百八石；余者，一万八千六百五十七石。
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起，九年十二月初三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三年，至香港者，九万四千三十六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八千一百六十八石；余者，二万五千八百六十八石。
光绪九年十二月初四日起，十年十一月十五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四年，至香港者，八万六千一百六十三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八千八百十九石；余者，一万七千三百四十四石。
光绪十年十一月十六日起，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至香港者，九万三百二十九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五千二百五十九石；余者，二万五千七十石。
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起，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至香港者，九万六千一百六十四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七千八百一石；余者，二万八千三百六十三石。
间尝约计吸食鸦片者，究有若干人。核之中国人数，约三万万，外洋一年进口鸦片，共一千万斤，五成煮膏五百万斤，节多补少，每人日吸烟膏二钱，一年则需膏四斤八两。以此计吸烟者，得一百一十一万余人。各省自种之土烟，亦如进口之数而两倍之。共得三百三十三万余吸烟之人。若三万万中，以四之一为长成之男，即七千五百万，则吸食鸦片者，仅逾百中之四。其数，以目前而论，似尚不多。特虑进口之数不减，或且逐年增多，各省自种者亦日广一日，则流毒有不堪设想者矣！海关税务司英人葛显礼，亦尝约计土烟之产，谓每年外洋来中国鸦片约十万石，有通商口岸之省分，如辽、燕、齐、鄂、皖、豫、苏、浙、闽、粤，凡十，每省以一万石计，则适合十万之数；余如汴、晋、秦、凉、川、湘、桂、滇、黔九省，为不通商省分，每省亦以一万石计，则需九万石。核之通各关贸易总册，外洋进口之十万石，实尚不敷辽、燕等十省之吸食。
试即台湾一境而论，台南之打狗，台北之淡水两关，进口鸦片，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至一千八百八十年，此五年中，每年合计必五千石左右。台境生番所居，半皆不吸烟，其半仅内地两府地耳。以此为则，则每一通商省分，吸食最少之数，视台湾加四倍，则需二万石矣。通商省分十则二十万石矣。外洋来者十万石外，此之十万石，何自来邪？汴、晋等九省，亦以十八万石计，此又何自来邪？据此，则自种土烟，每年得二十八万石。益见禁种之令难行，而征税准售之出于不得已也。十二年正月，总署奏请饬派邵友濂、赫德赴香港，与英官商办。先后回京，赫谓中国各口设法自行征收，固为正办，然须归各口税务司经理；邵谓运销洋药，海关实总汇之区，应于进口时先令封存，俟税捐完清给商起运，若运盐之就场征课。总署因有各关监督与税务司合力稽征之议。盖其时曾大臣于英京伦敦，业与英外部将洋药允中国税厘并征，每百斤一百一十两之约议定，于十一年六月七日画诺。其约名《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计十条附后：
（一）《烟台条约》第三端第一、第二两节所拟办法，现在议定，应由两国国家，日后再行商酌。
（二）《烟台条约》第三端第三节所拟洋药办法，今议定改为洋药运入中国者，应由海关验明，封存海关准设具有保结之栈房，或封存具有保结之趸船内。必俟按照每百斤箱，向海关完纳正税三十两，并纳厘金不过八十两之后，方许搬出。
