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外地人初来到这座大都市，冷不丁地问一句，市中心在哪里？谁也不会想起普店街。按说它位于的卫海区该是正宗的中心区，它是这座城市的发祥地。
还在大清盛世，就围着这块不大的地方筑起过城墙，它便由集镇正式成了城。八国联军打进来，四面墙轰塌了三面，它的地界由此又扩大了。现在的一百五十平方公里市区就是以它为中心，慢慢扩展、繁衍而成的。然而随着城市的扩大，它却越来越破、越来越挤。新区的居民从人数到实力都居优势。人们随着离宗忘典，不再以它为中心，甚至它的存在都似乎影响了繁华大都市的形象，羞于提及。这座都市是全国首批开放城市，从西哈努克亲王到伊丽莎白女王，无不光顾此市。
要以繁华和位置而言，中华区该称为首。西方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又靠经济侵略控制中华。八国联军的兵营一撤，八国的富家财东们便拥进来，在这里沿着月牙河修起一条长十里的月牙道，又沿着月牙道盖起一座座高高大大的一长溜儿建筑。大百货公司、大银行、大饭店……光看这些异国色彩的建筑，就知道他们进来后就不想离开。只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只用了半个世纪，就让中国人连锅端了。那些百货公司、大银行、大饭店、大公司成了中国人自由进出的商业、贸易、金融中心。可对市民来说，他们整天的生活可不是清清闲闲地逛商店，吃宴席，夹着皮包大宗地存款、取款，把这儿称为中心，好像有点儿不妥。
新市区的居民优越感最强。全市最大的图书馆、医院、剧院、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大多在这个区，这是个建国后建设起来的新区。这里的居民常常自诩这儿为市中心，因为它代表了这座城市的现貌和水平。更主要的是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地位于此区，你说它不是市中心哪儿是市中心？
可也有人说不对。真正的市中心应该在本城西南角儿。
沿着新市区那条市里最宽的上海路朝西直奔，就进了市郊的西市区。然后拐入武昌道向南走下去，便是被市民们称为“华尔街”的厦门路。
厦门路是建国后起的名，原先根本称不上路，这儿是洋鬼子在西郊盖的一片别墅，依次立着德、日、意、法、英、美、俄、奥的风格各异、参差不齐的小洋房。这么大的市郊田园，洋鬼子别的地方不选偏偏都挤到一块儿，比着劲儿地盖起这么一大片地道的漂亮住宅群。这地方原是块风水宝地，这是碧眼金发的外国佬儿请来地道的中国风水先生测定的。宝地全因那个温泉眼。据说喝这口泉水的人能避风祛邪，益寿延年。于是这片房子就围着宝泉盖了起来。1949年天安门前的建国礼炮一响，厦门路两旁的漂亮住宅便易主了。市里局以上的各级进城干部陆续搬了进去。三十几年来，这里一直是各级首脑人物的居住地。别看它临近市郊，远离市区地图的中心点，但每当市民们提起厦门路无不肃然起敬。现在当然不那么敬了，但听说谁是住在厦门路的，仍不免露出羡慕的神情，高看其一眼，厚待其一筹。从这个居住地，能测出人的身份、地位。面对这种身份的人，不少人背后骂他的祖宗也有这个胆，但当着面还少不了赔个笑脸，顺着话茬子说几句恭维中听的话。这帮人谈起来都以攀龙附凤为耻，可做起来又多少有那么点贱骨头。难怪，中国封建几千年就是个权力、人治社会。既然厦门路的住户都是些掌管着大局以上权力的人物，自然它便是一个权力中心。权力中心才是地道的中心。
如果再精确一点，找一下中心的中心点。那就还得沿着厦门路往西走，就能看见一排四米高的灰墙，顺着高墙向南拐个弯，有一扇三公分厚的大铁门。铁门白天是敞开的，两旁站着两个持枪的警卫。他们可不像是新华门站岗的警卫，笔直地挺着，一点不打弯。这儿的警卫可以蹓跶着，也可以轮流地到门内那间值班室里去喝口水，坐着歇歇。只有看到进进出出的“丰田”、“奔驰”牌轿车，才挺一下腰板，行个注目礼。望着汽车顺着松柏夹道下的平坦车道，消失在一片白杨树后，才又重新放松下来。
