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渠二
黄河中
熙宁四年七月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决，漂溺馆陶、永济、清阳以北，遣茂则乘驿相视。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卫州王供。时新堤凡六埽，而决者二，下属恩、冀，贯御河，奔冲为一。帝忧之，自秋迄冬，数遣使经营。是时，人争言导河之利，茂则等谓：「二股河地最下，而旧防可因，今堙塞者才三十余里，若度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镇河以析其势，则悍者可回，决者可塞。」帝然之。
十二月，令河北转运司开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决口。五年二月甲寅，兴役，四月丁卯，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广四百尺。方浚河则稍障其决水，至是，水入于河，而决口亦塞。
六月，河溢北京夏津。闰七月辛卯，帝语执政：「闻京东调夫修河，有坏产者，河北调急夫尤多；若河复决，奈何？且河决不过占一河之地，或西或东，若利害无所校，听其所趋，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复淀塞。昨修二股，费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泻卤，俱为沃壤，庸非利乎。况急夫已减于去岁，若复葺理堤防，则河北岁夫愈减矣。」
六年四月，始置疏浚黄河司。先是，有选人李公义者，献铁龙爪扬泥车法以浚河。其法：用铁数斤为爪形，以绳系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棹，乘流相继而下，一再过，水已深数尺。宦官黄怀信以为可用，而患其太轻。王安石请令怀信、公义同议增损，乃别制浚川杷。其法：以巨木长八尺，齿长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状，以石压之；两旁系大绳，两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车绞之，去来挠荡泥沙，已又移船而浚。或渭水深则杷不能及底，虽数往来无益；水浅则齿碍沙泥，曳之不动，卒乃反齿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怀信先试之以浚二股，又谋凿直河数里以观其效。且言于帝曰：「开直河则水势分。其不可开者，以近河，每开数尺即见水，不容施功尔。今第见水即以杷浚之，水当随杷改趋直河，苟置数千杷，则诸河浅淀，皆非所患，岁可省开浚之费几百千万。」帝曰：「果尔，甚善。闻河北小军垒当起夫五千，计合境之丁，仅及此数，一夫至用钱八缗。故欧阳修尝谓开河如放火，不开如失火，与其劳人，不如勿开。」安石曰：「劳人以除害，所谓毒天下之民而从之者。」帝乃许春首兴工，而赏怀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义与堂除；以杷法下北京，令虞部员外郎、都大提举大名府界金堤范子渊与通判、知县共试验之，皆言不可用。会子渊以事至京师，安石问其故，子渊意附会，遽曰：「法诚善，第同官议不合耳。」安石大悦。至是，乃置浚河司，将自卫州浚至海口，差子渊都大提举，公义为之属。许不拘常制，举使臣等；人船、木铁、工匠，皆取之诸埽；官吏奉给视都水监丞司；行移与监司敌体。
当是时，北流闭已数年，水或横决散漫，常虞壅遏。十月、外监丞王令图献议，于北京第四、第五埽等处开修直河，使大河还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渊及朱仲立领其事。开直河，深八尺，又用杷疏浚二股及清水镇河，凡退背鱼肋河则塞之。王安石乃盛言用杷之功，若不辍工，虽二股河上流，可使行地中。
七年，都水监丞刘璯言：「自开直河，闭鱼肋，水势增涨，行流湍急，渐塌河岸，而许家港、清水镇河极浅漫，几于不流。虽二股深快，而蒲泊已东，下至四界首，退出之田，略无固护，设遇漫水出岸，牵回河头，将复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闭清水镇河，筑缕河堤一道以遏涨水，使大河复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数万顷，俾民耕种。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岁减修护之费，公私两济。」从之。是秋，判大名文彦博言：「河溢坏民田，多者六十村，户至万七千，少者九村，户至四千六百，愿蠲租税。」从之。又命都水诘官吏不以水灾闻者。外都水监丞程昉以忧死。
