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裕如打开自己的提包，以极快的速度掏出20捆钱来，塞到田忠信的提包里，又极快地替田忠信拉上了提包的拉锁，似乎稍慢一点就会被人发现。
田忠信收到让他去南郊旅店的信息以后，起了疑心。他不知道这信息是谁发的，如果是郝裕如，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手机呢？别的人又不可能给他发这样的信息，叫他去那个地方，是什么意思？难道是郝裕如识破了他，报了案，设下陷阱，要捉他吗？要真是如此，叫郝裕如给他打电话发信息，不是更容易引他上钩吗？为何要这样？难道存心要引起他的怀疑吗？田忠信觉得无法解释。
要不给郝裕如打个电话？田忠信刚这样想，立刻又被自己否定了。他想，如果真是要抓他的话，他一给郝裕如打电话，不是等于告诉了人家他现在的位置吗？
那该怎么办呢？田忠信一时难以做出决断了。
实际上，在接到这个信息之前，田忠信就一直在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斗争的交点是该远走高飞还是就地不动。他一会儿觉得应当远走高飞，使郝裕如找不到他，可以避免与郝裕如面对面的麻烦；一会儿又觉得他没有必要离开，一来郝裕如手里没有治他的证据，即使发现他行骗，找他麻烦，也奈何不得他，二来他还想得那20万，走了就等于放弃了得那钱的机会。正是在这样的矛盾斗争当中，他收到了这条信息，更加觉得难以决定。赶快离开吧，郝裕如万一是来送钱呢？按照信息找去吧，又怕是个陷阱，倒给人家送去了一个定罪的证据。
经过反反复复的思虑，田忠信决定先到南郊旅店附近看看动静再做道理。于是，他乔装打扮后，坐了一辆出租车，在与南郊旅店有段距离的地方下了车，一边观察周围的动静，一边往旅店走去。走了一段，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他便往那旅店里拨了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个女服务员，问他有什么事。他从电话里注意听店里边的动静，似乎没有什么异常，便要她叫423房间的客人接电话。随即他便听到了服务员在楼里喊叫的声音，这对他来说是个安全的信号，他赶快加快脚步往前走，同时注意听着电话。很快，他听到了郝裕如的声音。
郝裕如接起电话，小心翼翼地问是谁，田忠信报了姓名之后，他只小声地说了一句话：“是我，你快来吧。”
田忠信到423房间一看，果然是郝裕如一个人，根本就没有什么麻烦。他哪里知道，郝裕如怕得比他还要厉害，连给公安局打了那个电话，都后悔得不得了，他哪里还敢去打听田忠信的虚实呢！郝裕如的心理，完全是一个贼的心理，生怕有人察觉了他的行踪，知道了他做的事。那天他从市里回到县里以后，就悄悄准备好了20万元钱。
为了防备被人察觉，他特选定周六休息的这个时间，偷偷摸摸搭乘公交车赶到了市里，以假名假姓住到了南郊这个他从未涉足过的小旅店。因为他听人说，作案人犯事以后，作案时打的电话，发的信息，都能通过司法部门查到，成为定案的证据，所以他不敢给田忠信打电话，发信息也是用的他老婆的手机。
听了郝裕如说的这些，田忠信强憋住了心里的欢笑。他想，他真是白担心了这几天，原来这个郝裕如，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郝裕如就像贼在销赃一样，他跑过去把门锁死，又很快跑回来，打开自己的提包，以极快的速度掏出20捆钱来，塞到田忠信的提包里，又极快地替田忠信拉上了提包的拉锁，似乎稍慢一点就会被人发现，就会有人抓住他的手一般。
田忠信看着郝裕如这一系列动作，真有大开眼界之感。
郝裕如这时凑到田忠信耳边小声地问：“您都办了是吗？”
田忠信刚要说，郝裕如嘘一下，做了个阻止的手势，随即又轻又快地到了门跟前，开开门，看看门外没有什么情况后，才又锁好门，返回来，小声说：“您说吧，小声点。”