那片白杨树，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带，可称为全市的绿化标杆区域，就其面积而论，绿地覆盖率绝对地超标准。白杨林带岔出三条小径，分别通向三座美观、别致的两层楼房，按照五十年代一次书记处会议上做出的一条没有正式成文的规定，这三座房子的主人，是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和市长。现在它们的主人便是市委书记高伯年、市长阎鸿唤，剩下的一座楼是原市委书记、现中顾委委员徐克的。徐克在这里住了整整三十五年，调中央后，房子只住着他的儿子徐援朝。这件事引起不少人的议论和不满，特别是那几个有资格取代这房子主人的人，高书记和阎市长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不好办的是，徐克经常要回来，虽说中央有规定，完全可以收回去，但他是市里的一位元老，是市里所有干部的老上级，硬做不大合适，于是它便成了一个必须解决，又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地方是厦门路222号。过去三位意大利人盖起这花园别墅时，叫它利华别墅。
单凭住在这儿的两户人家，就不用怀疑厦门路222号的中心点的准确性。
二
清晨，整个世界都是清清亮亮的，阳光透过淡淡的清新的雾气，温柔地喷洒在尘世万物上，别有一番令人赏心悦目的感觉。
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天天享受到晨雾的清新，五点半钟，这座城市只有少数人在跑步，只有花园里才聚集着一些练功、习武、踢腿、甩胳膊的人，除此之外，就是至今不被人们所认识、看重，而又绝离不开的清洁工了。而大部分人，在这个时候，还甜甜地沉睡在温馨的梦乡之中。
高伯年照例在这个时候起了床。往日他刷完牙，就用一条干毛巾使劲擦脸，直擦到面部辣辣的，红透了才住手。又拿起那把黄杨木梳梳头，节奏均匀，悬腕有力。一会儿的工夫，头皮就和面颊一样发热了，从里到外舒服极了。然后他又轻轻梳几下，把灰白的头发向后拢顺拢齐，蛮有风度的。 人到了这把年岁，能坚持住这种养生之道，注重仪表举止也属不易。其实高伯年在四年前，对养生和仪表都是从不上心的。他不吃鱼、不吃虾、不吃海参、不吃螃蟹。甚至海带、紫菜、蛤蜊、青蛙，凡是沾水的动植物，他一概拒食。别说吃，闻一闻都会恶心。老战友说他是穷命，他的河北省老家是块旱地，只见得着井，看不到河，三十里之外有条渠一样宽的水沟子。乡亲们轻易见不到水产，更别提吃它了。他七岁那年吃到一次鱼，是在东家的猫食盘里偷出来的。他躲在没人的地方吞下去，腥腥的一股子臭味，呛得他险些晕过去，接着无数根钢针横叉竖挑，扎在嗓子眼上，大咳、呕吐、差点送了命。从此他便闻水货丧胆。直到他当了局长，副市长乃至市长，市委书记，经常参加大小宴会，多高级的宴席都未扭转他对水产品的憎恶，从不沾一筷。医生警告他，这种饮食态度，会使他缺乏碘、钾、钠、镁等多种元素，他深信不疑，却毫不在乎。他不怕死，人前人后他经常说。解放石家庄，他们营担任攻坚任务，冲过去，他冲在最前面，他不怕死，所以子弹也避他。“人连死都不怕，还怕缺碘吗？”他笑着对医生说。这句话被人传开了，久而久之，又被人淡忘了，谁知“文革”时，这话成为反动言论一百条中的一条，“人连死都不怕，还怕缺点吗？”———一个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他对穿戴更不讲究，进城后，始终一双布底鞋，后来买不到了，只好穿塑料底鞋，但鞋面一定要布的。他平生只有过一双皮鞋，那是去参加党的八大时特地买的，为了显得庄重些。可在小组讨论时，他发现中央的领导人也有不少穿布鞋的。第二天，他就脱下了硬邦邦的皮鞋。从此再也没有穿过，直到“文革”这双鞋才有了它的用场，成了修正主义生活方式的物证，被造反派抄走。
但是最近这四年，高伯年似乎变了，变得连女儿都取笑他赶时髦。
首先，他加强了自身保健，闲的时候翻一翻医书，他并非赶时髦，而是越来越觉得自己身体零件不大好使，毛病多起来。
他开始注意仪表。很多人说他老了，而他自己并不觉得老。有好心人告诉他，这是因为他的服装老式，人才显得老的，他觉得有道理。现在是改革时期，领导干部的形象也要改一改，要善于接受新事物。高伯年来了个飞跃，这飞跃让人感到吃惊。他一贯的发型小平头现改为小背头。一贯的中山装换成了西装，自从党的总书记、国务院总理穿西服上了天安门，他就换了，而且一穿就不再换下。惟独缺憾的是对“革履”仍不感兴趣，他的脚无论如何不能适应皮鞋，服饰是为人服务的，所以他心安理得地西服布履。
早晨庭院里很静，听不到一点点噪音。他做了一个深呼吸，一股花草清香直冲鼻腔，让人顿时觉得，纯净的氧气入腔，体内的浊气排出，神清气爽，心情舒畅。
他的楼前是一块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每天，他要在这儿练一练太极拳。他的拳很不规范，还是在“文革”后期，他由牛棚荣升为“挂”着的公民时，跟花园里的老头们学的。可惜时间太短，还未学通，“四人帮”粉碎了，他被“摘”了下来，回到了市政府。几年来，他坚持练身的，就是这么一套半生不熟的太极拳。
