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宣宗初识李德裕于奉册之顷，即曰：“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夫宣宗非孱主，德裕非有跋扈之气发于声色，如周勃之起家戎伍、梁冀之世习骄倨者，岂果见之而怵然哉？有先入之言使之猜忌者在也。武宗疾笃，旬日不能言，而诏从中出，废皇子而立宣宗，宣宗以非次拔起，忽受大位，岂旦夕之谋哉？宦官贪其有不慧之迹而豫与定谋，窃窃然相嚅于密之地，必将曰太尉若知，事必不成。故其立也，惴惴乎唯恐德裕之异己，如小儿之窃饵，见厨妇而不宁也。语曰：“盗憎主人。”其得志而欲诛逐之，必矣。
此抑有故，德裕当武宗之日，得君而行志，裁损内竖之权，自监军始。监军失权，而中尉不保神策之军，于时宦官与德裕有不两立之势。德裕为之有序，无可执以相挠，而上得武宗之信任，下有杨钦义、刘行深之内应，故含怨毒也深而不敢发。迨乎武宗疾笃不能言之日，正其河决痈溃、可乘以快志之时也。不废皇子立宣宗，则德裕不可去；不宣宗以德裕威棱之可畏，则宣宗之去德裕也不决。其君惴惴然如捍大敌之不能姑待，而后德裕必不能容。盖德裕之所能控御以从己者，杨钦义、刘行深而已，二人者，其能敌宫中无算之貂乎？皇太叔之诏一下，德裕无可措其手足，待放而已矣。唐之亡亡于宦官，自此决矣。
或者谓德裕事英断之君，相得甚欢，而不能于弥留之际，请凭玉几、受顾命以定冢嗣，使奸人得擅废立之权，非大臣卫国之谊，是已。然有说焉，武宗春秋方富，虽有疾而非必不可起之危候，方将大有所为，而不得遽谋身后：迨及疾之已笃，昏不能言，虽欲扣请见，而谁与传宣以求必得哉？所可惜者，先君之骨未寒，太尉之逐已亟，环唐之廷，无有一人焉昌言以伸其忠勋者。岂徒无为之援哉？白敏中之徒且攘臂而夺相位，崔、杨、牛、李抑引领以望内迁，而郑肃、李回莫能御也。意者德裕之自矜已甚，孤傲而不广引贤者以共协匡赞邪？抑自朋党兴，唐之士风披靡于荣辱进退之闲，而无贤可荐邪？二者皆国家危乱之券也，必居一于此，宜乎唐之不复兴矣。
〖二〗
宣宗初立，以旱故，命大臣疏理系囚，而马植亟以刻核之言进，请官典犯赃及杀人者不听疏理。夫二者之不可遽释，是已；而并不听其疏理，唯法吏之文置之辟而莫辩，宣宗用申、韩之术，束湿天下以失人心，植实首导之矣。
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而不足以亡者，人心固依恋而不忍离，虽役繁赋重，死亡相接，抑且戴奕叶之天子于不忘。无他，自太宗以宽容抚士庶，吞舟漏网，则游鳞各沫于浦屿，即有弱肉疆食之害，而民不怨其上也。罗希、吉温以至穷凶如侯、索、周、来，抑但施惨毒于朝士，而以反叛为名，未尝取吏民琐细之愆，苛求而矜其聪断；马植之徒，导主以渊鱼之察，而后太宗之遗泽斩矣。
植之言曰：“贪吏无所惩畏，死者衔冤无告，”亦近乎情理之说也。乃上方下宽恤之政，用答天灾，而遽以综虔矫之令参之，则有司相劝以武健，持法律以核吏民，广逮系以成锻炼，有故入而无矜疑，士怨于官，民愁于野，胥史操生死以取货贿，可胜言哉？