十月，安石去位，吴充为相。十年五月，荥泽河堤急，诏判都水监俞光往治之。是岁七月，河复溢卫州王供及汲县上下埽、怀州黄沁、滑州韩村；已丑，遂大决于澶州曹村，澶渊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县四十五，而濮、齐、郓、徐尤甚，坏田逾三十万顷。遣使修闭。
八月，又决郑州荥泽。于是文彦博言：「臣正月尝奏：德州河底淤淀，泄水稽滞，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势变移，四散漫流，两岸俱被水患，若不预为经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略无施设，止固护东流北岸而已。适累年河流低下，官吏希省费之赏，未尝增修堤岸，大名诸埽，皆可忧虞。谓如曹村一埽，自熙宁八年至今三年，虽每计春料当培低怯，而有司未尝如约，其埽兵又皆给他役，实在者十有七八。今者果大决溢，此非天灾，实人力不至也。臣前论此，并乞审择水官。今河朔、京东州县，人被患者莫知其数，嗷嗷吁天，上轸圣念，而水官不能自讼，犹汲汲希赏。臣前论所陈，出于至诚，本图补报，非敢激讦也。」
元丰元年四月丙寅，决口塞，诏改曹村埽曰灵平。五月甲戌，新堤成，闭口断流，河复归北。初议塞河也，故道堙而高，水不得下，议者欲自夏津县东开签河入董固以护旧河，袤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张村埽直东筑堤至庞家庄古堤，袤五十里二百步。诏枢密都承旨韩缜相视。缜言：「涨水冲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势变移无常，虽开河就堤，及于河身创立生堤，枉费功力。惟增修新河，乃能经久。」诏可。
十一月，都水监言：「自曹村决溢，诸埽无复储蓄，乞给钱二十万缗下诸路，以时市梢草封桩。」诏给十万缗，非朝旨及埽岸危急，毋得擅用。
二年七月戊子，范子渊言：「因护黄河岸毕工，乞中分为两埽。」诏以广武上、下埽为名。
三年七月，澶州孙村、陈埽及大吴、小吴埽决，诏外监丞司速修闭。初，河决澶州也，北外监丞陈祐甫谓：「商胡决三十余年，所行河道，填淤渐高，堤防岁增，未免泛滥。今当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横垅二也，禹旧迹三也。然商胡、横垅故道，地势高平，土性疏恶，皆不可复，复亦不能持久。惟禹故渎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间，地卑而势固。故秘阁校理李垂与今知深州孙民先皆有修复之议。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员，自卫州王供埽按视，讫于海口。」从之。
四年四月，小吴埽复大决，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六月戊午，诏：「东流已填淤不可复，将来更不修闭小吴决口，候见大河归纳，应合修立堤防，令李立之经画以闻。」帝谓辅臣曰：「河之为患久矣，后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碍。夫水之趋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则无违其性可也。如能顺水所向，迁徙城邑以避之，复有何患？虽神禹复生，不过如此。」辅臣皆曰：「诚如圣训。」河北东路提点刑狱刘定言：「王莽河一径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及临清徐曲御河决口、恩州赵村坝子决口两径水，亦注冀州城东。若遂成河道，即大流难以西倾，全与李垂、孙民先所论违背，望早经制。」诏送李立之。
八月壬午，立之言：「臣自决口相视河流，至乾宁军分入东、西两塘，次入界河，于劈地口入海，通流无阻，宜修立东西堤。」诏覆计之。而言者又请：「自王供埽上添修南岸，于小吴口北创修遥堤，候将来矾山水下，决王供埽，使直河注东北，于沧州界或南或北，从故道入海。」不从。
九月庚子，立之又言：「北京南乐、馆陶、宗城、魏县，浅口、永济、延安镇，瀛州景城镇，在大河两堤之间，乞相度迁于堤外。」于是用其说，分立东西两堤五十九埽。定三等向著：河势正著堤身为第一，河势顺流堤下为第二，河离堤一里内为第三。退背亦三等：堤去河最远为第一，次远者为第二，次近一里以上为第三。立之在熙宁初已主立堤，今竟行其言。