但今天，上面的这一套清晨的生活程序，高伯年都没有进行，他失常了；没有练拳，没有用黄杨木梳梳头，没有用干毛巾擦脸，甚至连牙也没刷，就趿着拖鞋走出来了。清晨，万物仍是清清亮亮的，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高伯年心里那股子浊气就是排泄不出来。
最近保健医生又警告他，血压偏高，心脏音律不齐。要注意休息，注意睡眠，注意脑子不要过于劳累，注意不要激动……全是一堆符合实际又不切合实际的废话。
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他失眠了。昨夜，他怎么也睡不着，但他没有服用安眠药，他需要想问题，不需要麻痹自己。
昨天上午，大儿子高原从老山前线寄来一封信，信中以一个誓为国捐躯的战士的名义向父亲要一张生母的照片。信是寄到机关的，秘书拿来就放到家中的办公桌上。妻子沈萍看到了，脸变得纸一样白。他躺在自己的卧室里，她在旁边的书房里哭，他没有起床去劝她，他知道，儿子写信时也会哭的，起码哭过。他无法劝说妻子。无论高原能不能从战场上生还，沈萍已经失去了这个儿子。
他也无法满足儿子的要求，他没有那张照片，也没有办法搞到这张照片。
下午，女儿高婕突然早早地下班回家，和任何人都没有说话就悄悄地躲到自己房间里去。保姆到她的房间里去，她要鸡蛋、要排骨、要牛奶。一一送去，她又什么都不吃。保姆告诉沈萍，高婕一个人闷头躺在床上，像是在哭。沈萍揩干自己的泪水，奔上楼去，看到的是一张流产证明书。
“是张义民？”沈萍又惊又气。
高婕摇摇头，但又不肯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流氓！”高伯年也到了女儿的房间，他觉得自己的嘴唇在抖。他不是骂女儿，而是骂那个未知数，“一定要严加惩处，我找公安局。”
“爸爸，”高婕拉住把手伸向电话机的父亲，“是我主动的。”
“你？……”高伯年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不相信女儿会堕落，可对女儿所处的文艺圈子又早有所闻，沈萍原来就反对女儿去当演员，是他说服了妻子。应尊重女儿的志愿和选择，可现在，女儿的行为打了他一个耳光。
“你和张义民的关系断了？”父亲吼道。
“没有。”
“你准备和那个混蛋结婚？”他此刻恨透了那个肇事者。
“不。”
“你，你这算是什么？”“张义民可以和我散，我本来就不爱他。”高婕淡淡地回答。
高伯年被激怒了。市委书记的女儿和一个不是丈夫也不是未婚夫的男人怀上了孩子，这种丑事传出去，在老百姓嘴里不知会怎么张扬。他扬起手想打女儿，又放下了，怒冲冲地离开女儿的房间。
女儿门边站着一个人，这是张义民。他早来了，刚才的一切他都看见，听见了。
高伯年觉得无法跟这个年轻人交代，甩手走下楼去。张义民留下了。
房间里只剩下了高婕和张义民。这一夜，女儿向张义民都“交代”了些什么，高伯年无从知道，但他以为，不会有好的结果，一个男人对背叛了自己的女人，不会原谅的，即使这女人是市委书记的女儿。
高伯年脑子里已经没有地方去想女儿的事了，他的大脑细胞正为临睡前的一个电话所消耗、困扰。
电话是市长阎鸿唤打来的，告诉他，总理从北京打来电话，要阎鸿唤明天赶到北京汇报工作。
“只通知你一个人？”
“对，只让我一个人去。”
“市长会议？”
“不是，好像是单独汇报。”
“汇报哪方面的工作？”
“没有讲，我正想问问你知不知道什么情况？”
高伯年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一块石头堵到嗓子眼。
他从没有被放在这样一种位置上过。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他是这座城市的一把手。