“好。”田忠信点点头，压低了声音说：“都办了，你放心吧。”
本来，田忠信准备了好些话，要给他说说所谓送钱的过程，但见郝裕如很害怕，问得很简单，便以简对简，只说了这么几个字。
郝裕如说声谢谢，看着田忠信，眼睛里透露出复杂的心境。
田忠信看看他，不由有点愧疚和同情。他看得出来，郝裕如怀着深深的感激和殷切的期望，似乎还想从他嘴里再知道些什么，这让田忠信不得不把准备的话又说了几句，最后说：“你放心，秦书记说了，会尽量成全你的，劳部长也说组织部没有问题，让你回去安心地等着，你一定会如愿以偿的。”
郝裕如十分感激地说：“好，事成之后，我一定重重地谢您。”
田忠信觉得该是和这个可怜虫拜拜的时候了，他不再说话，只摇摇手，表示不必客气，随即便站了起来。郝裕如也正想快一点结束他们的会面，便跟着站起来，双手抱拳，表示致谢和恭送，并随即做了个请行的手势。田忠信点下头，提起装有20万元现金的提包，立刻拔步，眨眼就在门外消失了。
郝裕如如释重负一般，靠到沙发上，长长地喘了几口气。
郊区初夜的街上，亮着不多的灯光，显得昏昏暗暗的，田忠信提着提包，大步地走着。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和第一次拿到30万元的心情，不太一样。那时他很紧张，生怕郝裕如追出来，失去了到手的巨款。今天，他没有这个担心，他甚至感到很惬意。因为他知道，起码今天晚上，甚至几天之内，郝裕如都不会来找他，他是很安全的，至于以后有麻烦，他也不怕。他看透了那个郝裕如，知道即使到了那个时候，郝裕如也是不敢跟他较真的。由于只顾想自己成功的喜悦，他忘了搭车，徒步朝着回市区的路上走着。
一辆出租车在田忠信跟前停下来。司机是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他把头从车窗里伸出来，问田忠信搭不搭车。田忠信愣了一下，才想到应当搭车回去。这时他见司机已经给他开了车门，便坐了上去。
“请问您去哪儿？”司机开起车来以后问。
田忠信没有想好该去哪儿，说了声市内。
司机注意地看他一眼，不再细问，默默地驾着车。
沿途的建筑、空地、车辆和灯光不断从田忠信的眼前晃过去，他看着车外的景致，脑子里却在过着与郝裕如的一幕幕情景。真像是出滑稽的戏剧，田忠信在心里说。他觉得这出滑稽的戏剧，是由他编排和导演的，他在耍弄郝裕如，郝裕如就像个脑子缺了弦的傻货一样，把一捆捆钞票慌慌忙忙往他的提包里装。
想到这里，他的脸上浮现出得意而讥讽的笑容。不过，过了一会儿，他又有点良心发现似的，感到有点儿不###，有点儿愧疚，因此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大眼睛眯了起来，甚至还皱了皱眉头。这时他在想，他要能送出去一点，帮下郝裕如就好了。可他没有那个门路，做不到。所以后来他又转念想，他没有必要可怜那个郝裕如，别说他没有认识的人，送不进去，就是有认识的人，他也不能犯那个傻，冒那个险。再想想银发堂骗他的事，他就更加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心太软，于是他那双大眼睛又睁开了，又得意地看着窗外。
司机从反光镜里一直注意着田忠信的神态变化。车已经到了市内的中心街区，司机见田忠信还不说具体的地点，再次注意看他时，发现他的手紧紧地抓着鼓鼓的提包，因此就有些起疑。恰在此时，田忠信的目光从车外转到了车内，发现了司机注意他的目光，不由就有些紧张。
司机有意搭话问他说：“请问，您是要到哪儿呀？”
田忠信似乎刚想好自己该落脚的地方，回答说：“啊，去，去东方宾馆。”
“东方宾馆已经过了，您不是本地人吧？”司机问。
田忠信明显地感到司机在盘问自己，他下意识地让自己保持镇定，避开司机的问话，看着窗外说：“晚上看不清，怎么已经过了呢？”