五年正月己丑，诏立之：「凡为小吴决口所立堤防，可按河势向背应置埽处，毋虚设巡河官，毋横费工料。」六月，河溢北京内黄埽。七月，决大吴埽堤，以纾灵平下埽危急。八月，河决郑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阳武沟、刀马河，归纳梁山泺。诏曰：「原武决口已引夺大河四分以上，不大治之，将贻朝廷巨忧。其辍修汴河堤岸司兵五千，并力筑堤修闭。」都水复言：「两马头垫落，水面阔二十五步，天寒，乞候来春施工。」至腊月竟塞云。九月，河溢沧州南皮上、下埽，又溢清池埽，又溢永静军阜城下埽。十月辛亥，提举汴河堤岸司言：「洛口广武埽大河水涨，塌岸，坏下闸斗门，万一入汴，人力无以枝梧。密迩都城，可不深虑。」诏都水监官速往护之。丙辰，广武上、下埽危急，诏救护，寻获安定。
七年七月，河溢元城埽，决横堤，破北京。帅臣王拱辰言：「河水暴至，数十万众号叫求救，而钱谷禀转运，常平归提举，军器工匠隶提刑，埽岸物料兵卒即属都水监，逐司在远，无一得专，仓卒何以济民？望许不拘常制。」诏：「事干机速，奏覆牒禀所属不及者，如所请。」戊申，命拯护阳武埽。
十月，冀州王令图奏：「大河行流散漫，河内殊无紧流，旋生滩碛。宜近澶州相视水势，使还复故道。会明年春，宫车晏驾。
大抵熙宁初，专欲导东流，闭北流。元丰以后，因河决而北，议者始欲复禹故迹。神宗爱惜民力，思顺水性，而水官难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渊，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帝虽藉其才，然每抑之。其后，元祐元年，子渊已改司农少卿，御史吕陶劾其「修堤开河，縻费巨万，护堤压埽之人，溺死无数。元丰六年兴役，至七年功用不成。乞行废放。」于是黜知兖州，寻降知峡州。其制略曰：「汝以有限之材，兴必不可成之役，驱无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中书舍人苏轼词也。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宣仁圣烈皇后垂帘。河流虽北，而孙村低下，夏、秋霖雨，涨水往往东出。小吴之决既未塞，十月，又决大名之小张口，河北诸郡皆被水灾。知澶州王令图建议浚迎阳埽旧河，又于孙村金堤置约，复故道。本路转运使范子奇仍请于大吴北岸修进锯牙，擗约河势。于是回河东流之议起。
元祐元年二月乙丑，诏：「未得雨泽，权罢修河，放诸路兵夫。」九月丁丑，诏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十月庚寅，又以王令图领都水，同问行河。
十一月丙子，问言：「臣至滑州决口相视，迎阳埽至大、小吴，水势低下，旧河淤仰，故道难复。请于南乐大名埽开直河并签河，分引水势入孙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图亦以为然，于是减水河之议复起。既从之矣，会北京留守韩绛奏引河近府非是，诏问别相视。
二年二月，令图、问欲必行前说，朝廷又从之。三月，令图死，以王孝先代领都水，亦请如令图议。
右司谏王觌言：「河北人户转徙者多，朝廷责郡县以安集，空仓廪以振济，又遣专使察视之，恩德厚矣。然耕耘是时，而流转于道路者不已；二麦将熟，而寓食于四方者未还。其故何也，盍亦治其本矣。今河之为患三：泛滥渟滀，漫无涯涘，吞食民田，未见穷已，一也；缘边漕运独赖御河，今御河淤淀，转输艰梗，二也；塘泊之设，以限南北，浊水所经，即为平陆，三也。欲治三患，在遴择都水、转运而责成耳。今转运使范子奇反覆求合，都水使者王孝先暗缪，望别择人。」
时知枢密院事安焘深以东流为是，两疏言：「朝廷久议回河，独惮劳费，不顾大患。盖自小吴未决以前，河入海之地虽屡变移，而尽在中国；故京师恃以北限强敌，景德澶渊之事可验也。且河决每西，则河尾每北，河流既益西决，固已北抵境上。若复不止，则南岸遂属辽界，彼必为桥梁，守以州郡；如庆历中因取河南熟户之地，遂筑军以窥河外，已然之效如此。盖自河而南，地势平衍，直抵京师，长虑却顾，可为寒心。又朝廷捐东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备预之意深矣。使敌能至河南，则邈不相及。今欲便于治河而缓于设险，非计也。」
