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报纸，先看南州日报，南州日报是今天的，把新闻和娱乐版看完了，跟着看人民和法制。看报花了我三个小时。我看报的时候，陈调研在座位上磨手指。他小指上长了个疣子，疣子上长了两根毛。他把毛先剪掉，然后拿指甲钳磨。但磨的速度大概不够疣子长得快，那疣子似乎越来越大了。
我刚准备去上班时觉得让甄由美一个人留在宾馆里有点于心不忍。可我一到办公室就把甄由美独自在宾馆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我看完报纸，抬头一看挂钟，已经十二点了。该吃午饭了。我对陈调研说：吃饭吧。
午饭我一般都吃不下什么，吃多了肚子还会痛，也不知是肠还是胃有毛病。但一点不吃也不行，下午会饿得两眼冒金光。也就是说，我在办公室里无所适从的事还真不少，我总是感到左右为难。连甄由美来了我都这样。我把菜吃完了，还强迫自己吃了半碗饭，然后我对老陈说：你慢慢吃，我先走了。回到办公室，我看了会儿电视，把中央台新闻三十分剩下的节目看完了，又把亚视午间新闻看完了，然后我躺在沙发上睡午觉。刚要入睡，我突然想起甄由美独自在宾馆里。说不定还没吃饭呢。说不定还在等着我陪她吃饭昵。可我躺下了就不愿意起来了。我说，管她呢，她自己大概会请自己吃餐饭吧。这样一想我就睡着了，一直睡到下午三点。因为陈调研三点钟回来，我估计他吃了饭又去哪儿找人喝酒了。
陈调研从来不睡午觉，他有时坐在办公室看电视，有时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反正他要找地方消磨掉两个半小时，也就是说他本来应该在两点半回来，我本来应该在两点半起床。但这种情况总是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下，陈调研也不好说什么，我也不好说什么。我坐了起来，收起盖在身上和掉到地上的报纸。顺便说一声，我睡午觉一般都不盖被子，也不像同志们那样盖衣服，我盖报纸。每天早上把报纸看完，我要收起来，以备中午睡觉用。
坐在椅子上我发了会儿呆，我睡完觉就是这个神情。然后我拿起毛巾去厕所洗脸，洗完脸回来，看见老程坐在办公室里，老程说：我们开个会吧，你把人召集一下。二哥经常有这个毛病，他突然就想开个会，让我去召集人，但这个时候总是召集不到什么人。大家都去了该去的地方，这些地方你总是找不到。我把能找到的人召集到办公室。二哥拿手指头点了几下就把人数点清了。他说，不到三分之一呀，照开吧。大家于是坐下来，有人刚坐下又站起来，走到冰热饮水机前打水喝。二哥拿来一个笔记本，翻到某一页，说：讲几件事。有人开始散烟，有人换了座位，抽烟的挤在一起，几管烟枪开始喷烟。
一会儿二哥说散会了。我开始想二哥讲了些什么，想不起来。其实二哥讲了什么并不重要，大家是否记住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过会，有会议记录。
我们一周有两次政治学习，以什么方式学习和学习什么内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政治学习。
开完会已经四点半了，大家回去办公室收拾东西，准备下班。我也在座位上收拾东西，想着这么早回到宿舍去该干什么呢。这就是说我把甄由美彻底忘了。过了十几分钟，我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出门。调查科的老陆来了。这人早秃，秃前不秃后，从后面看，像内蒙大草原，从前面看，像毛乌素沙漠。老陆经常爱找我杀两盘。我却不怎么爱跟他杀。这主要是因为这人毛病太多，你赢了他他不罢休，他赢了你一张嘴就不会停。我之所以偶尔还跟他杀两盘，主要是因为不杀棋就不知道还能干什么。老陆说：杀两盘。我想想也没什么事可干，就跟他杀开了。这一杀就杀到九点半了，我肚子饿得咕咕叫。我想老陆的肚子大概也饿了，但他劲头很足，还不想去吃饭。我说：最后一盘，完了就去吃饭，谁输谁请客。老陆连说：好，好。
刚把棋摆好，三言来了。他对我说：你小子倒沉得住气。我说：一边坐着，下完了棋再说我们的事。这盘棋下和了，老陆知道自己不用请客，脸上有了笑容。笑容里有些遗憾：怎么没赢了我，让我请回客呢。