司机一边调头，一边再次注意看看田忠信和那个鼓鼓的提包，更加觉得可疑。田忠信也更加紧张了，他后悔自己太大意，光想郝裕如对自己很安全，却忽略了社会上还有那么多双眼睛。他想，如果这个出租车司机把他拉到公安局，查看一下他提包里的这么多钱，一定会引起对他的怀疑，那他就麻烦了，说不定丢了到手的巨款事小，还有可能把自己弄到监狱里去。
不过，出租车司机并没有把他拉到公安局，还是把他拉到了东方宾馆。他赶快付了车钱，提起提包下了车。进到宾馆以后他发现，那车并没有开走，还停在门外边，显然那司机还在盯着他。怎么办？他想他不能跑，也不能不在这里住，否则会引起司机更大的怀疑，他就完了，因此他登记了个房间。可到房间以后，心里还是发毛，担心司机报告公安局，公安局会来人查问他。所以在房间里待了不到两分钟，他又提着提包出来，躲到了一个公共卫生间里。然而，蹲在那里，他依然感到不安全，觉得只有快点离开这地方，才是上策。但出租车司机就在大门口盯着他，他怎么出得去呢？
田忠信终于想到了办法，他看见卫生间的旮旯里扔着一身很破旧的清洁人员穿过的工服，趁没人看见，赶快穿到了身上，那边又有一个装污物的大袋子，他把提包塞到里边，冒充清洁人员到了楼下，然后由偏门出了楼，也不敢看那车是否还停在那里，很快地离开了。
几经折腾，田忠信才把钱藏到了一个他认为安全的地方。这时他想，他还得回东方宾馆去住，不然要引起怀疑也是很麻烦的事。为了不留下任何纰漏，他到商店里买了些吃的东西放到空了的提包里。再回到东方宾馆的时候，他发现那辆出租车已经不在了。
可进到大厅以后，当班的两个服务员看他的眼光，让他感到不同寻常。他装做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从她们的眼前走了过去。回到房间以后他想，现在他身上没有了那笔巨款，就是他们来查问，他也不怕。然而，想是这样想，他的心总还是安静不下来，所以这天晚上，他是一夜都没有睡着觉。
郝裕如这天晚上过得也很不轻松。他待在南郊旅店423房间里，一会儿###，一会儿忧虑，心里总有种安静不下来的浮躁之感。而且，这个旅店，这个房间，都让他感到很陌生，很别扭，别说睡觉，就是待着都觉得难挨，所以他毫无睡意，一直坐在沙发上，熬着时辰。好不容易熬到了凌晨###多钟，他离开了旅店，赶到长途汽车站，搭上了第一趟去河县的班车。
在回县城几个小时的旅途中，郝裕如一直埋着头，生怕遇上个熟人认出了他。他感到车行得很慢，一路上竟有那么多站，不时地要停下来，让他觉得十分漫长。在终于到达县城长途汽车站的时候，他急不可耐地跳下了车，很快就从车站消失了。
郝裕如的老婆杨姗姗，皮肤很白，额头上有颗红痣，人称一点红，是个心比天高的女人，郝裕如跑官买官的行动，有一半是在她的促使下成行的。
这个只有初中文化、原先在县食品加工厂当临时工的杨姗姗，三年前因丈夫当了副县长，食品公司的领导把她调到公司办公室，名义上是办公室的秘书，实际她什么具体的工作都没有，每天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去了不过喝喝茶水，聊聊闲天，公司里没有人管她，不过给她发一份工资罢了。从那以后，她不仅工作悠闲自得，生活也十分的滋润，一家三口人住上了一处独门独户的大院子，家里头家用电器等样样俱全，还经常有人登门送礼，她走到哪里都能得到尊敬，恭维。
这个巨大变化，使她乐不可支，却没有让她就此满足，她从这里看到了当官的好处。她想，一个副县长就叫她告别了起早摸黑、又脏又累的工作，成了一个工作悠闲、生活滋润、处处受人恭维的官太太，要是丈夫升了县长，书记，当了更大更大的官，那她该是多么幸福，多么荣耀呢？她因此产生了无穷的**，几乎天天都在丈夫耳边念着升官的经。平时她没有事干，最爱听社会上的闲言碎语，对于那些捕风捉影和被无限夸大了的###传言，她信以为真，只要看见县长书记的家里去了人，就认定是去送钱的，因而心里很不平衡。所以，书记调走、县长的位子有可能出缺的情况一出现，她立马就催促丈夫拿上钱，去市里活动。