夫申、韩之以其术破坏先王之道者，岂不以为情理之宜，诛有罪以恤无辜乎？而一倚于法，天下皆重足而立。君子之恶其贼天下而殄人国脉者，正以其近于情理，易以惑人也。
以脏吏论，古今无道之世，人士相习于贪叨，而其得免于逮问者，盖亦鲜矣。夫苟舍廉耻以纵朵颐，则白画攫金而不见人，岂罪罟之所能禁乎？无道以止之于未淫，则察之愈密，诛之愈亟，夤缘附托行贿以祈免之涂愈开，贿不给而虐取于民者愈剧。究其抵法而无为矜宥者，一皆拙于交游、吝于荐贿、壑易厌之细人而已。以法惩贪，贪乃益滋，而上徒以召百官之怨读，下益以甚穷民之削，法之不可恃也明矣。
以杀人论，人即不伏欧刀于市，亦未有乐于杀人者也；已论如法，而苟全于疏理之下，虽不死而生理亦无几矣。若其忿怼发于睚眦，则当挥拳操刃之下，恶气薰心，固且自忘其死，抑岂暇念他日之抵法而知惩？若云死者舍冤，则天地之生，业已杀一人矣，而又杀一人以益之，奚补哉？且一人抵坐，而证佐之株连，寡妻孤子之流离于寺署者，凡几也！
故贪吏伏法，杀人者死，法也。法立于画一，而张弛之机，操于君与大臣之心。君子之道，所为迥异于申、韩之刻薄者，不欲求快于一时之心也。心苟快，而天地和平之气已不足以存，俗吏恶知此哉？综行，而上下相督、还相蔽也。炫明者瞀，炫聪者聋。唐室容保之福泽，宣宗君臣销铄之而无余，马植实首导之。苛刻一行，而莫之知止，天下粗定，而卒召吏民之叛以亡，固不如者之姑息，乱而可存也。〖三〗
知人之难久矣，而抑有其可知者，君子持之以为衡，而失亦鲜矣。人之为不肖也，其贪贼害、淫溺愤乱、得之气质者，什不得一；类皆与不善者习，而随之以流，因以滥而不可止。故君子之观人于早也，持其所习者以为衡，视其师友，视其交游，视其习尚；未尝无失，而失者终鲜。拔角于犁牛之中，非圣哲弗能也。李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既为学士，遂乘武、宣改政之初，夺德裕之相，竭力排之，尽反其政，以陷德裕于贬死，而乱唐室。夫敏中之不可引而使在君侧，岂待再计而决者哉？德裕之初引敏中也，以武宗闻白居易之名，欲召用之，居易老而德裕以敏中进。然则知敏中者以居易，用敏中犹其用居易也。居易以文章小技，而为嬉游放荡、征声逐色之倡，当时则裴中立悦其浮华而乐与之嬉；至宋，则苏氏之徒喜其纵逸于闲捡之外而推尚之；居易之名，遂喧腾于天下后世。乃其人，则元稹之死友也。稹闻谪九江而垂死惊坐，胡为其然哉？以荡闲捡相于声色，而为轻浮俗艳之词以蛊人于淫纵。当其时如杜牧者，已深恶而欲按以法矣。稹鬻身奄宦，排抑正人，以使河北终叛，而为唐之戎首；居易护为死党，不得，则托于醉吟以泄其青衫之泪。敏中为其从弟，与居与游，因之而受君相之知，梦寝之所席而安者居易耳。若此而欲引为同心，以匡君而卫社稷，所谓放虎自卫者也，而德裕胡弗之知也！