（三）现在议定，凡照上节所载，正税厘金两项完纳之后，该货主即可在具有保结之封存处所，眼同海关将洋药拆改包装。
其货包各种式样尺寸，应由海关官员，会同该口领事官，预先酌定，听货主择用。如货主于此时请领运货凭单，海关即当照给，不取分文，其所请凭单，或每包一张，或数包一张，悉听货主之便。凡有此等运货凭单之洋药，运往内地之际，如货包未经拆开，暨包上之海关印封、记号、码数，均未擦损私改，即无须再完税捐等项。此等运货凭单，只准华民持用，而洋人牟利于此项洋药者，不许持用凭单运寄洋药，不许抽送洋药同入内地。
（四）现在议定给发凭单章程，各口一律，其凭单式样开 列于后：
为给发凭单事：照得单内所开盖用记号、码号之洋药，遵照每百斤箱应纳正税厘金章程，业经纳银共□□两，按照凭单 背面附刊上谕批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七月十八日在伦敦所定一 千八百七十六年九月十三日《烟台条约》之续增专条，凡照此凭单载运之洋药，无论在于何处，只查货包未开，海关印封、记号、码号，均未擦损私改，则一切税捐等项均免输纳，记号□□，码号□□，第□□，何处进口□□，发单日期□□，海关统务司签名。
（五）中国国家应许此等货包，在行销洋药地方开拆者，如有应纳税捐等项，或当时所征，或日后所设，或由明收，或由暗取，均不得较土烟所纳税捐等项格外加增，亦不得别立税课。如此等税捐，系照货价计课，即应将洋药与土烟价值相较均算，其较算之法，应于洋药之市价内，扣除进口时所纳厘金。
（六）现在议定，此次所定续增专条，应与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九月十三日所定《烟台条约》视同一律，其实力郑重之处，亦与逐字载入《烟台条约》无异。此专条应于画押以后六个月开办施行。此指两国批准文据，已在期内互换而言。倘期内未能互换，即自互换之日开办施行。
（七）专条所载洋药章程，议定照行四年。四年以后两国如有欲废弃章程者，无论何时皆可先期十二个月声明，一经通知届期即为废纸。惟议定：倘查所发运货凭单，于海口运送洋药前往内地行销处所之时，仍不免其输纳一切税捐等项，则无论何时，英国即有废弃专条之权。倘续增专条既经废弃，则洋药办法，应仍照现在所行之《天津条约》所附章程办法。
（八）续专条既经开办，如查其中有应行变通更改之处，两国国家尽可会同商议酌改。
（九）《烟台条约》第三端第七节所载，派员查禁香港至中国偷漏之事，应即作速派员。
（十）此次专条所改之《烟台条约》，暨此次议定续增专条，一并由两国朝廷批准。其批准文据，应在伦敦作速交换，定约大臣各奉本国国家之命，议定续增专条，画押盖印。此专条在伦敦缮立汉文二分，英文二分，共为四分。
时总署，户部已屡次集议，至十二年十一月始有成说：拟自十三年起，由各口监督与税务司，合力办理。虑各口开办仓卒，先于十一月廿六日，总署分函密致各口监督，略谓：“洋药税厘并征一事，凡进口先封存在关具结准设之栈房、趸船，俟有华商承买，每箱按约将税厘共一百一十两照数清完，始准起岸。其详细章程，亦与总税务司筹拟，日内即奏请举行。择明年西二月初一日为开办之期，诚恐仓卒为难，先布大略。惟奸商惟利是图，倘稍漏风声，必囤积居奇，豫图避就，候奏奉谕旨，再行电达出示。”其各口税务司，由总税务司先后将应办各节，通饬预为筹办。总署随会户部于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奏请饬由各口监督与税务司合力商办，以专责成。奏曰：“窃洋药税厘并征一事，上年二月户部会同臣衙门，奏请由各省自行开办。统计洋药每箱除正税仍收三十两外，厘金加征银八十六两，各口务令一律。原以厘金抽自内地，冀可收数见增。乃试办经年，各省报收之数未见起色，且核计进口箱数偷漏愈多。