几天前，郝裕如把30万元给了田忠信，回到家里说了情况以后，一点红非常高兴，说是她家命里注定要走好运，在市里遇上了贵人。一向视钱如命的她，这时候变得比谁都慷慨，不但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还从娘家借了一些，很快又给郝裕如凑足了20万，催他赶快给田忠信送去。
郝裕如出于安全的考虑，晚走了一天。在郝裕如于周六早起走了以后，她一天没有出门，晚上也没有睡觉，直等着丈夫的归来。
郝裕如一进院门，一点红就在屋里看见了。她急忙迎跑出来，等不得地问他怎么样，顺利不顺利。郝裕如急嘘一声，瞪她一眼。一点红吐下舌头，赶快挽住丈夫的胳膊进了屋。
进屋后，不等郝裕如落座，一点红又急切地催问。郝裕如抱怨说：“你呀你，干吗那么着急，难道怕人不知道吗？”
一点红半撒娇半生气地说：“你真是的！总是那么谨慎有余，魄力不足，在自己家里说话，谁能听得见？”
郝裕如说：“我说的是刚才，为什么那么着急，那么不注意呢？在院里就嚷嚷着问，难道等那么一会儿，就能把你憋死吗？不知道隔墙有耳吗？”
一点红说：“行了，就好像有人24小时在墙外听着你似的，有那么严重吗？”她见郝裕如要说话，堵住他的嘴，替他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对不对？我知道，就算我注意不够，行了吧？可你知道，我等你等得多么心急吗？两天没有出门，昨天一夜没有睡着觉，看见你，我能憋得住吗？现在该说了吧？快说！”她看着郝裕如的嘴，就像要把他肚里的话一把掏出来似的。
可郝裕如好像有意要锻炼一下老婆的耐###，他依然不说老婆急想知道的话，而是说：“我一天一夜没吃没睡没有喝水，你知道吗？”
一点红这才发现郝裕如的脸如刀刮过一般，她一下子心疼起来，惊叫起来：“啊呀！真是的，累坏你了吧？快坐下快坐下，我去给你沏茶，饭我早已经做好了的。瞧我光顾问你的事。”她说着，把丈夫按坐在沙发上，赶快沏茶，弄热毛巾给他擦脸。
郝裕如喝了几口茶水，润了润嗓子以后，才把去市里给田忠信送钱的经过给老婆说了一遍。一点红听说钱送得很顺利，一路上也没有遇见熟悉的人，高兴得连声称赞好。
一点红又问郝裕如：“他不说，他要先垫钱给送了嘛，你没问他送没送呢？”
郝裕如点下头说：“他说了，都送了。看得出，他真是个热心的人。”
一点红说：“可能他不是白热心的，我估计，前后50万，他起码得落下10万。”
郝裕如说：“不会吧，他说了给秦书记３０万，给劳部长20万。”
一点红说：“你怎么那么信他说的话呢？现在干什么有白干的吗？谁不是为了钱？只要拿了钱，给你办事，就算是不错的好人了。田忠信赚10万，也是应该的。有他在中间，倒是蛮好呢，咱省了事，领导上也方便，谁都不会担风险。哎，对了，他没有说，秦书记和劳部长有什么话没有啊？”
郝裕如告诉她，秦书记说了，会尽量地成全，劳部长也说了，组织部没有问题，叫回来安心地等着。一点红听了，对秦书记尽量成全的话，有些担心。郝裕如说：“人家领导怎么会说绝对保证的话呢？说尽量成全就不错了。”
一点红说：“可我们也得听话听音啊！尽量成全，就有成全不了的意思啊，会不会嫌我们送得少啊？”
郝裕如想想说：“嫌少？不会吧？我们送的数，是我反复问田忠信以后，他给出的主意啊！他了解行情，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尽量成全，不说满话，这是做领导说话的分寸，领导们说话，多少都要留有余地的，像秦书记那样大的领导，自然不能例外。至于最后的结果嘛，那倒也有弄不成的可能，因为听说，谋那位置的还大有人在呢，所以，就怕……”
一点红见丈夫不肯说出最后的话，催他说：“就怕什么？你说呀！”
郝裕如说：“就怕别的人跟咱们竞争呀！”
一点红说：“我刚才要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啊！别的人要是送得多，不把咱们挤到一边去了吗？我看你最好再问问田忠信，如果少，咱们再送点。除了秦书记和劳部长，市委班子里如果还有别的人需要送，咱们也得送，咱们一定要他保证把县长给了你。”
郝裕如叹口气说：“你光说送送，还拿什么送啊？”
