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中央苏区红军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硝烟尚没有散尽，蒋介石又开始调兵遣将，筹划第五次“围剿”了。
驻扎在福建的国民党19路军总部，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19路军几个最高领导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正面对而坐，他们的脸上都带着焦虑之色，这个秘密的小会他们已经开了足有两个小时了。
淞沪保卫战之后，蒋介石为了推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19路军调到了福建，和红军主力３军团打了几仗，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此时，全军上下士气不振。
陈铭枢烦躁地站在窗前，一支接一支地吸烟。院内两个伤兵大喊大叫什么，一个女护士向伤兵解释着什么，陈铭枢听不清两个伤兵在喊些什么，无心再看下去了，转回身冲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大声地说：这仗没法打了，我还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仗。
蒋光鼐吁了口气，似乎很伤感地道：关键是我们没了在淞沪保卫战时的士气。
陈铭枢掐掉烟头，气愤地：不打了，这仗不打了。
蔡廷锴试探地问：和红军讲和？
陈铭枢走过来，一手拉住蒋光鼐，一手拉住蔡廷锴，小声地道：我意已定，就看二位仁兄的了。
蔡廷锴沉思一会儿瞅着两人道：这不能不说是一步好棋。
蒋光鼐也说：我赞成，和红军打仗太窝囊了，要是和日本人开仗，就是拼掉只剩下一兵一卒我也不会言和。
那就这么定了。陈铭枢拍了拍两人的肩膀。
这事定下之后，几个人才吁口气。他们隐约间似又听到了在淞沪保卫战中，那隆隆的枪炮声，还有全体官兵同仇敌忾的喊杀声，在他们内心深处，隐约地又有一阵激动在他们周身缭绕。
蔡廷锴的眼圈红了，他感叹地道：国破家亡，何时是宁日啊！
听了蔡廷锴的感叹，其他两人都没有说话，他们在盯着墙上那面中国地图，东北已经沦陷，日本人又把战火烧到了长江以南。他们在淞沪保卫战中，憋足了一口气，誓与山河共存亡，那些日子，他们走遍了所有参战部队，没有听到一句怨言，轻伤不下火线，请战的官兵到处可见。可自从部队奉蒋介石的命令调到福建以后，以前那种情绪高昂的部队不见了，他们垂头丧气地走向“围剿”红军的战场，最后惨败而归。士兵中骂娘的，开小差的多了起来。这样的部队，让他们看了窝火又伤心。
瑞金红军总部会议室里，最高“三人团”也在开会。博古面前摆着彭德怀捎来的19路军要求谈判的信函。
此时的博古显得很激动，他用手指不时地轻弹着那封信函，扶了扶鼻子上的眼镜说：19路军是中间派，中间派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强大了，他们要和我们谈判；我们失利了，他们就会离我们而去。
李德背着手，又习惯地站在了那张地图前，他的目光停留在福州上，正面和19路军交手的是彭德怀率领的3军团。第四次反“围剿”以来，19路军接连吃了3军团几次败仗，此时的19路军把所有的部队都后撤到福州附近。李德冲着地图上的福州笑了笑，他转过身冲博古和周恩来说：他们害怕了。
博古接着说：我们要吃掉它。
李德没有说话，仍那么胸有成竹地微笑着。
周恩来一直没有说话，他手抚着桌上的茶杯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他想的是：
19路军到底是不是中间派，即便是中间派，就不应该争取？如果19路军同意放下武器，共同对付蒋介石，那么无疑是对红军有利的；如果和19路军共同携手对付蒋介石的“围剿”，蒋军会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那么“围剿”也就不攻自破了。
想到这，周恩来抬起头，望着李德和博古两人缓慢地说：如果19路军真能和我们共同反蒋抗日，这对我们来说是有益的。
博古不耐烦地挥着手说：19路军我看是靠不住的。
周恩来说：19路军虽然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的利益，但我们应该看到他们和蒋介石之间存在着的矛盾，19路军不满意蒋介石把他们调过来打内战，蒋介石又从政治上不信任他们，从经济上卡他们，因而他们才有了反蒋的情绪。我想，在这种时候和我们合作是完全有可能的。
博古在沉思，他没有接着周恩来的话题说下去，他想了一会，抬起头，冲李德说：恩来的话也有一定道理，即便19路军靠不住，我们答应和他们谈判，缓和一下战势，对我们也没有坏处。
李德仍在那张地图前看着。此时他想的是19路军以外的事，他要在苏区周围建立起坚固的堡垒，把苏区建成铁桶一样，与蒋介石的部队抗衡，他甚至想象出蒋介石在他的“短促突击”面前无可奈何、收兵败归的情景，想到这儿，他又笑了一次。
刚才博古的话，他没有听清，这时他转过身，看着博古说：刚才你说什么？
博古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李德想了想说：既然没有坏处，那就谈一谈。停了停又补充说：既然是19路军主动和我们谈判，那就让他们来瑞金好了。
周恩来长吁了口气。
博古又冲周恩来说：恩来，谈判的具体事你安排吧。
周恩来试探地说：我看让潘汉年代表我们谈比较合适。
博古推了推眼镜，点了点头。
李德不耐烦地挥挥手说：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吧。
此时，李德的心思不在19路军上，他要召集军团长会议，布置他的堡垒计划。
对与19路军谈判的结果，他毫无兴趣，谈判成功也得打，失败也得打，他不在乎多一个19路军，少一个19路军的问题。他要急于验证一下，他的“短促突击”怎样才能更猛烈地打击敌人。
1933年10月下旬，19路军派出徐名鸿为福建政府及19路军全权代表来到了瑞金。潘汉年作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接见了徐名鸿。
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打响，洵口遭遇战之后，黎川敌人３６师来增援，把３军团和５军团的一部分部队拖住了，部队在堵击敌人从黎川向团村进犯时，牺牲了４师师长张锡龙和１５师师长吴高群。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李德在战术上发生了争执。刘伯承建议把３军团东调，集中兵力寻找突破口，李德则认为应分兵多路各个击破。刘伯承对李德的战术颇有微词，博古又紧紧站在李德一边，支持李德的观点，刘伯承无奈，长叹一声，扬鞭打马而去。
事实证明，李德的战术是错误的，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便初战不利，不仅牺牲了两个师长，还损失了几千人。
在徐名鸿来到瑞金后，毛泽东和朱德多次会见了徐名鸿和陪同陈公培，表示愿意与19路军在抗日反蒋上合作。
在毛泽东和朱德等人的努力下，于10月26日双方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其中包括双方的军队不再互犯，调转枪口，一致对外，相互通商。
１９路军及福建省政府代表徐名鸿等人离开瑞金返回福州。
根据第一次会谈双方达成的协议，11月27日，苏维埃政府又派张云逸和中共福建省委代表方方到汀州谈判，双方签订了《闽西边界与交通条约》，更细致更详尽地就双方合作事宜进行了沟通。
这时19路军已宣布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公开与蒋介石决裂了。蒋介石一面派部队加紧构筑碉堡，暂把苏区的北面围起来，另一面调其主力向闽北前进，他要吃掉19路军，以解决背后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