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如梭，光阴似箭”，我在这荒无人烟的沙洲上充当猪王不觉已是第五个年头。
起初，我试图在沙洲上推行一夫一妻制，我原想这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改革会引起一片欢呼，但没想到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不但母猪们反对，连那些分明占便宜的公猪，竟然也嘟嘟哝哝地表示不满。为此我困惑不解，去向刁小三问疑，它趴在我们特意为它搭建的能够遮风挡雨的草棚里，冷冷地说：
“你可以不当王，但当了王就必须按规矩办事。”
我只好默认这残酷无情的丛林规矩，闭着眼，想象着小花猪，想象着蝴蝶迷，想象着一匹形象模糊的母驴，甚至想象着几个更加模糊的女人的影子，与那些母野猪胡乱地交配。能逃脱尽量逃脱，能偷工减料尽量地偷工减料，但就是这样，几年下来，沙洲上也多出了几十只五彩斑斓的杂种，它们有的毛色金黄，有的毛色青黑，有的身上布满斑点，如同那些经常在你们的电视广告里露面的斑点狗。这帮杂种大致还保持着野猪的身体特征，但智慧明显地比它们的母亲高了一个层次。随着这批杂种的长大，我已经无法完成如此繁重的交配。每到母猪的发情期我便与它们玩起蒸发游戏。猪王不在，欲火中烧的母猪们只好降格以求。于是，几乎所有的公猪都得到了交配的机会。出生的后代更加形形色色：有的如羊，有的似狗，有的像猞猁，最可怕的是，有一头杂种母猪，竟然生出了一只鼻子长长、仿佛小象的怪物。
1981年4月，正是杏花盛开、母猪发情的时期，我从大河分汊处游到了南岸。河水上层温暖，下层冰凉。在上层温水与下层凉水的交汇处，有一群群的回游鱼类溯流而上，它们那种为了返回母河、不怕艰难险阻、不畏流血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让我深受震动，我伫立浅滩，看着它们努力摆动尾鳍、奋勇前行的灰白色身影，沉思良久。
往年里玩蒸发，从没离开过沙洲。沙洲上草木繁茂、在东南部还有一道隆起的沙岭，沙岭上生长着数万株碗口粗的马尾松树，松树下生长着茂密的灌木，要找个藏身之地，实在是易如抬爪。但今年，我突发奇想——其实也不是奇想而是一种迫切的内心需要，我感到我必须回一趟杏园猪场，回一趟西门屯，仿佛是要去赴一个多年前就确定了的、不容更改的约会。
与母猪小花结伴逃离猪场算来已将近四年，但即便是蒙上眼睛我也可以回到杏园猪场，因为暖洋洋的西风里有杏花的香气，因为那里毕竟是我的故乡。我沿着河堤顶部那条虽然狭窄但十分平坦的道路西行。河堤的南边是广阔的原野，河堤的北边是连绵起伏的红柳丛。河堤两边的斜坡上，生长着枯瘦的紫穗槐，紫穗槐上爬满疯狂的瓜蒌藤蔓，藤蔓上白花簇簇，散发着类似丁香的沉闷香气。
月亮当然很好，但与我对你重墨浓彩地描绘过的那两个月亮相比，这一晚上的月亮高高在上，显得有点心不在焉。它不再降低高度、变化颜色陪伴我，追逐我，而像一个坐在高辕的马车上、头上戴着插满羽毛的帽子、脸上罩着洁白的面纱、匆匆赶路的贵妇。