我对三言说：对了，你昨天不是找我有事吗？这时我想起了甄由美。我说：糟糕，甄由美还在宾馆里。三言说：你倒是想起来了，真有你的。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好像你知道我把她留在宾馆里了？三言说：当然知道，她给我打电话了，讲了三个小时呢。我说：讲什么呢？这么长气，抱怨我还是投诉我？三言说：你小子太小看甄由美了，你把她扔在宾馆里将近二十个小时，不理不问，人家一句怨言也没说，她说这次见到你，觉得你活得很不愉快，替你担心。看你这个态度，她真是白心痛你了。
三言的话不能不信又不能全信。他这人是搞新闻的，小事可以搞大，大事又可以搞小。有事可以搞成没事，没事又可以搞成有事。但我既然想起了甄由美，我就得去看看她了。
我到码头去报到是由胡岩峰副关长陪着去的，坐的是领导的雅阁。这就是说，我尽管还是副职，但领导已经把我当正职对待了。按照单位的习惯，一般是正职赴任才会由领导陪同前往。我的调动文下了后，几乎没有人当回事。大家都以为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南村码头的职数是一正三副，我这个副不过摆在前面而已。等到领导陪同我前去报到，大家就开始刮目相看了。这实际上已经是向大家正式宣布我去码头做大当家了。至于扶正的文件几时下已经不重要了。那是迟早的事。
车到办公大楼，两个副职已经等在门口。他们如此毕恭毕敬当然不是冲着我来的，这一点我很清楚。但他们当初赴任时就没有这种待遇，这一点他们也很清楚。接着全科的干部全在会议室集中，听领导训话，听我发表就职演讲。一想到我要发表就职演讲，我就忍不住想笑，恨不得把自己的肚皮笑破。
大家坐好后，胡副关长开始讲话，他讲了大半个钟头，讲的全是业务问题。领导就喜欢讲业务问题，他每天都在批文件，批合同，批报批表，每天都能发现新的问题。如果不讲出来，这些问题就会把他折磨死。想到这里我都替领导难受。领导讲完了，我开始讲。我没什么好讲的，我说，各位兄弟，与大家共事，不亦乐乎，领导英明，不亦乐乎，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不亦乐乎，大家都是兄弟，不亦乐乎。当然原话不是这样讲的，反正就这么个意思。领导听了就不太高兴。领导是个正经兼刻板的人。他觉得做领导就该有领导的样子，该说的话就说，不该说的话就不说。就算是该说的话，怎么说也是有讲究的。由此你可以知道领导活得多么辛苦。我可不想把自己也变成这个样子。
领导走的时候我亲自送他。临上车时，他说：你也上来。我就跟着领导上了车，并排坐在后座上。这个时候我的两个副手站在门口，看到这个样子就很识趣地走了进去。老胡说：你现在是一个单位的负责人，这可是一个单位呀，是一个很重的担子，你千万要慎重。听领导的用词，我本来想冽嘴笑一笑，可看到领导郑重其事的样子，我就把嘴巴合得严严实实。领导是个实心眼，他总是以为生活就像他处理业务问题一样简单，你不迎合他为人处事的方式，他还以为你不听他的话呢。我说：领导放心，你别看我嘻嘻哈哈的，我心中有数。其实我心里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可领导把我叫上车这个动作对我十分有利，其实领导是要批评我，可在别人看来，就以为我跟领导关系特殊，领导简直就是在做姿态给大家看。
我的办公室很大，有二十几平米，旁边还有一个接待室，接待室也有十几平米。我粗粗看了一下，里面的设备很齐全。两套高级沙发，一个大班台，一台三匹的空调，一个消毒柜，一台二十五即科讲实纾一台电脑，一台中端，两部电话（内线和外线）。我坐在大班椅上，看着这些东西发呆。配上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让别人看到我每天都在享受五星级待遇？我真想把这些东西全扔掉，可我还不能扔，因为我的两个副手都是这样配置的，只是他们两个人挤一个办公室。后来我发现身后还有一个门，打开一看，我吓了一跳。原来是一个卧室，里面还有冲凉房。比五星级酒店的普通房还好。里面的东西应有尽有，不比五星级酒店的配置差。原来是给我午休的，真是浪费！这样的房间就应该出租给酒店，让他们创收。我后来常陪朋友去酒店开房，这时我就想起我在单位的卧房，但我的卧房可不能用来干别的事，除了让我午睡。
