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走出“独立房子”时，天空已经发白了。踏上征途的最后一批人已经在远处集合了，人喊马嘶之声清晰可闻。
李德身边的工作人员牵着两匹马在等待着李德，一匹马驮着他的给养，包括他积存下的咖啡和几盒香烟，另一匹马是他的坐骑。
此时，李德站在“独立房子”前，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心里涌动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滋味。他总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完，他凝视着天空呆想着。直到身旁的工作人员催了他几次，他才骑上马，向部队前进的方向驰去。
从夜半时分，一直到拂晓，李德一直在与项英进行最后的谈话。
他们的谈话先是从留守苏区入手。项英在留下的兵力上先是和李德讨价还价了一番，李德一直很有耐心地说服项英，留下的几万人不能说是太少了。然后他们又谈论到了陈毅，最后项英谈到了毛泽东，他觉得在这种时候提醒一下李德是对无产阶级的事业的关心，不存在个人恩怨和得失。
毛泽东这个人很值得警惕，他是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脑子里装的都是农民意识，他很不尊重马列主义，他城府很深，对权利是向往的，他这人有一种农民式的精明……项英这么说。
李德若有所思地听着。
项英又说：我一到苏区就碰上了肃反，发生了富田事件，这人的政治倾向本来是右倾，可处理富田事件却“左”得出齐，原因就是肃反整掉那些反对他的人嘛……
李德在后来《中国纪事》中对富田事件的描写引用了项英的观点。周恩来则称毛当时采取的恐怖手段是“镇压反革命斗争中的过激行动”。项英则认为是“党派斗争”。
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应该随军长征，不仅他是中央红军的创始人，还因为他镇定自若的指挥才能，在关键时刻，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李德和博古在研究去留名单时，对留毛在苏区好还是带他西征好是费了一番思量。
早在这之前，李德和博古曾有意让毛泽东去苏联养病，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他说：我哪也不去，坚决不去。毛泽东当然明白让他去苏联意味着什么。
后来在陕北与斯诺散步聊天时，迎面看到了走过来的博古，毛泽东指着博古对斯诺说：那个人就是想置我于死地的人。
李德对项英的告诫并不置可否，但是，项英比博古、李德更熟悉或者说了解毛泽东这个人，知道毛泽东在红军中的潜在影响和深厚的根基。他反复地提醒李德：
你们一定要注意毛泽东的言行，防止他对部队施加影响，那后果是可怕的……
我们已经把他放在了中央纵队，跟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他们在一起，不会有什么问题。李德这么说。
别忘了，还有洛甫、王稼祥。项英更具体地提醒李德。
洛甫和王稼祥都是从莫斯科来的，以前他们的观点也不一致，况且他们的身体都不好。
项英不知该再说些什么了，但他仍隐隐地为李德和博古担着心，他有种预感，总觉得毛泽东不会甘心这样的沉默，迟早有一天毛泽东还会进行反攻的。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人，不可能有太多的接触机会，更何况在西征的途中，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还要行军打仗，毛泽东哪有心情和时间进行政治活动呢。毛泽东要恢复自己对军队的领导权是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博古、李德和项英就这样谈了好久，直到凌晨两点多钟，他们才离开项英，回到了“独立房子”。紧接着他们就开始了上路的准备工作了。
周围朦胧一片，团团雾气凝重地飘散着。一些前方阵地仍在留守人员的手中，敌人盲目地在暗夜里往这些阵地上打着排炮。
送走李德和博古，项英回到屋中，他试图想象出红军大部队走了之后，苏区将是怎样的一番景象。此时，他已经是苏区的主人了，一种从没有过的压力沉重地倾泻而下，一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一点一滴地从项英的胸中漫起。他挥手拉开窗帘，一抹晨光从东方影影绰绰地照进屋内。项英想：是英雄所为的时候了。
所有参加西征的部队，都经过于都河。早在部队出发前，周恩来就指挥着工兵架设了浮桥。西征的人们跨过浮桥，先往东，然后往南，最后才往西。
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索尔兹伯里是这样描写长征的象征——于都的。
于都是赣南于都河畔一座寂静的小县城，人口不到一万。它不过是一个渡口，一个集市，这个小镇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件。1934年10月，这里是一派安宁富足的景象，天气很好，白天暖和，夜间凉爽，很少下雨。大多数庄稼都已收割完毕，地里只剩下晚稻、荞麦和红薯。青瓦屋顶上晾晒着豆秸和其它东西，有的搭拉在屋檐下，靠院墙放着的红陶罐里装着豆瓣酱。院角堆着绿皮红籽的苦瓜，桔黄色的南瓜和一串串鲜红的干辣椒。农民们都知道，他们的粮食足够吃到下一季庄稼收获时节了。但这时的于都却有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红军在夏天就征购了大批稻米，而且一直在不同寻常地扩红。收成相当好，人们一年到头地忙着播种、收割、耙地、插秧。这时本来可以喘一口气了，但又担心似乎要出什么事，到底是什么事，谁也搞不清楚。中秋节已过，家家户户门框上贴着的大红对联和凶恶吓人的门神已经有点破旧了。人们希望这些东西能继续保护他们免遭厄运。
于都的人们，直到看到大队的红军人马源源不断地跨过于都河，他们才清醒地意识到，红军这一走和每次并不一样，因为红军带上了他们的全部家当。红军这一走，何时才能再回来，只有天知道了。
他们很快想到，红军走后，那些还乡团马上就会到来，夺走他们已分到的土地，苦日子又得从头过起。
先是几个老人哭了，很快影响了那些送行的乡亲们，他们站在于都河畔，目送着远去的红军，他们在流泪。
从各军团的行动路线中可以看出，最后前进的方向，都是南移。这和长征前，周恩来派何长工和“南天王”陈济堂的代表秘密交易分不开的。红军部队在通过陈济堂防区时，几乎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抵抗。
索尔兹伯里在写长征初期时，有这么一段：
刘伯承把中央纵队比做轿子的坐椅部位，该纵队的行动不能像作战部队那样迅速，数千名挑夫和他们的重担——伤病员和老人拖了后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纵队成了沉重的锁链，拖累着行动较快的作战部队。最后，不得不甩掉那些沉重的包袱（挑夫居然还抬着办公桌椅和文件档案柜）。
中央纵队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伤亡极少，出现更多的伤亡是由于敌机轰炸和偶然的事故，如惊马带着背上的人一起掉下山涧，而不是由于战斗。
在这个纵队里，当然有指挥作战的李德、傅古、周恩来，还有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王稼祥一年多前腹部负伤至今未愈。这里还有30位妇女干部，她们大多数是高级指挥和高级干部的妻子，很多人自己就是高级干部。
红军像拖着圆木的象队，转移到苏区的西南角，从那里悄悄地越界进入白区。此时的时间是1934年10月20日。
红军在出发前，浏览了大量的敌人的报纸，没有看到一条有关红军即将突围的消息。博古和周恩来等人长长地吁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