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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再谈老舍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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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乙

    这次,到台湾去,在老舍先生的有关问题上,发现台湾人对老舍之死普遍感兴趣,但所知甚少,基本上仍停留在我们十多年前的认识水平上,所争论的问题,也是我们早已解决了的。

    在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举行的两岸文学座谈会上,台湾作家姜穆先生发言,说他一直认为老舍先生之死是他杀所致,理由有三:一、他死后腹中无水;二、脚下无泥;三、鞋袜都在岸上,结论是他并非投水自杀,而是被谋杀之后将尸体运来摆在了太平湖边。

    我当时在会上说:这个问题早已有了一致的看法,大背景是“文革”的残酷迫害,具体死因是投水自杀。我举了五点理由,略加说明,并说我写过两篇比较详细的文章,可以参考,一篇叫《父亲最后的两天》,另一篇叫《死的呼唤》,后来又编了一本专门的书,叫《老舍之死》,说得更为详尽,台湾方面也早就有了盗印本。

    会上没有来得及展开讨论。看来,我并没有说服姜穆先生。我回北京之后,看到他在《中央日报》长河版发表了一篇题为《被“文革”烤“文火”——老舍真是自杀?》的文章,还是重复了“他杀”的说法,这才使我觉得,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还是有再讨论的必要。

    其实,“他杀”和“自杀”的讨论之所以必要,与其说对解开老舍之死的迷至关重要,还不如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了解老舍这个人更有意义。

    冰心先生如是说

    ——特质

    一次,和冰心先生聊天,她突然冒出一句:

    “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

    我问:“您怎么知道?”

    她不假思索地说:“他的作品里全写着呢,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

    像《四世同堂》里的第二代,祁天佑老爷子,受辱后,没有回家,直接走到西直门外,一头扎进护城河里。

    像《茶馆》里的王掌柜,受尽人间折磨之后,说了一串耐人寻味的话,诸如对小孙女说:“来,再叫爷爷看看!”“跟爷爷说再见!”“万一我晚上就死了呢!”最后上吊而亡。

    像《猫城记》里的小蝎和大鹰,后者把自己的头割下悬在大街上,为了唤醒群众。

    像《火葬》里的王排长和石队长,前者重伤后举枪自尽,后者用尽了子弹,放火自焚。

    像《四世同堂》里的钱太太,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贤妻良母,丈夫被捕,儿子一个阵亡一个被害,她不哭,不说话,一头碰死在儿子的棺材上。

    像《老张的哲学》,这是老舍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它的时候,作者不过二十六岁,它的女主人翁,叫李静,是一位可爱的文静姑娘,最后也是自杀而死。

    在写李静自杀之前,小说中有这么一段伏笔:

    “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反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着水不但哭,笑,而且有时候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那自问自答的结果,更坚定了他要死的心。”

    这里说的是自尽,而且偏偏是跳河。

    冰心先生的话极对,极准确。她深知老舍先生。他们是老朋友,知根知底的。

    一个作家的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和他本人的命运,当然,用不着去划等号;但是,这些描写毕竟是他本人思绪的事物,所以,作家本人的身世往往会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找出某些痕迹来,这倒是不容忽视的参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作品便是作家本人的脚印,表面上并不连续,显得杂乱无章,东一个西一个,但总体上看,可以觅出一个大概的走向。

    从这个角度上看,作品是作家命运的相当可靠的“预报器”。

    不连贯的轨迹也好,命运预报器也好,作品中的对应点对作家的研究者来说,都太有用了。

    毕竟,作品是作家身外的第六感,它们来自他,由他而生,和他有着看不见摸不着而确实存在的内在的联系线。

    这就是要注意作品的提示性的原因。

    气节、身谏、投水、殉难

    ——哲学

    如果仔细找的话,在老舍先生的自述中,主要是散文、书信中,还可以找到不少独白性的自我描述。

    这些独白,是地地道道的他的思想的反映,是他的生死观,是他的人生哲学。

    这些独白极为重要,实际上,是理解老舍结局的钥匙。

    一九四一年,抗战中,文人们建议设诗人节,还真成功了,为此老舍先生写了一篇题为“诗人”的小文,发表在当年五月卅一日的《新蜀报》上。这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是谈诗人特质的:

    “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他的居心与圣哲相同,恐怕就不屑于,或来不及,再管衣衫的破烂,或见人必须作揖问好了。所以他被称为狂士、为疯子。这狂士对那些小小的举动可以无关宏旨而忽略,叫大事就一点也不放松,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节,他会极不得人心的来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这最后一句话,简直是在说他自己了——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实在是太准确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见过不少好心的朋友,他们对我说:老先生性子太暴,其实,忍一忍,躲一躲,过了那可怕的几天,也就闯过来了。

    听到这儿,我总是直截了当地反驳道:您不了解他,不会的,他必死无疑。活过了八月二十四,活不过九月二十四,活过了九月二十四,活不过第二年的九月二十四!

    他的气质,他的性格,他的信念,决定了他的命。

    一九四四年,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日军欲从贵州独山方向包围偷袭重庆,重庆方面哗然,纷纷准备再向西撤,向西康方向逃,友人萧伯青问老舍:“您怎么办?”他脱口而出:“北面就是涛涛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

    此话传出后,朋友们纷纷写信来询问虚实,老舍先生在给王冶秋先生的信中是这么回答的:

    “跳江之计是句实谈,也是句实话。假若不幸敌人真攻进来,我们有什么地方、方法可跑呢?蓬子说可同他的家眷暂避到广安去。广安有什么安全?丝毫也看不出!不用再跑了,坐等为妙;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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