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三个都不想作英雄。年岁，知识，理想，都不许他们还沉醉在《武松打虎》或《单刀赴会》那些故事中；有那么一个时期，他们的确被这种故事迷住过；现在一想起来，便使他们特别的冷淡，几乎要否认这是自己的经验，就好似想起幼年曾经偷过妈妈一毛钱那样。
他们三个都不想作汉奸。年岁，知识，理想，都不许他们随便的跪在任何人的面前。
可是，他们困在了亡城之中。在作英雄与汉奸之间，只还有一个缝子留给他们——把忠与奸全放在一边，低首去作行尸走肉：照常的吃喝，到极难堪的时节可以喝两杯酒，醉了就蒙头大睡。这很省事，而且还近乎明哲保身。
是的，钻到这缝隙中去，的确是没办法中的办法。论力气，三个人凑在一起，不过只能搬起一块石头来。就说能把块石头抛出去，而恰好能碰死一个敌人，有什么用处呢？三个人绝对抵不了成群的坦克车与重炮。论心路，三个人即使能计划出救亡纲要来，而刺刀与手枪时刻的在他们的肋旁；捆赴行刑场去的囚徒是无法用知识自救的。简直无法可想。王文义是三个中最强壮的一个。差一年就在大学毕业了；敌人的炮火打碎他的生命的好梦。假若他愿意等着文凭与学士的头衔，他便须先承认自己是亡国奴。奴才学士容或有留学东洋的机会，当他把祖宗与民族都忘记了的时候。他把墙上的一面小镜打得粉碎，镜中那对大而亮的眼，那个宽大的脑门，那个高直的鼻子，永将不能被自己再看见，直到国土收复了的一天。忘了祖国与民族？且先忘了自己吧！被暴力征服的人怎能算作人呢？他不想作个英雄，可是只有牺牲了自己才算是认识了这时代给予的责任。这时代意义只能用血去说明。
他把范明力和吴聪找了来，两个都是他的同年级而不同学系的学友。范明力的体格比不上王文义，可也不算怎样的弱。眼睛不大水灵，嘴唇很厚，老老实实的象个中年的教师似的。吴聪很瘦，黄黄的脸，窄胸，似乎有点肺病；眼睛可很有神，嗓音很大，又使人不忍得说他有病。他的神气比他的身体活泼得多。
“有了办法没有？”王文义并没有预备下得到什么满意的回答的希望。反之，他却是想说出他的决定。
范明力把眼皮搭拉下去，嘴角微微往上兜着，作为不便说什么的表示。
“我们逃吧？”吴聪试着步儿说，语声不象往日那么高大，似乎是被羞愧给管束住。
“逃？”王文义低声的问，而后待了半天才摇了摇头：“不，不能逃！逃到哪里去？为什么逃？难道这里不是我们的土地？”“我也这么问过自己，”吴聪的语声高了些，“我并不一定要逃。我是这么想：咱们死在这里太可惜，而且并没有什么好处。”
“是的，我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可惜；三个人的力量太小，无益。”王文义点着头说。忽然，他立了起来，提高了语声象个演说家想到了些激烈的话似的：“可是，亡国奴是没有等级的，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洋车夫没有丝毫的分别，再从反面来说不愿作亡国奴的也没有等级，命都是一样的，血，没有高低；在为国牺牲上，谁的血洒在地上都是同样的有价值。爱国不爱国，一半是决定于知识，一半是决定于情感。在为民族生存而决斗的时候，我们若是压制着情绪，我们的知识便成了专为自私自利的工具。保护住自己，在这时候，便没有了羞耻。站在斗争的外边，我们便失了民族的同情与共感。去牺牲，绝不仅是为作英雄；死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义务，不是什么特别的光荣。想偷生的人说死最容易，决定去牺牲的人知道死的价值。我不逃，我要在这里死。死的价值不因成就的大小，而是由死的意志与原因，去定重轻。”“我明白了你的意思！”范明力的厚嘴唇好象是很吃力的样子掀动着。“死不为是急速结束这一生，而是把一点不死的精神传延下去。”