王岩叟亦言：「朝廷知河流为北道之患日深，故遣使命水官相视便利，欲顺而导之，以拯一路生灵于垫溺，甚大惠也。然昔者专使未还，不知何疑而先罢议；专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议复兴。既敕都水使者总护役事，调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复罢。数十日间，变议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今有大害七，不可不早为计。北塞之所恃以为险者在塘泊，黄河堙之，猝不可浚，浸失北塞险固之利，一也。横遏西山之水，不得顺流而下，蹙溢于千里，使百万生齿，居无庐，耕无田，流散而不复，二也。乾宁孤垒，危绝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县，皆有终不自保之势，三也。沧州扼北敌海道，自河不东流，沧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师，无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边城失转输之便，五也。河北转运司岁耗财用，陷租赋以百万计，六也。六七月之间，河流交涨，占没西路，阻绝辽使，进退不能，两朝以为忧，七也。非此七害，委之可，缓而未治可也。且去岁之患，已甚前岁，今岁又甚焉，则奈何？望深诏执政大臣，早决河议而责成之。」太师文彦博、中书侍郎吕大防皆主其说。
中书舍人苏辙谓右仆射吕公著曰：「河决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诸公欲回之，是自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盍因其旧而修其未备乎？」公著唯唯。于是三省奏：「自河北决，恩、冀以下数州被患，至今未见开修的确利害，致妨兴工。」乃诏河北转运使、副，限两月同水官讲议闻奏。
十一月，讲议官皆言：「令图、问相度开河，取水入孙村口还复故道处，测量得流分尺寸，取引不过，其说难行。」十二月，张景先复以问说为善，果欲回河，惟北京已上、滑州而下为宜，仍于孙村浚治横河旧堤，止用逐埽人兵、物料，并年例客军，春天渐为之可也。朝廷是其说。
三年六月戊戌，乃诏：「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已尝兴役，不可中罢，宜接续工料，向去决要回复故道。三省、枢密院速与商议施行。」右相范纯仁言：「圣人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盖天下大势，惟人君所向，群下竞趋如川流山摧，小失其道，非一言一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谨也。今圣意已有所向而为天下先矣。乞谕执政：'前日降出文字，却且进入。'免希合之臣，妄测圣意，轻举大役。」尚书王存等亦言：「使大河决可东回，而北流遂断，何惜劳民费财，以成经久之利。今孝先等自未有必然之论，但侥幸万一，以冀成功，又预求免责，若遂听之，将有噬脐之悔。乞望选公正近臣及忠实内侍，覆行按视，审度可否，兴工未晚。」
庚子，三省、枢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彦博、吕大防、安焘等谓：「河不东，则失中国之险，为契丹之利。」范纯仁、王存、胡宗愈则以虚费劳民为忧。存谓：「今公私财力困匮，惟朝廷未甚知者，赖先帝时封桩钱物可用耳。外路往往空乏，奈何起数千万物料、兵夫，图不可必成之功？且御契丹得其道，则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设险何与焉？不然，如石晋末耶律德光犯阙，岂无黄河为阻，况今河流未必便冲过北界耶？」太后曰：「且熟议。」
明日，纯仁又画四不可之说，且曰：「北流数年未为大患，而议者恐失中国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顷西夏本不为边患，而好事者以为不取恐失机会，遂兴灵武之师也。臣闻孔子论为政曰：'先有司。'今水官未尝保明，而先示决欲回河之旨，他日败事，是使之得以藉口也。」
存、宗愈亦奏：「昨亲闻德音，更令熟议。然累日犹有未同，或令建议者结罪任责。臣等本谓建议之人，思虑有所未逮，故乞差官覆按。若但使之结罪，彼所见不过如此，后或误事，加罪何益。臣非不知河决北流，为患非一。淤沿边塘泊，断御河漕运，失中国之险，遏西山之流。若能全回大河，使由孙村故道，岂非上下通愿？但恐不能成功，为患甚于今日。故欲选近臣按视：若孝先之说决可成，则积聚物料，接续兴役；如不可为，则令沿河踏行，自恩、魏以北，塘泊以南，别求可以疏导归海去处，不必专主孙村。此亦三省共曾商量，望赐详酌。存又奏：「自古惟有导河并塞河。导河者顺水势，自高导令就下；塞河者为河堤决溢，修塞令入河身。不闻干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于是收回戊戌诏书。
户部侍郎苏辙、中书舍人曾肇各三上疏。辙大略言：
