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教授还没有出医院，市政府已发表了他的教育局长。瑞宣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反倒安定了一些。他以为凭牛教授的资格与学识，还不至于为了个局长的地位就肯附逆；牛教授的被刺，他想，必是日本人干的。教育局长的地位虽不甚高，可是实际上却掌管着几十所小学，和二十来所中学，日本人必须在小学生与中学生身上严格施行奴化教育，那么，教育局长的责任就并不很小，所以他们要拉出一个有名望的人来负起这个重任。
这样想清楚，他急切的等着牛教授出院的消息。假若，他想，牛教授出了院而不肯就职，日本人便白费了心机，而牛教授的清白也就可以大昭于世。反之，牛教授若是肯就职，那就即使是出于不得已，也会被世人笑骂。为了牛教授自己，为了民族的气节，瑞宣日夜的祷告牛教授不要轻于迈错了脚步！
可是，牛教授还没有出院，报纸上已发表了他的谈话："为了中日的亲善与东亚的和平，他愿意担起北平的教育责任；病好了他一定就职。"在这条新闻旁边，还有一幅像片——他坐在病床上，与来慰看他的日本人握手；他的脸上含着笑。
瑞宣呆呆的看着报纸上的那幅照像。牛教授的脸是圆圆的，不胖不瘦；眉眼都没有什么特点，所以圆脸上是那么平平的，光润的，连那点笑容都没有什么一定的表情。是的，这一点不错，确是牛教授。牛教授的脸颇足以代表他的为人，他的生活也永远是那么平平的，与世无争，也与世无忤。"你怎会也作汉奸呢？"瑞宣半疯子似的问那张像片。无论怎么想，他也想不透牛教授附逆的原因。在平日，尽管四邻们因为牛教授的不随和，而给他造一点小小的谣言，可是瑞宣从来没有听到过牛教授有什么重大的劣迹。在今天，凭牛教授的相貌与为人，又绝对不象个利欲熏心的人。他怎么会肯附逆呢？
事情决不很简单，瑞宣想。同时，他切盼那张照像，正和牛教授被刺一样，都是日本人耍的小把戏，而牛教授一定会在病好了之后，设法逃出北平的。
一方面这样盼望，一方面他到处打听到底牛教授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平日，他本是最不喜欢东打听西问问的人；现在，他改变了态度。这倒并不是因他和牛教授有什么交情，而是因为他看清楚牛教授的附逆必有很大的影响。牛教授的行动将会使日本人在国际上去宣传，因为他有国际上的名望。他也会教那些以作汉奸为业的有诗为证的说："看怎样，什么清高不清高的，老牛也下海了啊！清高？屁！"他更会教那些青年们把冒险的精神藏起，而"老成"起来："连牛教授都肯这样，何况我们呢？"牛教授的行动将不止毁坏了他自己的令名，而且会教别人坏了心术。瑞宣是为这个着急。
果然，他看见了冠晓荷夫妇和招弟，拿着果品与极贵的鲜花（这是冬天），去慰问牛教授。
"我们去看看牛教授！"晓荷摸着大衣上的水獭领子，向瑞宣说："不错呀，咱们的胡同简直是宝地，又出了个局长！我说，瑞宣，老二在局里作科长，你似乎也该去和局长打个招呼吧？"
瑞宣一声没出，心中象挨了一刺刀那么疼了一阵。
慢慢的，他打听明白了：牛教授的确是被"我们"的人打了两枪，可惜没有打死。牛教授，据说，并没有意思作汉奸，可是，当日本人强迫他下水之际，他也没坚决的拒绝。他是个科学家。他向来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别人的冷暖饥饱，也不愿和社会接触。他的脑子永远思索着科学上的问题。极冷静的去观察与判断，他不许世间庸俗的事情扰乱了他的心。他只有理智，没有感情。他不吸烟，不吃酒，不听戏，不看电影，而只在脑子疲乏了的时候种些菜，或灌灌花草。种菜浇花只是一种运动，他并不欣赏花草的美丽与芬芳。他有妻，与两个男孩；他可是从来不会为妻儿的福利想过什么。妻就是妻，妻须天天给他三餐与一些开水。妻拿过饭来，他就吃；他不挑剔饭食的好坏，也不感谢妻的操心与劳力。对于孩子们，他仿佛只承认那是结婚的结果，就好象大狗应下小狗，老猫该下小猫那样；他犯不上教训他们，也不便抚爱他们。孩子，对于他，只是生物与生理上的一种事实。对科学，他的确有很大的成就；以一个人说，他只是那么一张平平的脸，与那么一条不很高的身子。他有学问，而没有常识。他有脑子与身体，而没有人格。
北平失陷了，他没有动心。南京陷落了，他还照常工作。他天天必匀出几分钟的工夫看看新闻纸，但是他只承认报纸上的新闻是一些客观的事实，与他丝毫没有关系。当朋友们和他谈论国事的时候，他只仰着那平平的脸听着，好象听着讲古代历史似的。他没有表示过自己的意见。假若他也有一点忧虑的话，那就是：不论谁和谁打仗，他只求没有人来麻烦他，也别来践踏他的花草，弄乱了他的图书与试验室。这一点要求若是能满足，他就可以把头埋在书籍与仪器中，即使谁把谁灭尽杀绝，他也不去过问。
这个态度，假若搁在一个和平世界里，也未为不可。不幸，他却生在个乱世。在乱世里，花草是长不牢固的，假若你不去保护自己的庭园；书籍仪器是不会按秩序摆得四平八稳的，假若你不会拦阻强盗们闯进来。在乱世，你不单要放弃了自己家中的澡盆与沙发，而且应当根本不要求洗澡与安坐。一个学者与一个书记，一位小姐与一个女仆，都须这样。在乱世，每一个国民的头一件任务是牺牲自己，抵抗敌人。
可是，牛教授只看见了自己，与他的图书仪器，他没看见历史，也不想看。他好象是忽然由天上掉下来的一个没有民族，没有社会的独身汉。他以为只要自己有那点学问，别人就决不会来麻烦他。同时，用他的冷静的，客观的眼光来看，他以为日本人之所以攻打中国，必定因为中国人有该挨打的因由；而他自己却不会挨打，因为他不是平常的中国人；他是世界知名的学者，日本人也知道，所以日本人也必不会来欺侮他。
日本人，为了收买人心，和威胁老汉奸们，想造就一批新汉奸。新汉奸的资格是要在社会上或学术上有相当高的地位，同时还要头脑简单。牛教授恰好有这两种资格。他们三番五次的派了日本的学者来"劝驾"，牛教授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他没有作官的野心，也不想发财。但是，日本学者的来访，使他感到自己的重要。因而也就想到，假若一方面能保持住自己的图书仪器，继续作研究的工作，一方面作个清闲的官儿，也就未为不可。他愿意作研究是个事实，日本人需要他出去作官也是个事实。那么，把两个事实能归并到一处来解决，便是左右逢源。他丝毫没想到什么羞耻与气节，民族与国家。他的科学的脑子，只管观察事实，与解决问题。他这个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使日本人更进一步的以恐吓来催促他点头。他们警告他，假若他不肯"合作"，他们会马上抄他的家。他害了怕，他几乎不会想象：丢失了他的图书，仪器，庭院，与花木，他还怎么活下去。对于他，上街去买一双鞋子，或剃一剃头，都是可怕的事，何况把他的"大本营"都毁掉了呢？生活的方式使他忘了后方还有个自由的中国，忘了他自己还有两条腿，忘了别处也还有书籍与仪器。生活方式使他成了生活的囚犯。他宁可失去灵魂，而不肯换个地方去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