“我再说，”王文义的宽脑门上涨出些红亮的光：“我不是什么英雄主义，而是老实的尽国民的责任。英雄主义者是乘机会彰显自己，尽责的是和同胞们死在一块，埋在一块，连块墓碑也没有。”
“好吧，”吴聪把窄胸挺起来，“说你的办法吧！我愿意陪伴着你们去死！”
“我们先立誓！”
吴范二人也都立起来。
“吴聪，范明力，王文义，愿为国家而死，争取民族的永远独立自由；我三人的身体与姓名将一齐毁灭，而精神与正义和平永在人间！”
“永在人间！”吴范一齐应声。
一种纯洁的微笑散布在他们的脸上，他们觉得死最甜蜜，牺牲是最崇高的美丽，全身的血好象花蜜似的漾溢着芬香。他们心平气和的商议着实际的办法。最难决定的——死——已被决定了，他们用不着再激昂慷慨的呼喊，而须把最高的智慧拿出来，用智慧配合着勇敢，走到那永远光明的路上去。他们耳中仿佛听到了微妙的神圣的呼召，所以不慌不怕；他们的言语中有些最美妙的律动。象是回应着那呼召，而从心弦上颤出民族复兴的神乐。
***
在驴儿胡同的口上，无论冬夏老坐着一个老婆婆。灰尘仿佛没有扑落过来的胆气，她老是那么干净。穷困没有能征服了她，她那随着年纪而下陷的眼中，永远深藏着一些和悦亲善的光，无选择的露给一切的人。她的职业是给穷人们缝补缝补破鞋烂袜子；眼还没有花，可是手总发颤，作不来细活计了。她的副业是给一切过路人一点笑意，和替男女小学生们，洋车夫们，记着谁谁刚才往南去了，或谁谁今天并没有从这里经过，而是昨天太阳偏西的时候向北去了。这个副业是纯粹义务的，唯一的报酬是老少男女都呼她“好妈妈”。有人说，她本是姓“郝”的。
城陷后，胡同口上好几天没有好妈妈的影儿。大家似乎没理到这件事，因为大家也都没敢出来呀；即使大着胆出来，谁还顾得注意她：国土已丢失，一位老妈妈的存亡有什么可惊异的呢？
可是，她到底又坐在那里了。一切还是那样，但她不能再笑脸迎人。还是那样的一切中却多了一些什么：她所认识的旗子改了颜色，她所认识的人还作着他们的事，拉车的拉车，卖菜的卖菜，可是脸上带着一层羞愧。她几乎不敢再招呼他们。那些男女小学生都不上学了，低着头走来走去，连义勇军进行曲也不再唱。大街上依然有车有马，但是老有些出丧的味儿，虽在阳光之下，而显着悲苦惨淡。
活了六十多岁，她经过多少变乱，受过多少困苦，可是哪一次也不象这次这么使她感到愤恨，愤恨压住了她的和悦，象梦中把手压在了胸上那么难过。她看见了成群的坦克车在马路上跑，结阵的飞机在空中飞旋，整车的我们青年男女捆往敌营去吃枪弹，大批的我们三四十岁的壮汉被锁了去……这些都不足引起她的恨怒，假如这些事底下没有“日本”这两个字。活了六十多年了，她不怀恨任何人，除了日本。她不识字，没有超过吃喝嫁娶穿衣住房的知识，不晓得国家大事，可是她知道恨日本。日本一向是在人们的口中，在她的耳边，在她的心里，久已凑成一块病似的那么可恨。没有理由，没有解释，她恨日本。只有恨日本，她仿佛渺茫的才觉得她还知道好歹，不是个只顾一日三餐的畜生。现在，满天飞的，遍地跑的，杀人的，放火的，都是日本，而日本这两个字已经不许她高声的说出，只能从齿缝唇边挤擦出来。象牛羊在走向屠场时会泪落那样，她直觉的感到不平与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