到达蓝脸那一亩六分顽固土地时，我立住了追赶着月亮匆匆西行的蹄爪。我向南看，看到蓝脸土地两侧西门屯大队的土地里，栽满叶片肥大的桑树，桑树下，有几个借着月亮采桑的女人。这情景让我心中一动，我知道毛泽东之后的农村，已经发生了变化。蓝脸的土地上，种植的依然是麦子，依然是那古老的品种。两侧土地里的桑树发达的根系显然霸去了他土地的营养，起码有四垄麦子受到了明显的影响：低矮纤弱，麦穗瘦小如苍蝇。这很可能又是洪泰岳整治蓝脸的阴招，看你单干户如何抵挡。我看到，月亮下，桑树旁，一条人影在晃荡。他深挖沟，光脊梁，誓与人民公社争短长。他在自家土地与生产大队的桑树问，挖出了一条窄而深的沟，许多黄色的桑根被他用锋利的铁锹斩断。这件事，似乎非同寻常。在自家土地上挖沟，原本无可厚非，但斩断生产队的树根，又有破坏集体财产之嫌。我遥远地看着老蓝脸黑熊般笨拙的身体和莽撞的动作，心中一时茫然。如果等两边的桑树长成参天大树，单干户蓝脸的土地就会成为不毛之地。很快我就知道，我的判断全是错误。此时，生产大队已经土崩瓦解，人民公社已经名存实亡。农村改革已进入分田到户阶段。蓝脸土地两侧的土地，已经分到了个人名下，植桑还是种粮，完全由个人做主。
我的腿把我带到杏园猪场，杏树犹在，但猪舍已经荡然无存。虽然没有了标志物，但我一眼就看见了那棵歪脖子老杏树。杏树的周围，立起了一圈保护的木栅栏，栅栏上钉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朱丝金杏”。看到这牌子我就想起了刁小三的热血浇灌这杏树根的情景。没有它的血，杏子里就不会有血丝；没有它的血，这棵树上的杏子就不会成为果中珍品，每年都被县政府高价收购。而且，我后来还知道，这棵树上的杏子，使代替洪泰岳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金龙，与县里、市里的领导建立了亲密关系，为他后来的发达富贵铺平了道路。我当然也看到了那棵曾把树杈垂到我的圈舍里的老杏树，尽管我的圈舍已经不存在。当年我趴着睡觉或者想入非非的地方，现在种植着落花生。我猛地站立起来，前爪扶住那两条我当年几乎每天都扶的树权。这动作，让我分明地感受到，我的身体比当年庞大了，笨重了，由于长期不做人立状，这一技巧，也明显地生疏了。总之，这天晚上，我在杏园里徘徊游荡，故地重游，心中不时涌起怀旧情绪，而这种情绪，说明我已经进入了中年。是的，作为一头猪，可以说我已经饱经沧桑。
我发现，当年的两排供饲养员工作和居住的房屋，已经改成了养蚕房。我看到养蚕房里电灯明亮，知道国家的电流通到了西门屯。我看到在那层层叠叠的蚕架前，白发苍苍的西门白氏在弯腰工作。她端着用剥了皮的红柳枝条编成的畚箕，畚箕里盛着肥厚的桑叶。她将桑叶洒向白花花的蚕床，立刻便有细雨般的声音响起。我看到你们结婚的洞房也改成了蚕房，这说明，你们此时都已经有了新的住处。
我沿着屯中那条拓宽了一倍、并铺敷了沥青路面的道路西行。街道两边那些低矮的泥墙草屋不见了，一排排同样高度、同样宽度、整齐划一的红瓦房出现了。在路北边一座二层小楼前的一片空地上，大约有一百余人，多半是老婆孩子，围着一台二十一英寸的日本产松下牌电视机，观看一部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那是一个手指和脚趾间生有蹼膜的英俊青年的神奇故事。他能够像鲨鱼一样在水中优雅地游泳。我看到西门屯的老婆孩子聚精会神地盯着那小小荧屏，并不时地发出“啧啧”的感叹声。电视机安放在一张紫红色的方凳上。方凳安放在一张方桌上。方桌旁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胳膊上套着一个红色的、写着“治安”字样的袖标，双手拄着一根细长的木棍，面对着观众，目光犀利，仿佛一个监考的老教师。我当时不知道他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