臣等悉心筹虑，欲税厘之生色，总非杜绝走私不可，欲缉私之严密，非各关监督与税务司合力稽征不可。盖洋药之为物，可整可零，其质既轻，藏匿最易，即偷漏最易。今惟明定新章，刻期开办，饬各口同时举行。每箱并征之数，照约以一百一十两为度，于进口时，即应按照新章，封存海关准设具有保结之栈房、趸船等处，必俟每箱向海关完纳正税三十两并纳厘金八十两后，始准搬出，拆改包装，请领运货凭单运往内地，如货包于运往内地之际，未经拆开，暨包上之海关印封、记号、码数，均未擦损私改，即无须再完税捐等项。臣等以为刻下如照约举行，果能办理得宜，其益有四：新关职在封储，税司随时收解，互相稽核，涓滴归公，此利于国者一也；货入华商之手，厘税早清，沿途不再稽征，往来任便，此利于商者二也；不肖华商，每假设洋行，计图偷漏，口舌滋多，今则货未出栈，课已并交，奸商技无所施，案牍亦可清简，此利于官者三也；新章既行，洋药诸局卡可以裁撤，道路闾阎，无丁胥扰累，此利于民者四也。惟是口岸既多，用人必众，与夫购置巡船，添雇扦手之类，经费较繁。兹赫德拟呈节略，创始需款较多，逐年亦可递减。天下利之所在，即为弊之所生，臣等不敢谓责成监督与税司合办，必无流弊，特以此事定约已逾十稔，变计不啻百端，与其迁就观望，而巨款虚抛，何如立见施行，而利权自主。前者各省关皆以初无把握，招商包办，糜费徒多，税司除征正税外，未能相助，致难著效。一经定立新章，事在必行。
各监督受恩深重，自必激发天良，认真稽核。税司咸受中国禄糈，亦必破除情面，相与有成。即以每年进口七万箱而论，所收税厘，较之近年收数，必有起色。所以臣等反覆思维，以为舍此更无办法。其一切详细章程，容再饬各关道与税务司妥商酌核，总以宽筹经费，俾布置可以周详，并须严定考成，庶课项皆归核实。万一试办以后，窒碍稍形，亦可随时变通，设法补救。”得旨后，总署电饬各省关定于十三年正月初八日为各厘局停止之期，初九日为通商各关税厘并征开办之始。凡洋药进口，由各该关税务司查明，封存准设具有保结之栈房、趸船，俟其运销时，赴关报完进口正税厘金，始准就栈房、趸船拆改，黏贴印封，包装行运。其附近香港之九龙，澳门之拱北两处，新设两关，三月间开办稽征税厘，以为积年洋药走私渊薮也。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起，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七年，洋药进口，计牛庄二百十六石，天津一千八百二十石，之罘六百八石，宜昌无，汉口一千二百六十四石，九江三千十七石，芜湖四千四百四十七石，镇江六千五百八十四石，上海一万七千九十九石，宁波四千三百八十九石，温州六十四石，福州四千九百三十三石，淡水一千六百二十二石，打狗二千六百二十六石，厦门六千三百六十三石，油头六千三百九十九石，广州七千七百二石，琼州一千三百九十六石，北海七百七十四石，九龙一千五百二十三石，拱北一千三十一石，综二十一关，七万三千八百七十七石。是年，至香港者，八万九千三百六十九石，余剩一万五千四百九十二石。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起，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牛庄一百十三石，天津一千五百五十五石，之罘三百十八石，宜昌二石，汉口一千一百六十一石，九江三千七十七石，芜湖三千四百石，镇江三千九百十一石，上海一万八千二百七十一石，宁波六千四十石，温州二百三十四石，福州六千一百六十六石，淡水一千九百七十四石，打狗二千六百七十二石，厦门六千八百七十三石，汕头六千八百六十三石，广州一万三千一百十四石，琼州一千一百六石，北海一千一百石，九龙二千八百五十一石，拱北一千八百十一石，综二十一关，八万二千六百十二石。是年，至香港者，八万八千八百三十石，余剩六千二百十八石，余剩之数，则为香港年终所存，及各口年终趸关者，自是香港转运各口洋药，无偷漏之患。向之厘金年终报部一万余两者，自十三年由关并征以来，第一年报部厘金四百六十四万五千余两，第二年则六百六十二万二千余两。
核之因并征所增经费，每年仅三十三万两耳。此洋药厘金税关并征之明效大验也。
