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行于民间的小说，与历来史家所著录者很不同，当时并非文辞，而为属于技艺的“说话”②之一种。
说话者，未详始于何时，但据故书，可以知道唐时则已有。段成式③（《酉阳杂俎续集》四《贬误》）云：“子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任道癗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有一秀才甚赏某呼扁字与褊同声，云世人皆误。’”
其详细虽难晓，但因此已足以推见数端：一小说为杂戏中之一种，二由于市人之口述，三在庆祝及斋会时用之。而郎瑛④（《七修类藁》二十二）所谓“小说起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者，亦即由此分明证实，不过一种无稽之谈罢了。
到宋朝，小说的情形乃始比较的可以知道详细。孟元老在南渡之后，追怀汴梁盛况，作《东京梦华录》⑤，于“京瓦技艺”⑥条下有当时说话的分目，为小说，合生，说诨话，说三分，说《五代史》等。而操此等职业者则称为“说话人”。高宗既定都临安⑦，更历孝光两朝⑧，汴梁式的文物渐已遍满都下，伎艺人也一律完备了。关于说话的记载，在故书中也更详尽，端平⑨年间的著作有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10)，元初的著作有吴自牧《梦粱录》⑾及周密《武林旧事》⑿，都更详细的有说话的分科：
《都城纪胜》《梦粱录》（二十）
说话者，谓之舌辩，
说话有四家：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
且小说，名银字儿，
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如烟粉灵怪传奇；公
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案，朴刀杆棒发发踪参（
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案此四字当有误）之事。
迹变态之事；说铁骑儿，……谈论古今，如水之流。
谓士马金鼓之事。谈经者，谓演说佛书；
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
说经，谓演说佛书；道等事。……又有说诨经
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者。
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讲史书者，谓讲说《
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
……兴废争战之事。
合生，与起今随今相
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
似，各占一事。
但周密所记者又小异，为演史，说经诨经，小说，说诨话；而无合生。唐中宗时，武平一⒀上书言“比来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新唐书》一百十九）则合生实始于唐，且用诨词戏谑，或者也就是说诨话；惟至宋当又稍有迁变，今未详⒁。起今随今之“今”，《都城纪胜》作“令”，明抄本《说郛》中之《古杭梦游录》⒂又作起令随合，何者为是，亦未详。
据耐得翁及吴自牧说，是说话之一科的小说，又因内容之不同而分为三子目：
1．银字儿所说者为烟粉（烟花粉黛），灵怪（神仙鬼怪），传奇（离合悲欢）等。
2．说公案所说者为搏刀赶棒（拳勇），发迹变态（遇合）之事。
3．说铁骑儿所说者为士马金鼓（战争）之事。
惟有小说，是说话中最难的一科，所以说话人“最畏小说，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都城纪胜》云；《梦粱录》同，惟“提破”作“捏合”⒃。），非同讲史，易于铺张；而且又须有“谈论古今，如水之流”的口辩。然而在临安也不乏讲小说的高手，吴自牧所记有谭淡子等六人，周密所记有蔡和等五十二人，其中也有女流，如陈郎娘枣儿，史蕙英。
临安的文士佛徒多有集会；瓦舍的技艺人也多有，其主意大约是在于磨炼技术的。小说专家所立的社会，名曰雄辩社。（《武林旧事》三）
元人杂剧虽然早经销歇，但尚有流传的曲本，来示人以大概的情形。宋人的小说也一样，也幸而借了“话本”偶有留遗，使现在还可以约略想见当时瓦舍中说话的模样。
其话本曰《京本通俗小说》，全书不知凡几卷，现在所见的只有残本，经江阴缪氏影刻，是卷十至十六的七卷，先曾单行，后来就收在《烟画东堂小品》之内了。(17)还有一卷是叙金海陵王的秽行的，或者因为文笔过于碍眼了罢，缪氏没有刻，然而仍有郋园的改换名目的排印本；郋园是长沙叶德辉的园名。⒅
刻本七卷中所收小说的篇目以及故事发生的年代如下列：
卷十碾玉观音“绍兴年间。”
十一菩萨蛮“大宋高宗绍兴年间。”
十二西山一窟鬼“绍兴十年间。”
十三志诚张主管无年代，但云东京汴州开封事。十四拗相公“先朝。”
十五错斩崔宁“高宗时。”
十六冯玉梅团圆“建炎四年。”
每题俱是一全篇，自为起讫，并不相联贯。钱曾《也是园书目》⒆（十）著录的“宋人词话”十六种中，有《错斩崔宁》与《冯玉梅团圆》两种，可知旧刻又有单篇本，而《通俗小说》即是若干单篇本的结集，并非一手所成。至于所说故事发生的时代，则多在南宋之初；北宋已少，何况汉唐。又可知小说取材，须在近时；因为演说古事，范围即属讲史，虽说小说家亦复“谈论古今，如水之流”，但其谈古当是引证及装点，而非小说的本文。如《拗相公》开首虽说王莽，但主意却只在引出王安石，即其例。
七篇中开首即入正文者只有《菩萨蛮》，其余六篇则当讲说之前，俱先引诗词或别的事实，就是“先引下一个故事来，权做个‘得胜头回’。”（本书十五）“头回”当即冒头的一回之意，“得胜”是吉语，瓦舍为军民所聚，自然也不免以利市语说之，未必因为进御才如此。
“得胜头回”略有定法，可说者凡四：
1．以略相关涉的诗词引起本文。如卷十用《春词》十一首引起延安郡王游春；卷十二用士人沈文述的词逐句解释，引起遇鬼的士人皆是。
2．以相类之事引起本文。如卷十四以王莽引起王安石是。
3．以较逊之事引起本文。如卷十五以魏生因戏言落职，引起刘贵因戏言遇大祸；卷十六以“交互姻缘”转入“双镜重圆”而“有关风化，到还胜似几倍”皆是。4．以相反之事引起本文。如卷十三以王处厚照镜见白发的词有知足之意，引起不伏老的张士廉以晚年娶妻破家是。
而这四种定法，也就牢笼了后来的许多拟作了。
在日本还传有中国旧刻的《大唐三藏取经记》三卷，共十七章，章必有诗；别一小本则题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⒇。《也是园书目》将《错斩崔宁》及《冯玉梅团圆》归入“宋人词话”门，或者此类话本，有时亦称词话：就是小说的别名。《通俗小说》每篇引用诗词之多，实远过于讲史（《五代史平话》《三国志传》(22)，《水浒传》(23)等），开篇引首，中间铺叙与证明，临末断结咏叹，无不征引诗词，似乎此举也就是小说的一样必要条件。引诗为证，在中国本是起源很古的，汉韩婴的《诗外传》(24)，刘向的《列女传》(25)，皆早经引《诗》以证杂说及故事，但未必与宋小说直接相关；只是“借古语以为重”的精神，则虽说汉之与宋，学士之与市人，时候学问，皆极相违，而实有一致的处所。唐人小说中也多半有诗，即使妖魔鬼怪，也每能互相酬和，或者做几句即兴诗，此等风雅举动，则与宋市人小说不无关涉，但因为宋小说多是市井间事，人物少有物魅及诗人，于是自不得不由吟咏而变为引证，使事状虽殊，而诗气不脱；吴自牧记讲史高手，为“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梦粱录》二十），即可移来解释小说之所以多用诗词的缘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