使武宗欲用居易之日，正色而对曰：此浮薄儇巧之小人，耽酒嗜色，以淫词坏风教者，陛下恶用此为？则国是定矣。李沆、刘健之所以允为大臣也。而德裕不能，其尚有两端之私与？不然，则己习未端，心无定衡之可持而易以乱也。先儒谓苏轼得用，引秦观之徒以居要地，其害更甚于王安石，唯其习尚之淫也。舍是而欲鉴别人才，以靖国家、培善类，未有能免于咎者也。
〖四〗周墀为相，韦澳谓之曰：“愿相公无权。”伤哉斯言！所以惩李相、朱崖之祸，而叹宣宗之不可与有为也。宰相无权，则天下无纲，天下无纲而不乱者，未之或有。权者，天子之大用也。而提权以为天下重轻，则唯慎于论相而进退之。相得其人，则宰相之权，即天子之权，挈大纲以振天下，易矣。宰相无权，人才不繇以进，国事不适为主，奚用宰相哉？奉行条例，画敕以行，莫违其式而已。宰相以条例行之部寺，部寺以条例行之镇道，镇道以条例行之郡邑，郡邑以条例行之编氓，苟且涂饰以应条例，而封疆之安危，群有司之贤不肖，百姓之生死利病，交相委也，抑互相容以雠其奸也。于是兵窳于边，政弛于廷，奸匿于侧，民困于野，莫任其咎，咎亦弗及焉。宰相不得以治百官，百官不得以治其属，民之愁苦者无与伸，骄悖者无与禁，而天子方自以为聪明，察细大，咸受成焉，夫天子亦恶能及此哉？摘语言文字之失，按故事从违之迹而已矣。不则寄耳目于宵小，以摘发杯酒尺帛之愆而已矣。天下恶能不乱哉！
上揽权则下避权，而权归于宵小。天子为宵小行喜怒，而臣民率无以自容。其后令狐用一刺史，而宣宗曰：“宰相可谓有权。”其夺天下之权，使散寄而无归，固不可与有为也。韦澳见之审矣。无权则焉用相哉？弗问贤不肖也，但可奉行条例，皆可相也，其视府史胥徒也，又奚以异？周墀又何用相为？生斯世也，遇斯主也，不能褰裳以去，而犹贪白麻之荣，墀亦不可谓有耻矣。
〖五〗
德、宣二宗，皆怀疑以御下者也，而有异，故其致祸亦有殊焉。德宗疑其大而略其小，故于安危大计，不信忠谅之言，奸邪得乘之，而乱遂起；然略于细小之过，忘人于偶然之失，则人尚得以自容。于卢杞之奸倾听之，于陆贽之忠亦倾听之，故其臣无涂饰耳目、坐酿祸原之习，其败乱终可拯也。宣宗则恃机警之耳目，闻一言而即挟为成心，见一动而即生其转念，贤与奸俱岌岌不能自保，唯蔽以所不见不闻，而上蠹国、下殃民，徼幸免于讥诛，则无所复忌。虽有若陆贽之忠者在其左右，一节稍疏，群疑交起，莫敢自献其悃忱。其以召乱也缓，而一败则不可复救矣。
马植之贬，以服中涓之带也；萧邺之命相，旨已宣而中止，以王归长之覆奏也；崔慎繇之罢，以微露建储之请也；李燧之镇岭南，旌节及门而返，以萧仿之一言也；李远之不用，以长日局之一诗也。李行言以樵夫片语而典州，李君以佛祠数老而遽擢。举进退刑赏之大权，唯视人罄笑语、流目举踵之闲，而好恶旋移，是非交乱。荆棘生于方寸，忮害集于俄顷。自非白敏中、令狐之恋宠喜荣，谁敢以身试其喜怒而为之用乎？天下师师，交相饰以避过，则朝廷列土偶之衣冠，州郡恣穿窬之长吏，养奸匿慝，穷民其奚恃以存哉？呜呼！怀疑以察纤芥之短长，上下离心而国不亡者，未之有也。其待懿宗而祸始发，犹幸也，又恶足以比德宗哉？
雷，至动也；火，至明也。以灼灼之明，为非常之动，其象为丰。“丰其，日中见斗。”以星之明乱日之明，则窥其户而无人。易之垂训显矣哉！
〖六〗
