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是中国城市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俗称海派文化。
新时期以来，不少上海作家、特别上海女作家以反映上海城市生活的小说成名，王小鹰便是其中之一。
她的新作长篇小说《长街行》更是海派文化的一次漂亮呈现。
地域文化的典型标志之一是生存的文化方式。
从文化生存方式上看，城市不同于乡村，平原不同于山区，发达地区不同于偏远地区。
同为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又各有不同的个性。
每个城市文化生存方式的形成，既有经济发展、生产方式等基础原因，还有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自然原因，更有人文方面的多重因素，是一个复杂、长期的历史过程。
而这种文化生存方式一旦形成，就会深刻地影响、制约着生活在这一文化圈中的每一个人。
小说中的李凝眉和吴秀英虽然身份是主仆，但若论生存智慧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同样精彩，从不同方面呈现了上海的文化生存方式。
吴秀英在盈虚坊先做奶妈，后做钟点工，就工作性质而言都是帮佣。
与其他体力劳动相比，帮佣的工作环境相当特殊，他们进入别人的家庭。
面对别人的家庭人际关系，有时甚至要进入这种人际关系。
他们的服务既要周到细致，又要内外有别。
这是上海对这一行业带有明显地域特点的文化要求。
作为一个外来人，吴秀英在工作实践中很快领悟并认同了这一要求，成为别人眼中勤劳、善良、本分的帮佣。
所以她才能很快在上海站住脚，并逐渐扎下了根，也才有了她女儿许飞红日后在上海的一系列人生故事。
李凝眉的生存智慧更富有上海本土的文化特征。
她绝对是那种“拎得清”的人物。
能把人生收支账目算得一清二楚，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为了得到想要的自己必须付出什么。
为了得到冯景初，她接纳了来历不明的冯畹丁；为了保住守宫，她抢先让吴阿姨一家住进客厅。
她大事不糊涂，严格要求冯景初与常衡步划清界限；她小事也精明，就连辞退奶妈也做得仁至义尽，滴水不漏。
不过，人生收支算得清，人生幸福算得清吗?
地域文化的基础标志则在方言。
文化是一种交际沟通的形式，语言是它最细微的表达方式，方言则是地域文化最细微的表达方式。
中国地域辽阔，方言有无数种，文字却只有一种。
而且许多方言没有相对应的文字。
对于中国方言区的大部分作家来说，语言与文字的这种隔阂就成了写作过程中巨大的障碍。
在写作过程中，他们首先要把方言转换成以普通话为基础的文字，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地域文化的滋味和色彩基本损失殆尽。
如果使用方言写作，又会使方言区以外的读者难以理解——特别是北方语系以外的方言，比如上海话、广东话，外来人基本无法听懂——同样无法传递地域文化的韵味。
这种两难选择长期困扰着方言区作家的写作，而《》则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小说叙述语言基本采用普通话，而人物语言则尽可能多地运用方言，特别是已经比较广泛传播的方言，比如“小猢狲”、“蛮灵光”、“勿入调”、“啥辰光”、“不作兴”、“等一歇歇工夫”，“这点点事体都忍耐不了，你不要到上海滩做了”，“太太是最恨把房子里边的事拿到弄堂里去练舌头的”，“万一事体弄穿绷，真就没有落场势了”。
还有一些是具有浓郁上海地域语言结构特点的语言，比如“外人不好劝的”，“我好回去了吧”。
再有就是一些民间俗语，比如“你就连皮搭骨一道说出来”，“不要看他脑门宽大，却是只实心高庄馒头，任你再新鲜的馅子也塞不进去了”，“你心好，前世修来今世福。你这个千金多少出挑呀”。
其中也包括吴阿姨常说的那些老古闲话，诸如“受人滴水，报之涌泉”，“欲求于人，必先下之”，“莫道闲话是闲话，往往事从闲话出”，“巧作不如诚拙”，“你这才是又吃纣王水土，又说纣王无道呢”。
这些生动鲜活的语言在小说中俯拾皆是。
既营造了浓郁的上海方言风味，又是绝大多数读者都能理解接受的。
一片民居古宅，两栋花园洋房，三户烟火人家。
王小鹰以此为经纬编织出了大上海里弄里六七十年的社会变迁，塑造了三代不同阶层、不同形色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将方言融入小说的成功尝试。
成为海派文化的一次漂亮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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