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之后一个冬天的上午，躺在东厢房炕上等待死亡的上官想弟突然爬了起来。因为旧病复发，她的鼻子烂成了一个黑洞洞的窟窿，两只眼睛也瞎了。那满头的黑发几乎脱落干净，只剩下几绺肮脏的铁锈色的乱毛遮盖着枯萎的脑门。
她摸索着走到柜子前，踩着方凳，从柜顶上取下那把共鸣箱被砸破的琵琶，然后，继续摸索着，走到院子里。温和的阳光照着这个浑身发霉的女人。她的瞎眼望着太阳，从那两个窟窿里流出一些胶水一样的液体。正在院子里为生产队编织苇席的母亲直起腰，愁苦地说：“想弟，我可怜的女儿，你怎么出来啦？”
想弟畏畏缩缩地坐在墙根，两条生满鳞片的腿伸开着，她裸露着肚皮，羞耻与她无关，寒冷也不能侵害她。母亲跑进屋里，拿出一条毯子，盖在了她的腿上。
“闺女啊……你这一辈子可真是……”母亲拭着若有苦无的眼泪，又去编织苇席。
外边传来小学生的喊叫声，他们喊着“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进攻再进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嘶哑口号，串遍大街小巷，并用彩色粉笔在家家户户的墙壁上绘着幼稚的图画，写着别字成堆的激烈口号。
想弟哧哧地笑起来，她用沉闷的声音说，娘，我和一万个男人睡过觉，我攒了好多钱，都换成了金子、钻石，够你们吃一辈子了。她的手摸索进琵琶的半圆形的，早被公社干部砸破的空洞里，说，都在这里边了。娘，你看，这颗大珍珠，是颗夜明珠，是日本商人送给我的，您把它，缀在帽子上，晚上走夜路，就不用打灯笼了……这是颗猫眼钻，是用了十个戒指跟小红宝换的……这对金镯子，是为我破瓜的熊老太爷送的……她把那些记忆中的宝贝，一件一件往外摸着，一边摸一边说，都拿去吧，娘，不用愁，有这个咱还愁什么，这块绿宝石，少说也能换一千斤白面，这条项链，最不济也值头骡子钱……娘……我进了火坑那天起，就发了誓，反正，卖一次也是卖，卖一万次也是卖，只要姐妹们都过上好日子，我就豁上这身皮肉了……我走到哪里都抱着这把琵琶……这个脖脖锁，是专为金童打的，让他带上，长命百岁……娘……这些宝贝，您可要藏好了，别让贼偷去，别让贫农团给斗争了……这都是女儿的血汗……娘，你藏好了吗？
母亲老泪纵横，不避污秽，抱住想弟，泣不成声地说：“闺女啊，你把娘的心，揉碎了啊……千苦万苦，最苦的还是我的想弟啊……”
上官金童在街上扫地时，被“红卫兵”打破了脑袋。他脸上粘着血，站在梧桐树下，听着四姐的诉说，心里感到一阵阵抽痛。他家的大门上，被“红卫兵”钉上了一串牌子，上面写着：汉奸之家、还乡团巢穴、妓女院等等字样。现在，他听着四姐的临终诉说，竟产生了把那牌子上的“妓”字改成“孝”字或“烈”字的念头。
因为四姐的病，他一直疏远着她，这时他感到了深刻的内疚。他走到她的身边，抓住她的一只冰凉的手，说：“四姐……谢谢你给我打的金脖锁……我已经把它……戴上了……”
四姐的瞎眼里，焕发着欣喜的光彩，她说：“戴上了？你不嫌吧？别跟你媳妇说我……让我摸摸……看合适不……”
在最后的时刻，成群的虱子突然纷纷爬离了她的身体，它们感觉到，这个人的血液已经凝固了，吸不动了。
她的脸上，显出丑陋的微笑，她用越来越微弱的声音说：“我的琵琶……让我……弹个曲……给你们听……”
她的手在破烂的琵琶上胡乱摸索一阵，便滑落下去，她的头也随着歪到肩膀上。
母亲哭了几声，便擦着眼睛站起来，说：“闺女，你的罪，总算遭到头了。”
埋葬了上官想弟之后两天，我们刚刚感觉到一点轻松，蛟龙河农场的八个右派，轮着班，用一扇门板，把上官盼弟的尸首抬到了我家大门外。一个随尸前来的、臂戴红袖章的小头目，敲着大门喊：“上官家的，出来接死尸！”
母亲对那小头目说：“她不是我的女儿！”
小头目是机耕队的一个小伙子，与上官金童相识，他递过一张纸说：“这是你姐姐的遗书。我们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把她送了回来，你想象不到她有多么重，可把这些老右压惨了。”
上官金童抱歉地对右派们点点头。他抖开那张纸片，看到上边写着：我是上官盼弟，不是马瑞莲。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到头来落了个如此下场，我死之后，祈求革命群众把我的尸体运回大栏镇，交给我的母亲上官鲁氏。
金童走到门板前，弯下腰，揭开蒙在她脸上的白纸看了看。上官盼弟眼珠突出，半个舌头吐到唇外。他慌忙盖好白纸，扑通跪在小头目和八个右派面前，说：“求求你们，把她抬到墓地去吧，我们家，找不到帮忙的人了。”
这时，母亲大声地嚎哭起来。
上官金童埋好五姐的尸体，拖着铁锹，刚走到胡同口，就被一群“红卫兵”揪住了。他们把一个尖顶的、用纸壳糊成的圆锥形高帽子，套在了他的头上。他晃了一下脑袋，纸帽子掉在地上。他看到纸帽子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名字上用红墨水打了一个叉号，墨汁淋漓，像黑红交融的血。旁边还写着：杀人奸尸犯。“红卫兵”用棍子在他屁股上抽了一下子，因为穿着棉裤，略有痛感，他夸张地嚎了一声。“红卫兵”们把纸帽子抬起来，勒令他像戏剧舞台上的武大郎一样矮下腿，把纸帽子套在他头上。套上后，用力往下砸了砸。一个狮鼻虎眼的“红卫兵”说：“扶住，再掉了，就打断你的腿。”
上官金童双手扶住高帽，摇摇晃晃往前走。他看到，在人民公社的大门口，已经站着一片戴纸帽的人。有浮肿得透明、肚子膨胀的司马亭，有小学的那位校长，有中学的教导主任，还有五六个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公社干部，当年被鲁立人拉到土台上下过跪的那些人也都戴着高帽站在那里。上官金童看到了母亲。母亲旁边是小小的鹦鹉韩，鹦鹉韩旁边是独乳老金。母亲的高帽上写着：老母蝎子上官鲁氏。鹦鹉没带高帽，独乳老金戴着一顶高帽，脖子上还挂着一只破鞋。
“红卫兵”敲锣打鼓，押解着牛鬼蛇神们游街示众。这天是春节前的最后一个集，街上人群如蚁，路两边蹲着一些人，守着草鞋、大白菜、红薯叶等等允许交易的农副产品。百姓们全都穿着黑色的、被一个冬天的鼻涕、油灰污染得发了亮的棉袄，上了年纪的男人，多半拦腰扎着一根草绳。人们的装束，跟十五年前赶“雪集”时几乎没有区别。赶过“雪集”的人，在连续三年的大饥荒中死亡过半，活着的也变成了老人。只有个别的人，还能忆起最后一个“雪公子”上官金童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