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他一个人，他忽然觉得屋子非常的大了，空洞得甚至于有点可怕。屋中原来就什么也没有，现在显着特别的空虚，仿佛丢失了些什么东西。他闭上了眼。他舒服了一些。在他的心中，地上还是躺着那个中年人，墙角还坐着那一对青年男女。有了他们，他觉得有了些倚靠。他细细的想他们的声音，相貌，与遭遇。由这个，他想到那个男青年的将来——他将干什么去呢？是不是要去从军？还是……不管那个青年是干什么去，反正他已给了他最好的劝告。假若他的劝告被接受，那个青年就必定会象仲石那样去对付敌人。是的，敌人是传染病，仲石和一切的青年们都应当变成消毒剂！想到这里，他睁开了眼。屋子不那么空虚了，它还是那么小，那么牢固；它已不是一间小小的囚房，而是抵抗敌人，消灭敌人的发源地。敌人无缘无故的杀死那个中年人与美貌的姑娘，真的；可是只有那样的任意屠杀才会制造仇恨和激起报复。敌人作得很对！假若不是那样，凭他这个只会泡点茵陈酒，玩玩花草的书呆子，怎会和国家的兴亡发生了关系呢？
他的心平了下去。他不再为敌人的残暴而动怒。这不是讲理的时候，而是看谁杀得过谁的时候了。不错，他的脚上是带着镣，他的牙已有好几个活动了，他的身体是被关在这间制造死亡的小屋里；可是，他的心里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充实过。身子被囚在小屋里，他的精神可是飞到历史中去，飞到中国一切作战的地方去。他手无寸铁，但是还有一口气。他已说服了一个青年，他将在这里等候着更多的人，用他的一口气坚强他们，鼓励他们，直到那口气被敌人打断。假若他还能活着走出去，他希望他的骨头将和敌人的碎在一处，象仲石那样！
他忘记了他的诗，画，酒，花草，和他的身体，而只觉得他是那一口气。他甚至于觉得那间小屋很美丽。它是他自己的，也是许多人的，监牢，而也是个人的命运与国运的联系点。看着脚上的镣，摸着脸上的伤，他笑了。他决定吞食给他送来的饭团，好用它所给的一点养分去抵抗无情的鞭打。他须活着；活着才能再去死！他象已落在水里的人，抓住一块木头那样把希望全寄托给它。他不能，绝对不能，再想死。他以前并没有真的活着过；什么花呀草呀，那才真是象一把沙子，随手儿落出去。现在他才有了生命，这生命是真的，会流血，会疼痛，会把重如泰山的责任肩负起来。
有五六天，他都没有受到审判。最初，他很着急；慑慢的，他看明白：审问与否，权在敌人，自己着急有什么用呢？他压下去他的怒气。从门缝送进一束稻草来，他把它垫在地上，没事儿就抽出一两根来，缠弄着玩。在草心里，他发现了一条小虫，他小心把虫放在地上，好象得到一个新朋友。虫老老实实的卧在那里，只把身儿蜷起一点。他看着它，想不出任何足以使虫更活泼，高兴，一点的办法。象道歉似的，他向虫低语："你以为稻草里很安全，可是落在了我的手里！我从前也觉得很安全，可是我的一切不过是根稻草！别生气吧，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都一边儿大；不过，咱们若能保护自己，咱们的生命才更大一些！对不起，我惊动了你！可是，谁叫你信任稻草呢？"
就是在捉住那个小虫的当天晚上，他被传去受审。审问的地方是在楼上。很大的一间屋子，象是课堂。屋里的灯光原来很暗，可是他刚刚进了屋门，极强的灯光忽然由对面射来，使他瞎了一会儿。他被拉到审判官的公案前，才又睁开眼；一眼就看见三个发着光的绿脸——它们都是化装过的。三个绿脸都不动，六只眼一齐凝视着他，象三只猫一齐看着个老鼠那样。忽然的，三个头一齐向前一探，一齐露出白牙来。
他看着他们，没动一动。他是中国的诗人，向来不信"怪力乱神"，更看不起玩小把戏。他觉得日本人的郑重其事玩把戏，是非常的可笑。他可是没有笑出来，因为他也佩服日本人的能和魔鬼一样真诚！
把戏都表演过，中间坐的那个绿小鬼向左右微一点头，大概是暗示："这是个厉害家伙！"他开始问，用生硬的中国语问：
"你的是什么？"
他脱口而出的要说："我是个中国人！"可是，他控制住自己。他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不便因快意一时而招致皮骨的损伤。同时，他可也想不起别的，合适的答话。"你的是什么？"小鬼又问了一次。紧跟着，他说明了自己的意思："你，共产党？"
他摇了摇头。他很想俏皮的反问："抗战的南京政府并不是共产党的！"可是，他又控制住了自己。
左边的绿脸出了声："八月一号，你的在那里？""在家里！"
"在家作什么？"
想了想："不记得了！"
左边的绿脸向右边的两张绿脸递过眼神："这家伙厉害！"右边的绿脸把脖子伸出去，象一条蛇似的口里嘶嘶的响："你！你要大大的打！"紧跟着，他收回脖子来，把右手一扬。
他——钱老人——身后来了一阵风，皮鞭象烧红的铁条似的打在背上，他往前一栽，把头碰在桌子上。他不能再控制自己，他象怒了的虎似的大吼了一声。他的手按在桌子上："打！打！我没的说！"
三张绿脸都咬着牙微笑。他们享受那嗖嗖的鞭声与老人的怒吼。他们与他毫无仇恨，他们找不出他的犯罪行为，他们只愿意看他受刑，喜欢听他喊叫；他们的职业，宗教，与崇高的享受，就是毒打无辜的人。
皮鞭象由机器管束着似的，均匀的，不间断的，老那么准确有力的抽打。慢慢的，老人只能哼了，象一匹折了腿的马那样往外吐气，眼珠子弩出多高。又挨了几鞭，他一阵恶心，昏了过去。
醒过来，他仍旧是在那间小屋里。他口渴，可是没有水喝。他的背上的血已全定住，可是每一动弹，就好象有人撕扯那一条条的伤痕似的。他忍着渴，忍着痛，双肩靠在墙角上，好使他的背不至于紧靠住墙。他一阵阵的发昏。每一发昏，他就觉得他的生命象一些蒸气似的往外发散。他已不再去想什么，只在要昏过的时候呼着自己的名字。他已经不辨昼夜，忘了愤怒与怨恨，他只时时的呼叫自己，好象是提醒自己："活下去！活下去！"这样，当他的生命象一股气儿往黑暗中飞腾的时候，就能远远的听见自己的呼唤而又退回来。他于是咬上牙，闭紧了眼，把那股气儿关在身中。生命的荡漾减少了他身上的苦痛；在半死的时候，他得到安静与解脱。可是，他不肯就这样释放了自己。他宁愿忍受苦痛，而紧紧的抓住生命。他须活下去，活下去！
日本人的折磨人成了一种艺术。他们第二次传讯他的时候，是在一个晴美的下午。审官只有一个，穿着便衣。他坐在一间极小的屋子里，墙是淡绿色的；窗子都开着，阳光射进来，射在窗台上的一盆丹红的四季绣球上。他坐在一个小桌旁边，桌上铺着深绿色的绒毯，放着一个很古雅的小瓶，瓶中插着一枝秋花。瓶旁边，有两个小酒杯，与一瓶淡黄的酒。他手里拿着一卷中国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