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躺在摇摇晃晃的担架上，不知是睡着还是醒着。天空灰暗，细雨濛濛，远处的枪炮声轰轰地响着，夜晚的寒气不时地袭来，夹杂着前方传来的火药味。毛泽东睁开眼睛，扯了扯盖在身上的那块雨布，他问走在担架下的吴吉清，这是到哪了。
吴吉清一时也说不清到底到哪了，他只知道过了潇水，估计快到湘江了，要不然前面的部队不会打得那么激烈。这么一想便答：主席，怕是快到湘江了。
湘江？毛泽东叨念着，从担架上坐了起来，举目望去，四周仍蒙蒙的一片，山林树木影子似地立在四周，队伍稀稀拉拉地前行着。
此时的毛泽东，目光似乎穿透这黑暗望到了那条令他百结愁肠曾激扬文字的湘江。久违了湘江，他似乎又嗅到了潮腥的江风，伴着点点灯火，一阵陈向他袭来。
十几年前，湘江的水陆洲上，他曾雄心勃发，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篇：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那时他年轻气盛，是怎样一种心境啊！视诸侯如粪土，立志主宰大地沉浮。那时的一切都不在话下。风风雨雨十几年过去了，此时的毛泽东只能躺在摇摇晃晃的担架上，要走向哪里，未来的命运如何，他都不知道。这么一想，他浑身上下不由得打了个寒颤。透过灰蒙蒙的夜空，他似乎又看到了湖南的山、湖南的水。是湖南的韶山湘水养大了他，是这一方山水给了他勇敢的性格。正是这种勇敢的性格使他走出家门。长沙市郊40里外那个韶山冲里，孕育着一个伟大而又不平凡的生命。这个生命顽强地抗争着。韶山冲距长沙仅40里路，可在当时，却是那么的遥远，遥远得毛泽东一直活了20年还没有去过一次长沙。
毛泽东的父亲是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农民没有一个不是想发家致富的，他们视土地如生命，视发家为毕生的事业。毛泽东的父亲下定决心让毛泽东读书也是从一个农民的角度考虑的。父亲需要家里能有一个能写会算的人，因此提高毛氏家族在村中的地位。
毛泽东从会走路时开始，便在地里像别人家孩子一样，与庄稼为伴与土地为生，他从小便了解了什么是劳作，什么是农民。毛泽东7岁时开始读私塾，那时私塾都是一样的课程，从《百家姓》开始，最后又到《论语》、《孟子》、《左传》……
后来他又考上了湖南长沙的师范学校，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才有机会从韶山冲走出去。他还记得上学那一天，父亲把他送到村口，他身背行囊，手攥一把油布雨伞，用稚气的目光打量着身后的土地和父亲。父亲那双苍老的眼睛里满含的是希望，他转身向前走去，走在父亲那双苍老的目光里。
童年的毛泽东最崇拜的是母亲。母亲和所有传统中国农村的女性一样，善良而又勤劳。母亲的善良体现在，她把家里的米饭经常送给那些饥饿的农民，这一切当然要避开毛泽东的父亲。母亲信佛吃素，这深深影响了毛泽东。在他年幼的时候，毛泽东因惊吓而生病，这时的母亲便用一碗米，一块布蒙在上面，为毛泽东叫“魂”，那一声声亲切又善良的呼唤，使毛泽东似听到了一首无比美妙动听的催眠曲，安然地睡去。不知是母亲的招“魂”起到了作用，还是他睡觉的作用，反正他的病一次次在母亲的叫“魂”声中好了。母亲就是他的上帝，他崇拜母亲。到了他十几岁的时候，母亲为了这个家的操劳终于病倒了，毛泽东为了使母亲的病早日好起来，他走出韶山，几步一拜，一直拜到100公里外的衡山，他的虔诚没有感动佛，母亲最后还是病逝了。这给毛泽东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也许就是从那以后，他不再那么信奉佛了，即便信也是将信将疑，但佛教的思想无疑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的一生。
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是促使毛泽东思想成熟起来的温床，他在长沙读了5年的书。给他思想带来深刻变化的是杨昌济教授。杨昌济教授留学日本和英国，集中、西于一身，被誉为“长沙的孔夫子”。毛泽东认识了恩师徐特立也是在这所学校。还有一大批和他志同道合的同学——蔡和森、何叔衡、陈昌等。
在长沙长达5年的求学中，不仅使他熟知了“孔子”、“孟子”，还使他知道了西方哲学，西方的政治、历史、文化，从孙子兵法到孙中山的改良思想。
毛泽东如饥似渴地了解外面的世界。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轰轰烈烈，虽然中国不是第一次大战的参予国，但“一战”给整个世界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读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很晚，就是后来看到了，他研究的也不是那么详细，这成了后来在苏区中那些留苏派的一个话柄，后来受到排挤，而放弃军权就不足为怪了。
毛泽东一直深信，中国是中国，俄国是俄国。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固然是成功的，可中国再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未必行得通。直到后来，他的“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一套理论，都是他在深入了解中国现有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在试图找到适合中国革命的方法。
索尔兹伯里在写到毛泽东这一段时曾说：
……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他进行了好长一段路程，然后来到北京。几个星期之内，他便开始读《新青年》杂志里李大钊的文章和谈话，从此一头扎进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没有中译本，他到1919年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但是他已经全神贯注于俄国革命了。正如他后来说的：有三本书铭刻在我心里，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卡尔·考茨基（列宁的死对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缔造者）的一部著作，书名他已记不清；以及一位名叫托马斯·柯卡奇粗制滥造的作品《社会主义史》。他对马克思知之不多，但认为这是他信仰的东西。他同60年代一些激进的美国青年不无相似之处。这些美国青年连毛泽东的书一行都没有读过，却自称为“毛的主义者”。
毛泽东开始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不能说明他的哲学思想，他倒相信门罗主义，他也没有摒弃乔治·华盛顿的楷模形象，依旧相信美国及其革命的进步性质。他同许多中国青年一样，受到无政府主义和克鲁泡特的强烈吸引。
湘江使毛泽东想起了许多的往事，湘江使他长大使他成熟。就是他和杨开慧的爱情，也是湘江孕育的。虽然他们的相爱是在北京，那时毛泽东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也是从那时起，他才开始投入到革命活动工作的。因为志同道合，他们相爱并最后走到一起。后来又一起离开北京，回到了长沙。但他和杨开慧的结合，并不总都是幸福的。杨开慧和所有多情的女性一样，过分地依恋了毛泽东。毛泽东对这种过分的依恋很恼火，甚至厌烦，他想成其为事业，这种儿女情长无疑影响了他在事业上的进取。毛泽东又不好直接说出这种心情，便写了一首诗赠给杨开慧：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