我在大班椅上才把屁股坐热，码头的老总来了，他特地来拜访我。我一看到他就盯着他的脑袋看，眼都不眨一下。这人跟老陆一样是个秃头，不同的是老陆秃前，他秃后。他刚进来时我还以为他是个好人，后来他在沙发上坐下了，把后脑勺抛给我看，我才发现他是老陆的同类。鉴于跟老陆的交情，我就先把他当半个熟人了。我在老总对面坐下，让阿姨给他泡茶。老总递给我一张名片，原来他叫郭洪坤。我把名片收下了，按本系统的习惯，我是不会给他名片的。但给不给都一样，他很快就会把我的电话、呼机和家庭住址摸得清清楚楚。干这行的就有这本事，他们对我的同事的通讯资源的微小变化比对商品信息还敏感。
郭总坐了五分钟就走了，他说以后会经常来拜访我。跟着广远的老总来找我，也是坐了五分钟。接着几个船公司的老总也来坐了一下。我的大班台上很快就摆满了码头各单位负责人的名片。然后我就想起了过年的事，这怎么跟我家乡拜年一样？不过了正月十五，这年大概拜不完吧？于是我把两个副手召了过来，指着桌上的名片说：这是怎么回事？两人一看桌上的名片，都笑了。他们说：这是惯例，我们来的时候一个月不得安宁呢。我说：这如何了得，这样下去，工作还能开展吗？两位说：这算什么？你不知道，那些报关员、货主，简直就把这里当市场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哪里像一个国家机关？我说：这样吧，这个门也得掩一掩，不要什么人都往里面进，就是要进，也得有个程序，我们也得有个人把把关吧。两位副手说：好呀，求之不得。
两个副手一走，我就觉得这事不对劲。破坏一个旧制度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搞得不好就要发地震。那两个家伙表面上对我的提议举双手赞成，实际上阴险得很，就是想看我的笑话。想通了这一点，我仍然要把这个自由市场改成五星级的宾馆，至少要定个规矩。五星级宾馆的规矩是：衣冠不整者谢绝入内。我们的规矩是：未经许可不准入内。
我后来把大楼仔细巡视了一遍，发现有两个出入口，一个是正门，走正门要经过报关厅，这是不允许的，我那帮手足首先就不答应，谁走进来都会给他们轰出去。不速之客都是从后门进来的。只要把后门堵上，他们就不得其门而入，只能站在外面哭爹叫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不让他们进来是上策。他们进来了再往外赶是中策。让他们坐在办公室，自己忙自己的，对他们不理不睬是下策。我亲自把后门锁了，把钥匙交给查验组长。我说：没有我的批准，谁也不准开后门。
下午我把码头巡视了一遍。吓了一大跳，我的天啦！到处都是废铜烂铁，把堆场全塞满了，简直就是一个冶炼场，哪里像个码头的样子。难怪监管司的领导下来看了一下就铁青着脸色走了。我如果是上级领导，就下令把这个码头关了。再到仓库里看了一下，又吓了一跳，全是烂钢材，一匝匝，一卷卷，一堆堆，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码头边靠了几十条船，全是这路货色。我这儿又不是废旧物资专用码头，这些东西全跑这儿进口，是什么意思？我尽管有好几年没干货管，也有好几年没管事了，但一些基本常识还是知道的。这样下去，不到一个月我就得打包袱走人了。
回到办公室，我打开电脑查数据，看了当天的进出口记录。奶奶的，废铜烂铁一个柜才报8吨，我看吊机都压弯了，没有20几吨我就把脑袋砍下来。钢材一条船才报到300吨，我看那吃水线，至少有一千吨。我把电脑关了，觉得身上开始发冷，牙齿开始哆嗦。我赶紧在沙发上坐下，闭目养神，还把一叠报纸盖在肚皮上。过了半小时我才觉得身体恢复了正常。于是我爬起来给南州一个老友打电话，叫他帮我查一查其他口岸的数据，等他把数据报过来，我一颗心才落到正常位置。原来别的码头申报的成数更低。这就是说国家的税大部分都给这帮家伙慷慨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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