黄河西流，议复故道。事之经岁，役兵二万，聚梢桩等物三十余万。方河朔灾伤困弊，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今回河大议虽寝，然闻议者固执来岁开河分水之策。今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纵使两河并行，未免各立堤防，其费又倍矣。
今建议者其说有三，臣请折之：一曰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昔大河在东，御河自怀、卫经北京，渐历边郡，馈运既便，商贾通行。自河西流，御河湮灭，失此大利，天实使然。今河自小吴北行，占压御河故地，虽使自北京以南折而东行，则御河湮灭已一二百里，何由复见？此御河之说不足听也。二曰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臣闻河之所行，利害相半，盖水来虽有败田破税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麦之利。况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赋役全复，此涨水之说不足听也。三曰河徙无常，万一自契丹界入海，边防失备。按河昔在东，自河以西郡县，与契丹接境，无山河之限，边臣建为塘水，以捍契丹之冲。今河既西，则西山一带，契丹可行之地无几，边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议者尚恐河复北徙，则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为梁，便于南牧。臣闻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盖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势无徙移，此边防之说不足听也。
臣又闻谢卿材到阙，昌言：「黄河自小吴决口，乘高注北，水势奔决，上流堤防无复决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费一金，十年保无河患。」大臣以其异已罢归，而使王孝先、俞瑾、张景先三人重画回河之计。盖由元老大臣重于改过，故假契丹不测之忧，以取必于朝廷。虽已遣百禄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观望风旨也。愿亟回收买梢草指挥，来岁勿调开河役兵，使百禄等明知圣意无所偏系，不至阿附以误国计。
肇之言曰：「数年以来，河北、京东、淮南灾伤，今岁河北并边稍熟，而近南州军皆旱，京东、西、淮南饥殍疮痍。若来年虽未大兴河役，止令修治旧堤，开减水河，亦须调发丁夫。本路不足，则及邻路，邻路不足，则及淮南，民力果何以堪？民力未堪，则虽有回河之策，及梢草先具，将安施乎？」
会百禄等行视东西二河，亦以为东流高仰，北流顺下，决不可回。即奏曰：
往者王令图、张问欲开引水签河，导水入孙村口还复故道。议者疑焉，故置官设属，使之讲议。既开撅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高下，顾临、王孝先、张景先、唐义问、陈祐之皆谓故道难复。而孝先独叛其说，初乞先开减水河，俟行流通快，新河势缓，人工物料丰备，徐议闭塞北流。已而召赴都堂，则又请以二年为期。及朝廷诘其成功，遽云：「来年取水入孙村口，若河流顺快，工料有备，便可闭塞，回复故道。」是又不俟新河势缓矣。回河事大，宁容异同如此！盖孝先、俞瑾等知合用物料五千余万，未有指拟，见买数计，经岁未及毫厘，度事理终不可为，故为大言。
又云：「若失此时，或河势移背，岂独不可减水，即永无回河之理。」臣等窃谓河流转徙，乃其常事；水性就下，固无一定。若假以五年，休养数路民力，沿河积材，渐浚故道，葺旧堤，一旦流势改变，审议事理，酾为二渠，分派行流，均减涨水之害，则劳费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谓之一失此时，永无回河之理也？
四年正月癸末，百禄等使回入对，复言：「修减水河，役过兵夫六万三千余人，计五百三十万工，费钱粮三十九万二千九百余贯、石、匹、两，收买物料钱七十五万三百余缗，用过物料二百九十余万条、束，官员、使臣、军大将凡一百一十余员请给不预焉。愿罢有害无利之役，那移工料，缮筑西堤，以护南决口。」未报。己亥，乃诏罢回河及修减水河。
四月戊午，尚书省言：「大河东流，为中国之要险。自大吴决后，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坏塘泺，兼浊水入界河，向去浅淀，则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则中国全失险阻之限，不可不为深虑。」诏范百禄、赵君锡条画以闻。