然而，税银三十两列之条约税则，不换约不得有毫厘之加，而约载商洋止准在口销售，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止准华商运入内地，则内地厘金应征多寡，其权犹自我操，每百斤即征至数百金，外人不能藉口也。今并此厘金亦列入专条，一则曰：“不得较土烟税捐格外加增，不得别立税课”；一则曰：“运送洋药前往内地，仍不免其输纳税捐，无论何时，英有废弃专条之权，仍照津约办理。”据此，则权自我操之厘金，不换约亦不得有毫厘之加。其与土烟并论者，盖深知我重征土烟，一时难办，以此愚我。而遂其阴狡之谋。所幸者，尚有“四年以后，皆可先期知照作废”一语。窃愿专条废弃，仍由我自行征收，无虞掣肘。特恐积习相沿，前辙易蹈，未必能如各关之稽征，一律涓滴归公耳。
当道光年间，中国吸食鸦片者尚少，印度烟税亦不过重。
烧烟之信传入外洋，英上下两议院臣民，多以鸦片贸易本干中国禁令，以此用兵其曲在我，遂有耶稣教会递禀求禁，并请勿任印度栽种罂粟，又有人在英京伦敦作鸦片烟罪过论，以为既坏中国风俗，又使中国人猜忌英人，而碍商局，英主颇是之。
时义律意在用兵，议遂寝。迨通商弛禁后，英之传教士游历各省，见民间吸烟日众，劝止不可，因于同治十二年春，在议院论及，大要谓：印度鸦片流毒中国，华人怨之，邻国非之，损我英名。因合英之善士联名禀院，致书各国，有能痛陈鸦片利害者，著为论说，仅六阅月内函达伦敦，择其尤善者，酬金六百，次者半之。通得五十四论。中有四论为华人所著。取众论编印成书，以资国人观感，期有以歆动之。十三年秋，有曾在中国传教之雒魏林、理雅格、丹拿等三人，曾在中国为商之马特生，及其国中富商、文士，共六十五人，于伦敦倡设劝禁鸦片会。光绪元年五月，复禀请议院设法渐令印度减植罂粟。议院以四端批覆，谓：“鸦片为东方人性情所好，日所必需，一也；华人自甘吸食，与英何尤，二也；众士所陈鸦片为害情形，过当难信，三也；罂粟关印度度支，欲禁必倍征他项。恐激而变生，四也。”观其末端，可知英人意向矣。二年，礼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既至伦敦，会中官绅靦陈鸦片宜禁各节。
郭大臣于三年二月初八日，与副使候补五品京堂刘锡鸿具疏，略谓：“西洋通市于中国，历无嫌怨，道光二十年议禁鸦片烟，遂至失和。宜如何疾首蹙额相为戒禁，以示无忘国耻之义。就臣等耳目所及言之，鸦片之禁始自雍正时，其初但充药品，贩运内地，所恃政教修明，民间懔懔畏法，无敢吸食，至道光初，而其风始炽。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展转至四川，而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由是而至贵州，至陕西、山西。一二十年来，废田而种罂粟，岁益浸广，西洋贩运亦渐增多，势将尽中国之人，皆失其生理。西洋人士和鸦片烟为害之烈，与中国受害之深也，将与设为公会，广劝禁止栽种贩卖，臣至伦敦，其地世爵忧弗斯伯里，及议政院绅士马克斯求尔德，及教士里格丹拿毕士等五十余人，相就论此，义形于色。窃以为禁止鸦片烟，不在繁为禁令，在先养士大夫之廉耻，而其要尤在长官稽查督察，使不能有所宽假。宜先示限三年，责成督抚分饬州县，多制戒烟方药，施散劝谕。逾期不能戒者，官吏参革，生监、举人褫斥长官不举发同罪，而共文武试士子，例具五童互结，宜以鸦片烟为首禁，客隐者一并除名。童生皆先停考，滥入场者禀保坐黜，廪生吸食皆先停止，保人滥保者教官亦坐黜。至三年期满学校中不准复有吸食鸦片烟者。用以激励士民之心，而作其气，亦在使知所耻而已。其川、滇、甘、陕各省，栽种罂粟，则必以课吏为先。臣闻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工力又复减者，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土税，亦数倍于常赋。官民皆有所利，以致四处蔓延，男、妇相率吸食，不能如印度所出烟土禁民吸食，而南洋附近之暹罗，东洋之日本，皆有厉禁，民间无吸食者。独中国贩运销行，每年课税数千万，为英国入款一大宗。而其地绅士会议，犹勤勤焉，谓烟土贻毒中国，引以为咎，倡言禁止。伏乞皇上坚以持之，宽以期之，责成各省学政整顿学校，责成各省督抚整顿属官。