古今之亡国者，有二轨焉，奸臣篡之，夷狄夺之也。而祸各有所自生。夷狄之夺，晋、宋是已。君昏、将懦、兵弱而无纪，则民虽帖然图安，乃至忠愤思起为之效命，而外逼已危，不能支也。奸臣之篡，则不能猝起而遽攘之也，必编民积怨，盗贼繁兴，而后奸臣挟平寇之功，以钳服天下而奉己为主，汉、唐是也。张角起而汉裂，黄巢起而唐倾。而汉则有公孙举、张婴以先之，唐则有鸡山妖贼、浙东裘甫以先之。一动而戢，再动而嚣，三动而如火之燎原，不可扑矣。
唐之立国，至宣宗二百余年，天下之乱屡矣，而民无有起而为盗者。大中六年，鸡山贼乃掠蓬、果、三川，言辞悖慢，民心之离，于是始矣。崔铉之言曰：“此皆陛下赤子，迫于饥寒。”当是时也，外无吐蕃、回纥之侵陵，内无河北、淮蔡、泽潞之叛乱，民无供亿军储、括兵远戍之苦，宣宗抑无宫室游观、纵欲敛怨之失，天下亦无水旱螽螟、千里赤地之灾，则问民之何以迫于饥寒而遽走险以自求斩艾乎？然则所以致之者，非有司之虐害而谁耶？李行言、李君以得民而优擢，宜足以风厉廉隅而坊止贪浊矣，然而固不能也。君愈疑，臣愈诈，治象愈饰，奸蔽愈滋，小节愈严，大贪愈纵，天子以综御大臣，大臣以综御有司，有司以综御百姓，而弄法饰非者骄以玩，朴愿自保者罹于凶，民安得不饥寒而攘臂以起哉！
小说载宣宗之政，琅琅乎其言之，皆治象也，温公亟取之登之于策，若有余美焉。自知治者观之，则皆亡国之符也。小昭而大聋，官欺而民敝，智攫而愚危，含怨不能言，而蹶兴不可制。一寇初起，翦灭之，一寇踵起，又翦灭之，至再至三而不可胜灭，乱人转徙于四方，消归无地，虽微懿宗之淫昏，天下波摇而必不能定。宣宗役耳目，怀戈矛，入黠吏之，驱民以冻馁，其已久矣。至是而唐立国之元气已尽，人垂死而六脉齐张，此其候矣。〖七〗
韦澳者，以藏身自固为道者也，异于贪进病国、徼幸危身之鄙夫远矣，而不足以谋国。宣宗屏左右与商处置宦官之法，而澳曰：“与外廷议之，恐有太和之变，不若择其中有识者与之谋。”此其为术也甚陋，澳之识岂不足以知此之非策，而云尔者，不敢身任其事以自全而已矣。太和之变，所以主辱而臣死者，李训、郑注本无藉小人，舒元舆、贾皆贪庸为朝野所侧目，与宦官以机械相倾而不胜，其宜也，而岂宦官之终不可受治于外廷哉？舍外廷而以宦官治宦官，程元振尝诛李辅国矣，王守澄尝诛陈弘志矣，是以毒攻毒之说，前毒去而后毒更烈也。盖宦官之乱国而胁君也，与外廷之小人异。小人诛则其党亦离，能诛小人者，即不必为君子，而亦惩小人之祸以反其为者也。若宦官则自为一类，而与外廷争盈虚衰王之数，其自为党也，一而已矣。勿论进而与谋，谋之必泄，祗以成乎祸乱；即令抒心尽力为我驱除，而诛彼者即欲行彼之事，天子恃之，外廷拱手而听之，后起之祸，倍溢于前，又将何所藉以芟夷之哉？故曰其术陋矣。夫天子而果欲断以行法，诛不顺之奄孽，正纲维以自振也，岂患无其术哉？外廷非尽无人也，即如李文饶者，优游讽议而解诸道监军之兵柄，则使制此刑余也，优有余裕，而摧抑之以向于死。充位之大臣，则为白敏中、为令狐、怀禄固宠之鄙夫，既阴结内援，而不敢任诛锄之事；使其任之，又舒元舆、王涯、贾之续耳。