一点红说：“该送，借也得送，贷也得送。要不送，当不成县长，咱那50万不等于打水漂了吗？所以这回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只要当上了县长，拉的窟窿就有办法填上。”
郝裕如一下觉得心烦了，闭上眼，躺到沙发上说：“行了行了，你不要再说了，我头大得快要炸了。”
一点红见丈夫脸色发白，情绪变得有些烦躁，不敢再提送礼的事，赶紧说：“好好，对不起，我不再说了，你快休息，我给你热饭去。”
吃过饭，郝裕如的情绪变得好了许多。一点红见他的心情好了，正要说什么，郝裕如问她在他离开这段时间有没有人找他，或者往家里打过电话。一点红告诉说，这两天非常平静，既没有人来，也没有谁往家里打过电话。郝裕如听了，心感安稳。因为他这次去市里，没有给吴县长打招呼，也没有给政府办的人说一声，虽然是双休日，他怕有事找他找不见，引起怀疑。
一点红说：“我这两天没有出门，也不知外面有什么风声，待会儿我出去打听打听。”
郝裕如摇摇手说：“别！你打听，弄不好会招出事来的。”
一点红说：“你怎么总是信不过我呢？我会那样笨吗？我想那些个副县长副书记，常委什么的，一定都在活动呢！不知道点风，怎么成？”
郝裕如想了想对她说：“你出去走走也成，但不要上那些人家里去，也不要叫人听出是有意打听什么，就是听不到什么，也不要惹麻烦。”
一点红连说声知道，匆匆在镜子前收拾收拾自己，就出去了。
郝裕如在老婆出去后，本想睡一会儿，但躺在床上怎么也躺不住，后来还是起来，往机关去了。
周日的县政府机关，十分安静。郝裕如走进大门时，只看见传达室里坐着值班的，整个院子都看不见一个人影。正在值班的一个干部赶快站起来，问郝县长有没有什么事。他说没有，让那干部快坐下。他很想通过值班的问问其他几个副县长的行踪，但却没能问出口，匆匆地离开了。
郝裕如到了三楼自己办公室的门前，几个副县长和县长都是在这一层办公。他注意听听其他几个办公室的动静，似乎都没有人，静得一点儿声息都没有。他正想往那边走走，再听听，就听到楼下传来了脚步声，因此赶快开了自己办公室的门。
楼下上来的是县长吴运发。郝裕如还不等进了门，吴运发就看见了他，打招呼说：“裕如啊，你也到机关来了。”
郝裕如转身见是吴运发，赶快亲热地说：“啊，是吴县长，您，您来加班啊？”
吴运发说：“有一大堆文件没有顾上看，来处理处理。”他说着到了郝裕如跟前，“进去吧，我跟你坐会儿。”
郝裕如一听吴县长要进自己的办公室，跟自己坐，赶紧让开请他进，并很快给沏了一杯茶。
吴运发坐下后说：“我们在一起共事三年多了，平时忙工作总是忙不开交，很少坐在一起聊聊天，今天是个机会呀，我们聊一聊怎么样？”
郝裕如心想，莫不是吴县长知道了什么？这是要跟我谈话呀！但转念又想，他不也去跑去送了吗，难道还要说我吗？这让他不由有些紧张，赶忙说：“好啊好啊，请吴县长多多批评指正，我平时也只顾忙工作，很少向吴县长请教，汇报思想，还请吴县长多多包涵。”
吴运发说：“你何必那么客气，你知道，我不是那么好表扬人的人，但我今天却要对你说几句表扬的话，你的工作很主动，很出色，我是很满意的。如果说我当县长这几年，还算能玩得转，还算各方面的工作都开展得不错的话，主要是因为你和其他几个副县长鼎力扶持，努力工作的结果呀！”
郝裕如忙说自己做得并不好，心里想，接下来他该说但是了吧？
可吴运发接下来并没有说但是，他说：“我说的是事实，也是我心里的话，你工作确实很好，不是我要这样说，是做的工作在那里摆着，大家伙也都是看得见的嘛。希望你戒骄戒躁，继续好好地努力啊！”
郝裕如听着吴运发这话，看到吴运发的眼睛里闪烁着欣喜的光，忽然想到是否吴运发知道了他要当县长的信息？难道市里已经和吴县长沟通了吗？这让他不由心里激动。他赶紧说：“吴县长，我工作上有点成绩，还不都是在您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吗？这些年我跟着您，学习了很多很多东西，每进一步，都与您的带领、指点和教育是分不开的。往后还请吴县长多批评，多指点啊！”