而于栽种罂粟，又须由督抚责成州县劝谕绅民，整顿所属地方。
求实效而不为虚语，务力行而不责近功，其道无他，在疏通民气而已矣。中国民情常若隔阂，臣以为禁止鸦片烟，当使教化转移之意多，院禁操切之术少，使天下臣民，喻知此意，自有不敢不禁不忍不禁者存乎？皇上一心之运用，中外人心无不响从。臣等正月内接据粤绅唐德俊等禀称咨请总理衙门转奏，其后屡见英国士绅力陈鸦片烟之害，发于至诚，又复集多人陈述此义，人心向义之机，不敢不据实缕陈。”会中亦上北洋李大臣书，陈明其事。郭大臣嗣有请禁鸦片条奏。其略曰：“鸦片烟为害中国共五十年，通计各省士民陷溺其中，率十之四五，其害日广，其毒亦日深。道光十九年，特诏严禁，至激成海疆之祸，而吸食者愈多。至咸丰九年，例禁已开，更无顾忌。臣于此时复为禁止鸦片之议，人皆知其难行，而臣揆之事理，验之人心，顾独以为至易。盖使国家严立科条，责成地方官禁之，徒以扰累百姓，其终必至愈禁而愈开。使人民自为禁制以奖励其廉耻，而激发其天良，则动于诏旨一二言，而人心自振，积弊亦将自除。此臣熟筹深计，而决知其必然者也。仅就愚见所及，略具数条，敬为皇上陈之：一曰，权衡人情以定限制之期。
臣前折议禁鸦片烟，以清理学校为先，所有文武职官及举贡士绅，一例示限三年，自属一定不移之章程。而其中情节实各不同，有因治病吸食者，有年逾五十，精力已衰，不能骤戒者。
惟当责成各地方官，清厘整饬，万不可搜剔窥伺，及开揭告之风。其绅士五十以上，已至垂暮之年，亦可毋庸示禁。盖此次议禁之意，在严绝其将来，不在追咎其既往，庶几人心不至惊惶，即督抚大吏因病吸食者，亦可无忧反噬。朝廷但有觉察，无难处办。至于学校出身之阶，正本清源，端在于是。自府县试互结，即须以鸦片烟为首禁，应纂入学政全书，万不宜丝毫宽假。此权衡人情之大端也。二曰，严禁栽种，以除蔓延之害。
臣前折叙述陕、甘、云、贵、山西、四川等省，栽种罂粟情形，沿西数千里之地。日肆蔓延，内而江南之滁州，浙江之台州，亦皆种植罂粟，有滁土台土之名。向皆销行内地。是各省多种一亩罂粟，即民间多增一亩之害端，国家亦多废一亩之生产。
臣在京师，闻山西抚臣鲍源深□禁栽种罂粟，出省阅兵，各州县先期拔去驿路两旁罂粟一二亩，改种禾麦。近年吏治废弛日甚，欺诬粉饰，莫知为非，非得督抚臣深体朝廷之用心，切实推求，断绝根株，万不能实有裨益。此严禁栽种之大端也。三曰，严防讹诈，以除胥吏之扰。朝廷明示例禁，督抚下其令于州县，即授其权于书差，乘势苛扰，得贿包庇，其害且有不可胜言者。自咸丰时开鸦片之禁，旋禁旋开，又旋加禁，亦复无此政体。臣之愚见，以为当时开禁仅及商民，官绅仍照旧禁止。
是今日之设禁，与咸丰之开禁，用意正属相同。而一以劝戒为义，则差役之骚扰，不能不先示严禁。但有因事生风，借禁烟为名，稍事讹诈，应听民人呈控。交涉书差者立行拿惩，交涉地方官者亦立予严参。总期使民间实受禁烟之利，而不至虚贻禁烟之害。此严防胥吏之大端也。四曰，选派绅员，以重稽查之责。近年广东设立劝禁鸦片烟会，臣常嘉其用心之善，然出自民间私议，有劝导之功，而无董率之责，其势不足以振发人心。应饬各省督抚臣举派在籍公正，知事体绅员一二人，使专司示禁鸦片烟之责。以次责成各府各州县及学官，各举派总办一人，帮办二三人，仍由府绅总其成，以达于省绅，而稽考其成效。亦不必设立公司，开支经费，但由地方官及各绅民捐资，广制戒烟方药，分散四乡。责成各族族长稽查一族，各乡乡长稽查一乡。督抚即因以推知州县之奉行与否，及各府县绅员之得力与否。一除粉饰之心，而坦然示以大公，恻然推以至诚，绅民未有不感动，踊跃自为禁制者。此举派稽查之大端也。五曰，明定章程，以示劝惩之义。窃查鸦片烟之盛行，在道光中叶以后。风俗人心，因之日趋于浇漓，水旱盗贼相承以起，贻患至今。是鸦片烟之为害，不独耗竭财力，戕贼民命，实为国家治乱之机一大关键。是以道光中设为厉禁严刑，原属惩奸之要义，立法并无稍过。惟当纪纲废弛，风俗颓败之余，法令愈严，推行愈多梗塞，不能不以整齐之令，寓诸从容劝导之中。