盖其炫小明而矜小断，以纤芥之嫌疑，为转眄之刑赏。其以为慎名器者，匹夫之吝也；其以为察吏治者，老妇之聪也。佞人亟进而端士离心，故仅一守正之韦澳，而唯计全身于事外。如使推诚待下，拔功业已著、才望可委之大臣，修法纪以饬中外。乃下明诏，申太宗之禁制，废中尉之官；以神策之军授司马，革枢密之职；以机要之务归中书，夺其所本无，而授以埽除之常职。是天子大臣所可昭昭然揭日月以行者，廷臣莫敢异议，百姓莫不欣悦，藩镇莫不钦仰，一二怀奸之奄竖，何所挟以相抗？亦奚用屏人私语，若大敌之对垒，力不能支，思乘瑕而攻劫之乎！或曰：习已成，则其党已固；夺之遽，则其怨必深；环左右者，皆其徒也，伏弑械以求逞，宣宗所重虑者，未为过也。夫恶，唯隐而益深，故孔子成春秋而乱贼惧，发其所匿而正名之，则恶泄而不能再兴矣。夫宪宗、敬宗之不保其躯命，岂尝斥而夺之使激而成之乎？宪宗之弑，陈弘志虽伏辜而未正其恶；敬宗之弑，刘克明虽授首而未诛其党；内外交相匿，而后伏莽之戎有所怙以相胁。宣宗于此，正告中外，诘先君之贼，申污潴之讨，宣发其恶，显然于天下之耳目，则使有“今将”之心，抑知其无所匿藏而逃不赦之辟，又孰敢睥睨君父以逞其狂图哉？太和君臣唯不知此，是以伏兵殿幄，反受大逆之名，三相骈死于独柳，非外廷与谋而事机必败也。乃宣宗之为君也，以非次为宦官所扳立，反以贻怨于社稷之臣，故怀私恩、忍重辱，隐而不能发露耳。是以韦澳迁延自免，而不能为之谋，知其荏苒者之有所系也。
〖八〗
国无可用之人则必亡。国之无人，非但其君不欲用之，抑欲用之而固无人也。铮铮表见者，非迂不适用，则小有才而不足任大，如是者不得谓之有人。夫其时，岂天地之吝于生才以亡人之国乎？秉道行义、德足以回天者，闲世而一出，亦安能必其有？或贤智之士，宅心无邪，而乐为君用，则亦足以匡乱救亡，功成事定，而可卓然为命世之英，此则存乎风尚之所移耳。故国之无人，惟贤智之士不为国用，恬然退处以为高，以倡天下，置君父于罔恤，于是乎国乃终以无人。
夫一二贤智之士不为国用，而无损于当世，似未足以空人之国，使君父也。乃唯贤智之士，立身无瑕，为谋多藏，天下且属望之，而以不为国用为道，其究也，置其身于是非休咎之外，天下具服其卓识，而推以为高；于是知有其身以求免于履凶蹈危者，皆慕其风，以为藏身之固，则宗社安危生死一付之迂愚巧黠之人；而自好者智止于自全，贤止于不辱，志不广，学不博，气不昌，乃使数十年内，尽士类皆成乎痿痹泮涣之习；自非怀禄徼幸、依附乱贼而不惭者，皆不可与有言、不可与有为之人也。于是乎天下果于无人。而狐狸画嗥，沐猴衣锦，尚谁与治之哉？宣宗之世，上方津津然自以为治也。而韦澳谓其甥柳曰：“尔知时事浸不佳乎？皆吾曹贪名位所致耳。”是其为言，夫非贤智者之言乎？于是上欲以澳判户部，且将相之，而浩然乞出镇以引去。盖澳之不为唐用，非一日矣，周墀入相，问以所可为，则曰：“愿相公无权。”宣宗屏人语以将除宦官，则曰：“外廷不可与谋。”其视国家之治乱，如越人之肥瘠，而以自保其身者，始终一术也。盖于时贤智之士，周览而俯计焉，择术以自处焉，视朝廷如燎原之火，不可向迩，非令狐之流、容容以徼厚福者，无不戒心于谋国矣。