吴运发说：“你太谦虚了。不过，缺点毛病，人人都会有的。你以后要多加强点学习，作为一个党的领导干部，不断用党的理论武装头脑，加强修养和锻炼是非常重要的。”
郝裕如连连点头，表示他一定按吴县长的指示去努力。
吴运发接下来说：“行了，下来该说说我了，成绩优点不用你说，你就指指我的缺点、错误和毛病，好吗？”
郝裕如笑笑说：“吴县长，您各方面都很好，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可没有发现您有什么缺点、错误和毛病啊！真的，吴县长。”
吴运发摇了摇头说：“这不对吧？相处三年多了，你怎么会没有发现我的缺点、错误和毛病呢？你得说真心话，别怕我接受不了，这可是同志间最重要的帮助啊！”
郝裕如不是没有发现吴运发的缺点、错误和毛病，是他一直遵循着只说上司千千好，不说上司一毫差的信条，所以尽管吴运发真诚地征求他的意见，他还是说：“吴县长，这我知道，我怎么会有意见不提呢？吴县长胸襟宽广，海纳百川，向来是乐意听取批评意见的，我要发现什么，还能不说吗？可能是我平时只顾忙工作，没有注意，所以没有发现，我以后一定多多注意，发现什么，随时给您提出来。”
吴运发本来想把他好人主义，不肯开展批评这一条给他提出来，听他这样一说，觉得他或许真是如此，便没有再提这个话题。他又跟郝裕如谈论了一些别的，比如以后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等，谈论中，他又几次肯定了郝裕如的工作。大约聊了一个多小时的工夫，吴运发就告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郝裕如在吴运发走了以后，反复琢磨吴运发跟他的这次谈话。他越琢磨越觉得吴运发像是从市里得到了他要当县长的信息。他觉得吴运发后来跟他的那些谈话，简直有点给他交代政府工作的味道。他想，吴运发提前从市里得到信息，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田忠信说过，吴运发为当书记，前些日子就去市里跑过、送过。吴运发资格比他老，关系比他硬，又是要当书记，市里领导给他透信是很正常的。想到这里，他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回到了家里。
一点红已先他回来了。她一见郝裕如，就急不可待地说：“你怎么才回来？我打听到了重要的情况，高县长、李县长和张书记他们，今天一早都分别坐车出去了，肯定是到市里跑县长去了，他们要是送得多，我们可就黄了呀！”
这对郝裕如来说是个不好的消息，因为老婆说的高副县长高继胜、李副县长李永昌和张副书记张敬，都比他的资格老，也是大家伙公认能当县长的人选。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三个人，现在他们真要出马去跑，他不就很悬了吗？可他又想想吴运发刚才的话，好像市里已经确定是他了，难道他们跑跑，他们送得多，就真能改变吗？他把吴运发刚才对他说的话，给老婆学了一遍。
一点红认真分析了吴运发前后说的那些话，觉得丈夫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她说，即使是那样，在没有最后定下以前，也还是有变的可能。所以她主张快给田忠信打电话，问问情况，如果需要送，还是一定要快去送。
在继续送钱的问题上，郝裕如虽觉得老婆的意见有一定的道理，但鉴于手上没有钱，所以坚决反对。为此争吵了一回又一回，时间也就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大约一个月后，忽然从市里传来了消息，说是市委已经定了，吴运发是书记，郝裕如是县长。郝裕如两口子听到以后，虽然非常高兴，却不知是真是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