百禄等言：
臣等昨按行黄河独流口至界河，又东至海口，熟观河流形势；并缘界河至海口铺砦地分使臣各称：界河未经黄河行流已前，阔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黄河行流之后，今阔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与《前汉书》大司马史张戎之论正合。
自元丰四年河出大吴，一向就下，冲入界河，行流势如倾建。经今八年，不舍昼夜，冲刷界河，两岸日渐开阔，连底成空，趋海之势甚迅。虽遇元丰七年八年、元祐元年泛涨非常，而大吴以上数百里，终无决溢之害，此乃下流归纳处河流深快之验也。
塘泺有限辽之名，无御辽之实。今之塘水，又异昔时，浅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维舟而济，冬寒冰坚，尤为坦途。如沧州等处，商胡之决即已淀淤，今四十二年，迄无边警，亦无人言以为深忧。自回河之议起，首以此动烦圣听。殊不思大吴初决，水未有归，犹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尚复何虑？藉令有此，则中国据上游，契丹岂不虑乘流扰之乎？
自古朝那、萧关、云中、朔方、定襄、雁门、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间，南北往来之冲，岂塘泺界河之足限哉。臣等窃谓本朝以来，未有大河安流，合于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阔，加以朝夕海潮往来渲荡，必无浅淀，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国亦无全失险阻之理。且河遇平壤滩漫，行流稍迟，则泥沙留淤；若趋深走下，湍激奔腾，惟有刮除，无由淤积，不至上烦圣虑。
七月己巳朔，冀州南宫等五埽危急，诏拨提举修河司物料百万与之。甲午，都水监言：「河为中国患久矣，自小吴决后，泛滥未著河槽，前后遣官相度非一，终未有定论。以为北流无患，则前二年河决南宫下埽，去三年决上埽，今四年决宗城中埽，岂谓北流可保无虞？以为大河卧东，则南宫、宗城皆在西岸；以为卧西，则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决，皆在东岸。要是大河千里，未见归纳经久之计，所以昨相度第三、第四铺分决涨水，少纾目前之急。继又宗城决溢，向下包蓄不定，虽欲不为东流之计，不可得也。河势未可全夺，故为二股之策。今相视新开第一口，水势湍猛，发泄不及，已不候工毕，更拨沙河堤第二口泄减涨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虽未保冬夏常流，已见有可为之势。必欲经久，遂作二股，仍较今所修利害孰为轻重，有司具析保明以闻。」
八月丁未，翰林学士苏辙言：
夏秋之交，暑雨频并。河流暴涨出岸，由孙村东行，盖每岁常事。而李伟与河埽使臣因此张皇，以分水为名，欲发回河之议，都水监从而和之。河事一兴，求无不可，况大臣以其符合己说而乐闻乎。
臣闻河道西行孙村侧左，大约入地二丈以来，今所报涨水出岸，由新开口地东入孙村，不过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涨水，而夺入地二丈河身，虽三尺童子，知其难矣。然朝廷遂为之遣都水使者，兴兵功，开河道，进锯牙，欲约之使东。方河水盛涨，其西行河道若不断流，则遏之东行，实同儿戏。
臣愿急命有司，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故道堤防坏决者，第略加修葺，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约等事，一切毋得兴功，俟河势稍定然后议。不过一月，涨水既落，则西流之势，决无移理。兼闻孙村出岸涨水，今已断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耳。
是时，吴安持与李伟力主东流，而谢卿材谓「近岁河流稍行地中，无可回之理」，上《河议》一编。召赴政事堂会议，大臣不以为然。癸丑，三省、枢密院言：「继日霖雨，河上之役，恐烦圣虑。」太后曰：「访之外议，河水已东复故道矣。」