此习一倡，故唯张道古、孟昭图之愚忠以自危，魏暮、马植之名高而实诎，姑试其身于险而罔济；其不尔者，率以全身远害为风轨。故郑遨、司空图营林泉以自逸；而梁震、孙光宪、罗隐、周庠、韦庄之流，寄身偏霸以谋安。其于忧世爱君之道，梦寐不及而谈笑不涉，天下恶得有人哉？宣宗之世，唐事犹可为也，而何以人心之遽尔也？宣宗甫践阼，而功著封疆、谋匡宫府之李文饶，贬死于万里之外；其所进而与图政者，又于一言一笑一衣一履之闲，苛责其应违；士即忘身以殉国，亦何乐乎受不令之名以褫辱哉？人君一念之烦苛，而四海之心瓦解，则求如李长源、陆敬舆履艰危、受谗谤以自靖者，必不可得。非唯不得，贤智之士，固且以为戒也，不亡何待焉！
〖九〗
安、史作逆以后，河北乱、淄青乱、朔方乱、汴宋乱、山南乱、泾原乱、淮西乱、河东乱、泽潞乱，而唐终不倾者，东南为之根本也。唐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第五琦、刘晏、韩，皆藉是以纾天子之忧，以抚西北之士马而定其倾。东南之民，自六代以来，习尚柔和，而人能劝于耕织，勤俭足以自给而给公，故不轻萌猖狂之志。永王、刘展一妄动而即平，无与助之者也。刘展既诛，席安已久，竭力以供西北而不敢告劳。至于宣宗之季年而后乱作。大中九年，浙东军乱，逐李讷，越三年而岭南乱矣，湖南逐韩矣，江西逐郑宪矣，宣州逐郑薰矣，不谋而合，并起于一时。其称乱者，皆游惰之兵，非两河健战之雄；所逐者皆观察使，奉朝命以牧军民，非割据擅命之雄，倚牙兵以自立，倡偏裨以犯上，非所据而人思夺之者也。盖于是而唐之所以致此者可知矣。在昔之日，军兴旁午，供亿繁难而不叛；大中之世，四海粗安，赋役有经而速反；岂宣宗之刑民而无醉饱者使然哉？观察使慢上残下，迫民于死地，民乃视之如仇雠，不问而知李讷辈之自取之也。
虽然，又岂非宣宗之纵蟊贼以害良稼哉？观乎张潜之言曰：“藩府财赋，所出有常，苟非赋敛过差及减削衣粮，则羡余奏于代移之际者，何从而致？”盖进奉者，兵民之所繇困，而即其所繇叛也。及懿宗之初，始禁州县税外科率。而薛调上言：“所在群盗，半是逃户。”故军乱方兴，民亦相寻而为盗。裘甫之聚众，旬日而得三万，皆当年画耕夜织、供县官之箕敛者也。货积于上而怨流于下，民之瓦解，非一日矣。王仙芝、黄巢一呼，而天下鼎沸，有司之败人国家，不已酷乎！
夫宣宗之于吏治，亦勤用其心矣，徒厚疑其臣，而教贪自己。令狐父子黩货于上，省寺相师而流及郡县，涂饰耳目者愈密，破法以殃民也愈无所忌。唐之亡，宣宗亡之，岂待狡童继起，始沈溺而莫挽哉？于是藩镇之祸，且将息矣，河北诸帅皆庸竖尔，是弗难羁驭者，彼昏不知，惴惴然防之，而视东南为噬肤不知痛、沥血不知号之圈豚池鹜也。“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岂不信夫？民者，兵之命也；安者，危之府也；察者，昏之积也；弱者，疆之徒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