高伯年从解放这座城市就在这里了。三十五年的历史，他的名字已经和这座城市紧紧联系在一起。全市四百万人口，可能有人不知道现任国家主席是谁，但绝不会有人不知道高伯年的名字。而现在，他在市民心目中的位置已经动摇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已逐渐在取代他。上届调整市委班子，曾有人动议调他到另外一个省去当人大主任。中央领导说：“还是不要动了，他熟悉这个城市。”这才不过两年，向总理汇报这样大的事情，都可以不由他去，甚至不通知他，不经过他，一个电话打给了阎鸿唤。这座城市现在可以没有他了。这是一个信号，他心里清楚自己，尽管他在会议上多次表示过，到时痛痛快快交班，要培养年轻人，让年轻的同志早日担起重担。可现在，不用说退下来，就是这样冷落一下，他的神经都感到疼痛。他害怕这一天的到来，他受不了寂寞。多少年来，他习惯了“交伯年同志批阅”，“请示一下伯年同志”，“按伯年同志的指示办”。指挥、拍板、行使决策权，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习惯和必需，而且慢慢地占据了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不能想象，有朝一日离休之后这些变为一片空白，对于他这样一个事业心、责任感极强的人来说，将是一种什么日子？
当然，现在他并没有更多的这种恐惧！他认为这座城市目前仍离不开他，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接替他。市长阎鸿唤的威望不过是个假象。
他对阎鸿唤的感情是复杂的。三年前，是他首先提名让阎鸿唤当市长的。“阎鸿唤是个实干家。”在中组部和市委常委会上，他这样评价他的接班人。他没有看错，阎鸿唤上任三年，市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实在在干了几件漂亮事。但他也逐渐发现了阎鸿唤的许多毛病，他骄傲，对老同志、老领导的意见不那么尊重。常常自以为是，过多地抛头露面，这些事常惹得高伯年心里十分不愉快。
思绪万千，高伯年在床上辗转反侧，好不容易到下半夜才迷迷糊糊睡着，但五点半又准时醒了。算了算只睡了两个多小时。
他沿着鹅卵石小路走去，这条小路的尽头是阎鸿唤的房子。阎鸿唤是第一次单独向总理直接汇报工作，要提醒他，在中央领导同志面前不要把弓拉得太满，要谦虚、多听指示，少表现自己，尤其要强调市委整体的作用。关于市政的全面规划方案，不要先讲出去，等过些日子，高伯年自己去北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再讲。
他走着走着，突然又停住了。昨天阎鸿唤电话里并没有请教他，或是跟他研究的意思，丝毫没有。只是问他知不知道，阎鸿唤未免太狂妄、太自信了，难道他不懂这么大的事，应主动找市委书记研究研究？阎鸿唤的眼里还有没有他这个书记？甚至这个电话，都很难说没有别的用意，比如暗示他阎鸿唤俨然已经是这座城市的决策人；暗示总理对他的赏识和信任。……高伯年越想越不对劲儿，他不主动找我，我又何必主动上门找他，助长他的得意情绪，表明我对这件事的重视？不，高伯年绝不能在他的心目中落得这么个感觉。他应表现得很轻松，把这件事看得很淡，看成一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小事情，高伯年背起手，转过身，踱着方步往回走。
还没走回自己房前，他又站住了。他必须把注意事项告诉阎鸿唤，否则，他放心不下。他转过身朝大门口走去，他估计阎鸿唤六点半钟将出发，他就在那儿装作无意蹓跶与阎鸿唤开出的汽车偶然相遇，然后就可以非常自然、非常正常地给阎下达“指示”。
他故意走得很慢，随时想听到身后传来汽车开动的声音。但他一直走到大门口，也没有听见盼望的声音。守卫的警卫战士向他敬礼。
“换岗了？”高伯年亲切地问一个战士。
“没有，七点钟换岗。”战士回答。
“这么早就把大门打开了？”高伯年随便地问，他有意消磨时间。
“阎市长五点半钟坐车出去了，我们就没再关门。”
什么，走了？高伯年心中一凉。五点半钟，就在他每天准时睁开眼的那个时间，阎鸿唤已经出发了。
“今天首长都起得这么早。”战士说。
高伯年无心再答话，只是咧着嘴对战士笑笑，转身走回去。
刚走上台阶，沈萍迎出来：“你去哪儿了？到处找不到你。”她的眼眶发青。
“你找我干什么？睡你的觉去呗。”高伯年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又不敢向沈萍撒。
沈萍叹口气：“张义民昨天晚上十二点才走，也不知道和小婕谈得怎么样，早起我叫小婕，小婕不理我。这事，你得问问义民。”
“我不管！”烦事加烦事，高伯年忍不住咆哮起来，径自走进那扇玻璃门。
沈萍跟进去，她当然不知道电话的事，只知道自己一夜没合眼。
“你发什么火？不管小婕的事！哼，我知道你为什么，还不是为高原的信，为信里提到的那个人，那张相片。”沈萍大声喊起来，她了解高伯年的秉性。你越让他，他越来劲，你蜇他一下，他知道痛了反而乖了。
“你胡说些什么，没轻没重的，让人家听见。”高伯年果然把自己的音调降了下来。