乙丑，李伟言：「已开拨北京南沙河直堤第三铺，放水入孙村口故道通行。」又言：「大河已分流，即更不须开淘。因昨来一决之后，东流自是顺快，渲刷渐成港道。见今已为二股，约夺大河三分以来，若得夫二万，于九月兴工，至十月寒冻时可毕。因引导河势，岂止为二股通行而已，亦将遂为回夺大河之计。今来既因擗拶东流，修全锯牙，当迤逦增进一埽，而取一埽之利，比至来年春、夏之交，遂可全复故道。朝廷今日当极力必闭北流，乃为上策。若不明诏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迁延，议终不决，观望之间，遂失机会。乞复置修河司。」从之。
五年正月丁亥，梁焘言：「朝廷治河，东流北流，本无一偏之私。今东流未成，边北之州县未至受患，其役可缓；北流方悍，边西之州县，日夕可忧，其备宜急。今倾半天下之力，专事东流，而不加一夫一草于北流之上，得不误国计乎！去年屡决之害，全由堤防无备。臣愿严责水官，修治北流埽岸，使二方均被恻隐之恩。」
二月己亥，诏开修减水河。辛丑，乃诏三省、枢密院：「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外路旱阔远，宜权罢修河。」
戊申，苏辙言：「臣去年使契丹，过河北，见州县官吏，访以河事，皆相视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还自契丹，所过吏民，方举手相庆，皆言近有朝旨罢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欢呼鼓舞。惟减水河役迁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间窃议，意大臣业已为此，势难遽回。既为圣鉴所临，要当迤逦尽罢。今月六日，果蒙圣旨，以旱灾为名，权罢修黄河，候今秋取旨。大臣覆奏尽罢黄河东、北流及诸河功役，民方忧旱，闻命踊跃，实荷圣恩。然臣窃详圣旨，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语激切，中外闻者或至泣下，而臣奉行，不得其平。由此观之，则是大臣所欲，虽害物而必行；陛下所为，虽利民而不听。至于委曲回避，巧为之说，仅乃得行，君权已夺，国势倒植。臣所谓君臣之间，逆顺之际，大为不便者，此事是也。黄河既不可复回，则先罢修河司，只令河北转运司尽将一道兵功，修贴北流堤岸；罢吴安持、李伟都水监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晓然知圣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独河事就绪，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虚诳欺朝廷，弊事庶几渐去矣。」
八月甲辰，提举东流故道李伟言：「大河自五月后日益暴涨，始由北京南沙堤第七铺决口，水出于第三、第四铺并清丰口一并东流。故道河槽深三丈至一丈以上，比去年尤为深快，颇减北流横溢之患。然今已秋深，水当减落，若不稍加措置，虑致断绝，即东流遂成淤淀。望下所属官司，经画沙堤等口分水利害，免淤故道，上误国事。」诏吴安持与本路监司、北外丞司及李伟按视，具合措置事连书以闻。
九月，中丞苏辙言：「修河司若不罢，李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乞速罢修河司，及检举六年四月庚子敕，窜责李伟。」
七年三月，以吏部郎中赵偁权河北转运使。偁素与安持等议不协，尝上《河议》，其略曰：「自顷有司回河几三年，功费骚动半天下，复为分水又四年矣。故所谓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势导而分之。今乃横截河流，置埽约以扼之，开浚河门，徒为渊潭，其状可见。况故道千里，其间又有高处，故累岁涨落辄复自断。夫河流有逆顺，地势有高下，非朝廷可得而见，职在有司，朝廷任之亦信矣，患有司不自信耳。臣谓当缮大河北流两堤，复修宗城弃堤，闭宗城口，废上、下约，开阚村河门，使河流湍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费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绪，而河患庶几息矣。愿以河事并都水条例一付转运司，而总以工部，罢外丞司使，措置归一，则职事可举，弊事可去。」
四月，诏：「南、北外两丞司管下河埽，今后令河北、京西转运使、副、判官、府界提点分认界至，内河北仍于衔内带'兼管南北外都水公事'。」
十月辛酉，以大河东流，赐都水使者吴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监丞李伟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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