而人心骫法已甚，其骤难禁革之积弊，尤应明定章程，以使知利病之切身，而自求变计。其法，即取卖贩鸦片烟之利，以为禁烟之资。凡贩运鸦片烟土者，无论城、村、市、镇，概准厘税加征五倍，永不停免。亦责成绅员互相稽查。一由厘局征收，而酌提为制造方药之费。其各省栽种罂粟者，亦皆示限严禁，各视土地所宜，责令改种五谷。其田土有多寡，又有承佃及自耕之田，逾期不改种二十亩以上。酌提一半充公。承佃出自业户之意，全数充公，出自佃民之意，责成更佃。不遵办者，亦全数充公。二十亩以下，勒限惩责。其充公之田，各就其乡添设小学及各善举，由地方官督饬办理，有侵蚀者亦听呈控惩办。
此明定章程之大端也。六曰，禁革烟馆，以绝传染之害。鸦片烟为害之烈，尤莫甚于烟馆。无艺平民及子弟之有管束者，无不从烟馆吸食，以至积而成瘾。其害亦人所共知，而不能禁革者，在官之耳目不能敌书差之包庇也。闻两江督臣沈葆桢严禁烟馆皆相率移至城外。以沈荷桢切实认真，其力亦不过周及城内而已。非责成各处士绅自相稽查，万不能有实际；而非督抚及地方官有实求整饬之心，亦万不能责绅士之奉行。是以自古兴利除弊，尤以察吏为先。在京各城司坊等官，在外各州县巡检典史，能不以收陋规为事，禁革烟馆，即亦非难。此严禁传染之大端也。
伏查此次议禁大旨，全无妨碍。俟奉有禁止明文，臣即照会英国外部，渐次禁止栽种贩运。此时开办之始，惟当从容涵泳，宽以二十年之期。先官而后民，先士子而后及于百姓，一以渐摩劝戒为义，明示以朝廷爱民之苦心，力拯陷溺，力除苛扰，与天下相感以诚。而其大要尤在责成各省士绅，自立章程，切实劝导。谨奏。”
四月初二日，奉上谕：“郭嵩焘奏鸦片烟为害中国，拟请设法禁止一折，官员、士子、兵丁人等吸食鸦片烟，例禁綦严，近来视为具文，吸食日众，为害愈深。该侍郎等请以三年为期，设法禁止。著各将军府尹，各直省督抚。斟酌情形，妥筹具奏。
其各省驻防旗营，著各督抚会同该将军酌度办理，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
英人知有此奏，由是入会者年多一年。七年四月初二日，英议防诸臣会议，有大臣丕斯者，亦会中人也，出会中所递请禁鸦片禀词，多至二百通，内一通来自苏格兰，具名画押者五千余人。丕斯因向众力陈鸦片之害，谓印度倘能别求生财之道，撙节用项，此害去亦匪难，且应将昔年烟台所议条款第三端核准永不向中国更改。诸臣多是其说，独管理印度大员哈丁登以有碍印度度支为辞。十七年三月，上海得英京电报：当下议院辟门聚议时，大员佐些卑士倡议停给在印度种制罂粟及发售烟土之牌照，院员是其议者一百六十人，非其议者一百三十人。
准以英人从众之例，则牌照弗给，可以行矣。不谓旋接复电：英廷批驳，谓议员动于群言，是其议者非出本心，当作罢论。
随又闻英廷臣语佐些卑士曰：“印度所收鸦片税，年中数实不赀，今使禁之，是将革除此税也，他日入不敷出，势必另增他税，华民害去，英民害来，夫岂谋国之道！”盖至此，英之隐衷，始揭以示人。夫必欲禁者教士也，不欲禁者执政也。政与教原判两途，教以救人除害为心，政以富国强兵为本。鸦片为害人之物，人人知之，知之而设会禁之，不复有所迟回，不容有所顾虑，此彼教士但知为人计，而不再为己计也。印度自种植罂粟。政府重抽其税，设官戍兵，地方经费，多从此出。使一旦禁绝，费无从出，此为人计，而不为国计，彼政府所以不敢出也。
揆诸同治十三年，英国新闻纸载印度每年收税共五千万镑，内鸦片税尚仅八百万镑，其时禁亦易易。今日印度即不欲禁，风会所至，非人力能强，必有禁之之日；禁之又必自易罂粟而植茶始。中国土烟既收税厘，是禁种罂粟之令大弛，民间种植必因之渐广，或至尽易茶而植罂粟，数十年后，中国或无植茶地，印度则广植之。中国无茶以运外洋，印度亦无鸦片以至中国。漏卮塞矣，利源涸矣，而民间嗜食者，亦必犹淡巴菰之人人习为固常，则亦不禁之禁，弛而不弛矣。
虽然，事本乎情，令出自上。斯时也，诚得曲体郭大臣揆事理人心之言，与英议院停给牌照之意，申明而发号焉，庶几弛而复张。合乎弛张，自然之道。先后直书其事，览者其亦有感于斯编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