“小婕的事交给你办，你找张义民谈，他要不通，你负责。”沈萍又开始给高伯年下指示了。
在外面，沈萍比任何人都注意维护高伯年的尊严与威信。恨不得把丈夫塑造成“神”，尤其在自己单位里总是装作对市委内部和领导之间的事一无所知。她这样做赢得不少群众的尊重，觉得她这个人不爱炫耀自己，谦虚，反倒对她增添了几分神秘的感觉。人们想象不出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也跟市民们一样有个户口本、粮食本、副食本、煤本吗？他们买衣服买鞋也到商店自个儿去买吗？……利华别墅的生活对市民们是一个谜。
高伯年是不是个凡人，只有沈萍最清楚。
在婚前，高伯年在沈萍的心中也有一圈光环，但婚后，像所有的家庭一样，是女主人当家。当这个家庭的女主人，虽说不必为柴米油盐，洗刷浆补劳神费力，但男主人与女主人之间的内战却像千百万个家庭的矛盾起因一样，也因为一个“钱”字。沈萍家族的老一辈几乎一色的商人，她这一辈又几乎一色的知识分子，自然经济上不用沾她的光。但高伯年的老一辈则全是一色的庄稼汉，他这辈儿除了他，仍是一色的农民。前十几年，每个月高伯年都要给老家寄钱，少则二三十，多则四五十，老家就像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最要命的是隔三岔五，乡下就要来人。找工作的，治病的，逛城的，连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都来他们这里吃大户。开始，她还能做出一副笑脸，后来，就只好摆出一副冷脸。冷脸仍挡不住那些人来。直到有一次，她亲眼看见一个高伯年的什么侄子，把一口痰公然吐在她家客厅的地毯上，她忍无可忍了，把那侄子和侄子他爹，高伯年孩提时的朋友一齐撵了出去。高伯年回到家，知道了这件事，便大发雷霆，认为她丢了他的面子，使他“忘了本”，用他军人武夫式的巴掌一下掴在她脸上。这是他第一次打她。沈萍摸着自己被打得肿起来的面颊，眼泪流了下来。她把婚后的一切不满都化成恶毒刻薄的语言嚷了出来。嫁给他，有什么好的，她算什么？充其量不过是高伯年的一个附属品，一个装门面的夫人，她忍无可忍，豁出去了，便哭嚷着朝门外走去，她要去法院申请离婚。
高伯年拦住了她。
他不能让沈萍把家里的事嚷嚷出去，不然他这个领导还怎么当？他的面子朝哪儿摆？于是，他让了步。
他给老家寄的钱由每个月一次改为每年一次，他冒着得罪乡亲之大不韪，写信谢绝来人。结果，高伯年虽然没有当成孝子，乡下亲戚们也没有因此饿死的。沈萍从道理和实际上获胜了。高伯年也只好彻底服输。这几年农村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老家渐渐地不再要钱了，这个问题也就早已不存在了。但家里仍有矛盾，矛盾的焦点，是这老头子太迂、太古板，死心眼儿。
他出了一次国，别人至少都给家里带回些家用电器，即使没带回彩电也能带台收录机，可高伯年却只带回一条英国烟。气得沈萍直骂他“假马列”。
堂堂市委第一书记，家里电气化程度还赶不上一个普通老百姓，直到去年，家里还只有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和一台单缸洗衣机。轻工业局给市委送来一批本市引进日本生产线生产的二十英寸彩色电视机，全声道立体音响，按内部“试销价”卖给市里部长以上的干部，只收个成本费。高伯年不仅自己不买，而且一个批示，将东西全部退回，在整党时还抓了那个局长一个不正之风的典型。这件事登在《支部生活》上，群众为高伯年竖大拇指，觉得党风好转有了盼头。但一些干部，当然也包括沈萍，心里挺别扭，别人不敢说，沈萍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家把高伯年劈头盖脸地数落一顿，说他是个“没人情味的大傻瓜”。沈萍一个电话打给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范局长，几天之后，全套最新家用电器进了高宅，全是出厂价。谁知，高伯年第二个月的工资一分也没拿回家，秘书说，高书记指示用工资把电器的市场差价补上。沈萍气坏了，可又不能动手打。现在，老头儿的身体比不上从前，毛病越来越多，打坏了，损失无法弥补。像这一类的事多的是。二儿子高地想办法出国留学，他不管；沈萍不愿在医院里当书记，想调到卫生局坐机关，他不管；女儿高婕出了这么个事儿，他还是不管；沈萍怎不恼火。
