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瑶瑶不死，我就等于死了；沈瑶瑶死了，我就活了。昨日影星黄飞云坐在兰老大对面的沙发上，声音哽咽地说着，没有办法，我爱你。她活着，我装死；她死了，我要活。那个孩子，是你的骨肉，你必须娶我。兰老大冷冷地说：你要多少钱？你这个混蛋，你以为我是来跟你要钱的吗？黄飞云愤怒地说。如果不是来跟我要钱，何必把别人的孩子安在我的头上？兰老大说，你应该记得，自从你结婚之后，我就没动过你一根指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的千金，是在您婚后的第三年出生的。您不会把一个孩子怀在肚子里三年吧。黄飞云道：我知道你会这样说，但你不要忘了，名人精子库里有你的精子。兰老大用一只手枪形状的打火机点燃了雪茄，眼睛望着天花板，说：倒是有过这么一档子事，我上了那些家伙的当，他们说我基因优良——他们是你指派来吧？你煞费苦心啊——既然这样，孩子可以送来，我请最好的家庭教师，请最好的保姆，教育他，照顾他，让他成为栋梁之才，但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做商人妇吧。黄飞云坚定地说：不。兰老大说：为什么？你为什么非要嫁给我？黄飞云眼泪汪汪地说：我知道这很无聊，我知道你是一个大流氓，大魔鬼，黑白两道你通吃，我知道嫁给你这样的人会不得好死，但我还是想嫁给你，每分钟都在想，我着了你的魔道。兰老大笑着说：我结了一次婚，已经害了一个人。你何必要成为第二个受害者？实话告诉你，我根本就不是人，我是一匹马，一匹种马，种马是属于全体母马的，不可能属于一匹母马。种马给母马下上了种子，母马就应该离开。所以，我不是人，你也不要把自己当人，把自己当成一匹母马，你就不会生出和我结婚这样荒唐的念头了。黄飞云用拳头捶打着胸口，痛不欲生地说：我是母马，我是母马，我每天夜里都梦到一匹种马和我来交合，他把我的五脏六腑都掏走了……一边哭诉着，她一边撕扯胸前的衣服，那件昂贵的裙子，哧的一声裂开了一道口子。她的手不停地扩大着战果，几下子就把裙子从身上撕去，然后她开始撕扯胸罩，撕扯底裤，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赤身裸体。她赤身裸体地在大客厅里奔跑，嘴巴里喊叫着：我是母马啊……我是母马……庙门外的吵嚷声把我惊醒，但黄飞云疯狂的喊叫声还在我的耳边缭绕。我偷眼看看大和尚，他脸上痛苦的神情迅速地转换，恢复了那种安详姿态。我刚想继续我的诉说，就听到院子里一阵喧闹。抬头往外看，只见一辆大卡车停在了大道一侧，车上载着一车木料，有厚厚的板材，有粗大的圆木，在高高的木材顶上，坐着十几个人。他们从车上，抬着木材，噼里啪啦地往下扔。一个险些被车上扔下来的圆木砸在地上的男孩高声问询着：师傅师傅，你们卸木头干什么？一个头上戴着柳条帽子的小伙子说：小孩子，快闪开，砸死可没有哭儿子的。小男孩问：你们到底要干什么？车上的人说：快回家告诉你娘去吧，今天晚上在这里唱大戏。哦，你们是要搭戏台子啊，小孩子欢快地问：唱什么戏？一页宽大的松木板从车顶上滑下来，车上的人惊叫着：小孩，闪开！小男孩执拗地说：你们不告诉我唱什么戏，我怎么能躲开？车上的人说：好吧，告诉你，今晚上唱"肉孩成仙记"，你可以闪开了吧？男孩说：当然，你们告诉了我，我自然要闪开的。这个孩子，真是古怪，车上的人说着，一根粗大的圆木，骨碌碌地滚了下来。那个小男孩蹦蹦跳跳地躲闪着，那根圆木就像活物似的追赶着他，一直到了小庙门口才停了下来。木材上散发着一股子清新芳香的树脂味儿，向我报告着来自原始森林的信息。嗅着清新芳香的松木气味，我就想起十几年前肉联厂里那个超生台，心酸的往事也就涌上了我的心头。我可怜的父亲把超生台当成了他的吸烟台，沉思台，孤独台，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上边，工厂里的事情，基本上不管不问了。
在老兰老婆死前一个月的晚上，大和尚，我父亲和我母亲在超生台上下，展开了一次对话。
母亲说："你下来。"
父亲扔下来一个燃烧未尽的烟头，说："不可能。"
母亲说："你有种就在上边呆到死，永远不要下来。"
父亲说："我会的。"
母亲说："如果你下来，你就是一个王八蛋。"
父亲说："我不会的。"
尽管老兰严格封锁了消息，但父亲呆在高台上发誓不再下来的事，还是在厂子里悄悄地传开。那些天母亲丧魂落魄，一会儿气势汹汹地摔盘子砸碗，一会儿对着镜子眼泪汪汪。我和妹妹，对这件事，并没有感到有什么难过，甚至——实在是惭愧，大和尚——我们还感到有几分好玩、几分骄傲。我的爹，终于又开始表现出他独具的风采。
父亲呆在高台上发誓不再下来，但并没有发誓不再吃饭。因此他的一日三餐，就由我和妹妹送上去。我们第一次上高台送饭，还有些异常的感觉，但很快就习以为常。父亲在高台上很舒适地坐着，面色沉静，不冷不热地跟我们打着招呼。我们很想陪着他在台上吃饭，但他总是用很客气但也很固执的态度把我们赶下来。为了让他趁热进食，我和妹妹恋恋不舍地爬下高台。我们每次上去送饭，就把上次使用的餐具带下来。那些盘子和碗，都干干净净，根本不用洗刷。我猜想父亲是用他的舌头把这些餐具舔干净的。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象父亲伸出舌头舔那些餐具的情景。他在上边，有的是时间，舔舐餐具，也算是个工作。
为了解决父亲的排泄问题，我和妹妹送上去了两个胶皮桶。这样，我们除了承担往上搬运食物的任务，还要承担往下搬运父亲的排泄物的任务。我和妹妹提着便桶往台下艰难地爬行时，父亲的头一直往下探着，脸上的神情十分不堪。父亲建议我去弄一根绳子，绳子上拴上一个铁钩子，这样他就可以把便桶从台上顺下来，把饭篮从台下提上去，省却我和妹妹爬上爬下的艰苦劳动。当我把父亲的想法对老兰提起时，老兰哈哈大笑起来。笑完了，对我说：
"这事情基本上属于你们的家事，跟你母亲商量去吧。"
母亲坚决地反对父亲的主张。看样子她已经习惯了在高台上有个丈夫，她每天积极工作，再也不摔盘子摔碗，和老兰有说有笑，偶尔还对我说：
"小通，送饭时别忘了给你爹送包烟上去。"
其实即便是母亲反对，如果我们想弄条绳子，那也是手到擒来的事。我们不弄，是我们不愿意。每天三次爬上高台，看看不同凡响的父亲，和不同凡响的父亲简单交谈几句，是我和妹妹的巨大乐趣。
老兰老婆死前二十一天早晨，我和妹妹把早饭送上去，父亲看着我们，长叹一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