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2日，黄昏时分，从湘江冲出来的红军，终于陆陆续续地集结在了三面环山的油榨坪。
油榨坪是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镇，红军指挥部就设在镇中的一个小院里。部队接到了在油榨坪休整的命令，镇里镇外到处可见红军临时搭起的帐篷，还有神情疲惫的红军战士的身影。
12月4日，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发布了《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命令缩小军团以及师级机关直属队，取消师的后方机关及兵站，将后方机关直属队的多余人员，全部编入团的作战部队中，立即检查、抛弃、销毁不必要的文牍、物资及行李。
湘江这一战，使李德在红军中的地位彻底遭到了动摇。这两天来，李德和博古的情绪都很低落，几乎一言不发。关于红军到底该往哪里走，他们也不再顽固地坚持以前的主张了。
周恩来坐在镇外的一个小山包上，望着眼前忙来忙去的红军战士们的身影，想的很多，也想的很远。这支从血战中冲出的部队，此时已经没有了后方，也得不到补充，更谈不上休息，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立即开拔了。
部队究竟要走向哪里？是坚持原来的与2、6军团会合的计划，还是改变行军路线，找到一个能让红军站稳脚跟的地方？目前，李德和博古已经在红军中失去了威信，在这种情况下若没有一个能统帅全军的人，达到上下一致，想冲出敌人的重围，仍然是个泡影。
此时，在他们“最高三人团”中，有谁能够担此重任呢？
对博古，周恩来是了解的，别说在如此危难关头，就是在一次小战役上，他也要依靠李德。那么李德呢？实践证明李德也不行，从广昌保卫战到这次红军西征的湘江血战，李德已经失去了威信。不仅失去了威信，在红军广大指战员中还酝酿着一种敌视情绪。
一个念头陡然跃入脑海，他想到了毛泽东。他了解毛泽东。从宁都会议毛泽东交出兵权后，他就一直在冷静地观察着这个人。看来，只有毛泽东此时此刻才有能力也有威信拯救这支近乎瘫痪的部队了。
周恩来想到这，心里多少踏实了一些。但很快周恩来又想到了这次湘江的失利。兵贵神速，这是作为一个指挥员必备的常识，然而此次红军西征却无视这种常识。从苏区出发时，仅就中央和军委纵队，就有1．4万人，还有2000多副挑子和担架，以及大批的骡马驮队。这个沉重的包袱足足拉长有50多公里，两面是保护他们的纵队。这种缓慢的移动，使红军主力一次又一次失去了战机。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么大一个包袱，红军就不会在湘江两岸损失这么惨重。
然而，这个包袱能扔掉吗？
当时苏区的红军有3种选择。要么丢掉机关；要么丢掉战争的主动权；要么不作战略转移，和敌人在苏区一拼到底。
显然这3种做法都不可取，他们只好折中地选择了又背包袱又转移的策略。最后才有了湘江的惨败。
这个责任究竟谁来承担？周恩来一时想不清楚，也想不出个头绪。
天渐渐地暗了，周恩来站起身，茫然四顾，他的心里有股说不清的滋味。
小小的油榨坪镇，一下子挤进了这么多人，到处是匆匆忙忙奔走的身影，骡马、担架挤在一起，吵吵嚷嚷之声像一锅沸水。
博古挤在人群里。天很暗，没有人注意到他。此时，他也不想让别人注意到他。他想找洛甫或王稼祥等人谈一谈。究竟要谈什么，他也没有想好，总之他觉得应该谈一谈，他心里空落落的。
他突然听到一个人在高声叫嚷着：
打死我，快打死我。我不留下，你们打死我好了。
博古循声望去，看见一个伤员躺在担架上，和围着他的一群人争吵着。
一个指挥员模样的人蹲在担架前，安慰道：老王，你放心，我们把你安排到一个可靠的老乡家，多留点钱财，他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不，我不想留下，我要见见周恩来，博古也行，我要告诉他们，不能这样对待伤员。那个伤员仍然在叫嚷。
博古本想走到担架前安抚一下这个伤员，看情形，伤着的这个人是名指挥员，可当他听到这名伤员叫自己的名字，又改变了想法。最棘手的工作就是安慰伤员，这时的伤员是绝望的，他们什么样的话都能说得出来，任何人又都得忍着。想了想，博古还是快步向前走去。
博古找到了王稼祥的小院，他没想到的是，毛泽东也住在这个小院里。他一进门就听见毛泽东在用那口湖南话高声地说着什么，他停下脚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立在了那里，不知是进还是退。
这时王稼祥看到了他，喊了一声：博古同志进来吧。
他进到小屋，说：路过这里，顺便进来看看你们。
他在这小屋里没有发现洛甫。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笑着说：我们都很好，不要担心我们。
博古就有些尴尬，半晌才说：明天又要走了，翻山越岭的你们吃得消么？
王稼祥说：我没事，这一路都走过来了，不能坐担架就让人背，反正不会掉队。
博古点点头，把头转向毛泽东道：这次转移，比预想的要困难，在湘江又吃了败仗，真是有许多教训该吸取。
毛泽东没有说话，仍在吸烟，似乎是在沉思博古刚说过的话。
王稼祥却说：湘江这一仗红军损失是太大了，照这样下去，肯定不行，是该好好总结一下了。
博古勉强地笑了笑说：是呀，我们也在考虑这些问题。
毛泽东弹了弹手中的烟灰道：革命嘛，总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关键是我们要在失败面前找出原因，只有这样一切就好办了。
是呀，是呀。博古不尴不尬地说。
王稼祥又说：我看要找出主观和客观的责任，不能总是强调客观……
突然，在博古的心中笼罩了一团浓重的阴影，他又想起了部队西征前项英让他们提防毛泽东的话。
西征途中，王稼祥、洛甫和毛泽东几乎形影不离。此时，他终于得到了验证，从王稼祥的谈话中，他已经明显地听得出来，王稼祥已经站到了毛泽东的那一边。
3个人都不说话了，面面相觑，博古此时急于知道洛甫是怎么想的，既然洛甫不在，他也没有必要再呆下去了。他站起身，讪讪地向毛泽东和王稼祥告辞。
红军在湘江遭到了空前的惨败。毛泽东在来油榨坪前便提议由洛甫完成一个任务，即总结红军失利的原因。毛泽东当时考虑到，他、王稼祥还有洛甫，只有洛甫出面最好。因为王稼祥有伤在身，毛泽东本人此时无职无权，况且，毛泽东一直就是右倾路线的代表，有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显然也不合适。
洛甫的心情很复杂。一路上听毛泽东论兵，他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毛泽东的立场上来了。所以他很快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对红军进行一次总结，但有一点让他为难，那就是他不懂军事，只能援引毛泽东的思路进行总结，可他又怕吃不透。这些天来，他一直为这件事伤脑筋。
这是一个清静的晚上，洛甫和毛泽东、王稼祥3人一起吃过饭，便推脱自己有些不适，早早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他要静静地想一想，整理一下自己纷乱的思绪。
他刚到屋，博古就推门走了进来。
博古微笑着说：怎么，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洛甫忙说：哪里，你怎么有时间到我们这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