沈萍降服高伯年有绝招儿。吵吵不过是常规武器，绝非高伯年打不过她，他在战场上一刀能把敌人砍成两段，晚上，在床上他能弄得她喘不过气来。凭着这股子力气，别说她只小他八岁，就是再年轻十八岁也敌不过他。也不全是他顾面子。其实他败给沈萍，是有意让她，因为她掌握高伯年那次“过失”的秘密，同时也掌握高伯年处处要维护自己正人君子形象的心理。
其实，沈萍是不会把秘密公开的，损害了丈夫的形象也就等于损害了她自己的形象。她不过是拿这个秘密武器作为要挟。高伯年竟不掌握妻子的这种心理，连反击一次的勇气都没有。
高伯年的退让也是有限度的，他从不放弃原则。他可以忍气吞声，不争不辩，心里却总有个定盘星。沈萍深知他这一点，所以凡事也从不硬逼他；一旦她的“秘密武器”失了灵，她也就黔驴技穷，一点威力都没有了。
“你到底听见没有？”沈萍见他不说话，又动了气。
“这孩子太气人。”高伯年憋出一句话。
“你不气人？孩子随你，子不教，父之过，谁让她有你这么个爸爸。”
高伯年瘪了壳：“好了，好了，回头我找义民谈谈。”
沈萍这才松了口气，一点支撑力没有地倒在长沙发上：“这个家呀，真让我操心透了，整整的一夜没合眼。”
“你呀，满脑子都是家里的私事，一点党的事业心都没有，心胸狭窄，你睡不着觉，别说一夜，就是一个月，也毫无价值。”
“那么你呢？孩子出了事，不是你的事？”沈萍不服气地嘟囔着。
高伯年这才感到自己昏头涨脑，嘴唇和手指也有些发麻，肯定是失眠引起了血压高，他得赶快去补一觉。
他缓步走出客厅。
三
一辆“皇冠”牌豪华轿车，在公路上急驰。早晨五点半发车，只用了十分钟，汽车就开出市区，驶上通往北京的公路。按正常时速计算，阎鸿唤可以六点半出发，但问题在于市里交通拥挤，晚出发一小时，赶上“高峰”，也许会耽搁一个半小时。现在看来，中午前可以赶到北京，先去看看老首长徐克，三点半到中南海见总理，时间安排得很从容。
“十一点钟能进北京市里吧？”阎鸿唤问司机。
“没问题。”司机瞄了一下车上的表，知道市长又有意要他提前一点，他把油门踩到底，汽车飞一样地驰去。 阎鸿唤放松一下，头靠在座背上。他们都互相摸透了脾气，司机知道市长一坐上车，就恨不得车飞起来，他问十一点能进北京吗，就是告诉他，十一点前必须到北京。
没有人会想到，这次总理接见，是阎鸿唤自己写信要求的，他也没有想到，总理这么快就和他约定了汇报时间。中国老百姓现在仍普遍认为当今政治、实权还要靠“根子”。即使在市领导层中间，“背景”的能量也是相当大的。他没有根子。要说有，那就算是徐克和高伯年，他是六十年代初市里树起的劳动模范，当时，徐克和高伯年接见了他。现在徐克退居二线到了中顾委，但和他这个市长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高伯年是现任市委书记，从职务上，党政两巨头属平级，但高伯年自恃是阎鸿唤的老领导，是他一手提拔的，所以常常不自觉地包办市政府的工作。阎鸿唤越来越感到这个“根子”对他简直就是一根“绳子”，束手束脚，捆得你挥不出拳头，迈不开腿。他建电厂工程中就被高伯年无休止的干预弄得哭笑不得。其实按阎鸿唤的计划办，电厂一年就能完工。现在花了两年的时间，高伯年还认为既快又省。理没法再说清了，真理失去了检验的机会，谁会承认这个真理存在过呢？现在，一个宏大的市政整体规划出台了。第一步改造工程就要上马，他不能再像电厂工程那样窝窝囊囊地干。他这个人不习惯按常规惯例去思维，他习惯创造奇迹，习惯干别人办不到的事情，这或许是他天生的性格。他当过工人、车间主任，当过公司经理，当过工业局的局长；在每一个台阶上，他都创造过奇迹。如今，他要让他的城市以最快的速度，变成最现代化的大城市，在世界建设史册上留下这座城市的名字。这种在别人看来近乎狂妄的设想，在他到任的第一天起就萌发了。
三年前，他刚刚当了一个星期的市长。
摆在他面前，有三份材料。
一份国务院文件，对外开放的城市名单中，没有他们城市，理由很简单：城市环境脏、乱、差。
市经贸委的一份报告，仅有的两项议项合资项目，经外商来市实地考察后，均因环境问题，解除先约，拒绝投资。
“大参考”转登一条消息，某国际卫生组织来华考察，认为这座城市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一块地方”。
这一切都是地震造成的。
唐山大地震的余波，波及了半个华北，震毁了这座城市二十万平方米的房屋。大地震使简陋的防震棚，简易的临建房，星罗棋布于全市各个角落。市政规划部门控制失灵，房管部门无能为力，一切任其发展，听其自然。
马寅初先生预言和企图节制的“过剩人口”、“危机”性生命成熟了，到了结婚，继续繁殖新的“过剩”和下一代“危机”的时候。结婚和养育需要房子，可房子并不过剩，只有危机，人口急骤增长的速度与住宅建设速度在比例上大大失调。一男一女合在一起能生出一个孩子，但绝生不出一间房子。儿媳妇不愿与公公睡在只隔道布帘的屋子里，怎么办？于是乘乱，以盖防震棚的名义在马路边盖间房。地震是不是一两年就消失，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这房子兴许就一年一年住下去了。盖起来，结了婚，以后怎么办？人们想也不想，眼下有地方住就行。于是，本来就拥挤的城市，窄小的街道，就变得更加拥挤、窄小，越发脏和乱。
一位副总理来视察，拨了一个亿，钱花了一半儿，临建棚却只增不减。
阎鸿唤一上任，那位副总理就批回市里一份报告。批示上明令要求，一年内彻底清除市内临建房屋！不然将改组市领导班子。这份带着批示的报告，高伯年转批给了阎鸿唤。新上任的市长一手拿着“通牒”，一手拿着那一个亿的另一半儿。
也许还嫌给新市长的压力不足，一场无房者联合静坐示威爆发了，真是天上地下一起加压。
三百多名无房者包围了市政府大楼。
他们之中，有年逾七旬的老人，有怀抱婴儿的青年男女，有从老山前线回来的、被炸断了双腿的残废军人……他们坐在楼前的台阶上，密密麻麻，堵塞了出入的汽车道，示威者没有呼口号，只是沉默地坐着，胸前或手上挂着或举着牌子，记述着无房者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的悲哀。
阎鸿唤并没在市政府大楼，他正在财政局听汇报，接到电话，他立即赶回市政府。
盛夏，三十八度的北方夏季高温，人们坐在滚烫的地面上，静坐示威，有人晕倒了，一个，两个，三个……
秘书长建议，通知公安局和武警部队协助劝解，必要时强制架走。
新任市长摆摆手，登上市政府的高台阶，站在门前那只雄狮的头上，望着人们。
他觉得，黎民百姓是冲着他阎鸿唤来的。人们忍受不住了。老少三代，七八口人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十多万人就住在马路两旁用苇席和薄泥盖成的临建棚里。这些闹事者，并非无法无天，大多数恰恰是胆小怕事的规矩人。他们没有房住，新近各区、局用抗震救灾款盖起的一幢幢新楼，但多数用作某些人的“锦上添花”，有的人甚至为四岁的孙子留了一套将来结婚的住房。而他们却仍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自己的小闷罐中。
一年、两年、三年……也有的人等了十年、二十年。
数字最能说明一切，使任何能言善辩的诡辩家在它的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三十五年，全市大中小型企业由一百多个，发展为一千五百多个，增加了七倍。
三十五年，全市人口由七十万增至五百万，增加七倍。三十五年，住宅建筑面积只增加了原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均住房面积仅二点三平方米。
还说什么？！
新市长上任了，群众自愿集合，无声请愿。
阎鸿唤十分激动，群众无声的抗议在他眼中比巨大的声浪更让他难忍。这些人的脸虽然是陌生的，但他熟悉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品格，因为他就来自他们之中。
他开口说话了。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他没用话筒但声音足以震撼所有在场的人。他喊出了四百五十万平方米。只有这个数字才能拆除这座城市的全部临建，才能基本缓解群众住房紧张的局面。时间只是一年，一年的时间盖出三十五年房屋建筑的总和。
示威者带着怀疑，抱着希望，散去了。四百五十万这个数字像电波一样散到全市四百万人的心里。群众将信将疑。
血气方刚，不知深浅的阎市长，开头就捅了这么个大娄子，在他第一次有资格参加的市委常委会上，他受到领导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们一顿好“撸”。
“没有经过市委研究，人大会议讨论，个人怎么就能许愿，你知道这样做，给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带来多大的被动？！”高伯年首先发难。
“四百五十万平方米意味着什么？你根本不懂得建筑，这不是搭积木，也不是种庄稼，这是盖高楼。一个亿的资金！钱呢？”
“这么大片的居民区，规划、征地、施工、配套工程……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
………
一切发言的中心论点，是阎鸿唤擅自说出了一句不负责的空话，给市委的工作造成不可挽回的被动局面，而这种被动，将孕育和导致一场更大的危机。
新市长的威信，没有从零点起步上升，而是一下子跌至负数。这么好激动的人能不能当好市长，领导这么一座大城市，可靠系数有多少？在市领导决策层里，阎鸿唤被不满的舆论和怀疑的情绪淹没了。
阎鸿唤要的似乎就是这个效果。否则这些人就不能从反证中懂得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潜力，就不会留心领教现代管理的手段和领导艺术，就不知道时间的价值和含义，也就无心去创造奇迹。
“既然不可挽回，就只好背水一战。因为已经形成被动，只好被逼着动，为了避免导致危机，我们只有抓住战机。这句话是我说出来的，就由我全权负责把话落实。”
阎鸿唤待会议上劈头盖脑的大浪过去之后，把头浮出水面，轻松地回答。
这一仗，阎鸿唤胜了。
五百五十万平方米的新型居民区拔地而起，一年的时间比原以为不可能的四百五十万，整整多出一百万，全部临建棚在这座城市消失得无影无踪。更神的是，他居然有了富余房解决了近一百万户无房和低于标准的困难户的房子。
只有各区、局的区长、局长们心里明白，这五百五十万平方米的房子是怎么逼出来的。首先，阎鸿唤全部“借”走了各区、局原先盖的房子，用于安排临建户，同时附加上一道命令：九月份之前，各区、局的临建房一处也不准存在。只要发现一间临建棚，查出是哪个局、区的，就免那个区、局区长、局长的职。如自己房源不够，或无力量盖房的，议价向市里购买。自己盖楼每平方米造价三百元。向市里购买一平方米收价五百元。这样，各局、区只好把原先私分的住房先用于安排解决临建拆除所需用房。不够怎么办？疼钱的，只好自己抓紧盖，盖不能随便盖，统统规划到市里圈定的固定区域，虽说远一点，但征地费免了，市里都包了。疼力的，只好掏钱，市统建房外檐美观，内装修适用，现成省事。这么一搞，自筹建房三百九十万平方米，集资七千万元，交给阎鸿唤买房。集资各区有各区的点子，各局有各局的高招，化整为零，承包到底，阎鸿唤的手里立刻有了一亿两千万。拿出四千万盖房，三千万去征地和施工三通一平的准备工作，还剩五千万贷款，补助文教卫生事业单位，在新建居民区盖上医院、学校等配套单位。
阎鸿唤以灵活的策略，铁的手腕在市边上建起了三个大居民区。
有人说这五百五十万平方米根本不是阎鸿唤干的，但阎鸿唤的许诺成为了事实，三个新型居民区奇迹般地诞生了。
阎鸿唤之所以敢应这个数，是因为他心里有底数。这个数经过他精确地计算和筹划。
他上任的第一炮打响了，一亮相就来个满堂喝彩。大街小巷恢复了地震前的面貌。中央满意，市民满意，市人民代表大会满意，市委常委会也满意。原先，老百姓对这个相对年轻的市长并没投信任票，群众习惯了有过革命经历的功臣们当领导，打江山的人坐江山似乎是天经地义。而忽然间，普通人中间，有人当了市长，颇有微词，多有不服。
这一炮，群众对新市长刮目相看了，开始认为他有些“不凡”。
阎鸿唤不是程咬金，三斧子下去，劲儿就没了。
又一个半年，市区两条主干线道路拓宽，这个城市第一次有了两条三十米宽的道路，又一个半年，三百多个商业大小网点建立起来了，市民们买菜、买粮、买煤难的问题冰释了。再一个半年，四座大型污水处理厂、三座发电厂，又相继落成……城市建设出现了令人瞠目的大发展。 现在，阎鸿唤想对这座城市动一个大手术。这一斧子砍下去，整个城市就会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随着他政绩的积累，经验的丰富，威信的增长，他的“野心”越来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
这个“野心”是两年前他去访问西德时产生的。望着那曾是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美丽城市，他发狠，要让自己的城市超过它。
“市长，快进京了。”秘书小朱轻轻推推阎鸿唤。
阎鸿唤睁开眼，注意看看公路旁的里程碑，距离北京还有三十六公里。
小朱翻开一个文件夹：“开始吗？”
“好吧。”阎鸿唤说完又闭上眼，头仰在座背上。
秘书开始一项项地把全市生产、建设、财政各方面的数字读给他听，这些数字他要核实一下。
秘书读完，合上了夹子。市长听的时候没有打断他，这说明市长头脑中不存在记忆误差。
汽车穿过一个地道，北京市区出现在面前。
宽阔的大街，两旁是排排高耸的高层建筑，新建的立体交叉桥划出辽阔的弧线，给人一种首都现代化宏大的气势。
他的城市还没有这种气势，但他就是为了创造这种气势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