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家玉是在二月的最后一天离开的。半个多月之后，在徐景阳的提醒下，端午来到了小区的中控室，要求调看28日当天的录像资料。
监控摄像设备完整地记录下了家玉离家时的画面。大约是中午11点半，下着小雪。妻子穿着那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看上去略显臃肿，拖着一只笨重的拉杆箱，在已经变白的路面上走得很慢。快速影像使画面有些滑稽，看上去，就像是民国时代的电影资料：步调僵硬，频率夸张，动作失真。
在小区门口，一个戴耳套的摩的司机走向妻子，向她比划着什么。很快，妻子的拉杆箱，被司机塞进了用铁皮焊成的简易车厢。家玉随后也坐了进去。三轮摩托车奇怪地绕着小区门口的大花坛转了一大圈，最后向东而去，驶离了摄像头的监控范围。
这个多少有点模糊的画面，永远固定了端午对妻子的记忆。仿佛十八年来夫妻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被压缩进了这个黑白画面之中。在往后的日子里，只要一想到家玉，端午的意识总是被这个灰暗的形象所占据：寂静无声，真实而又虚幻，很符合追忆所特有的暧昧氛围。
其实，在家玉离家的前一天晚上，已经有了某些征兆。
孩子熟睡之后，他们在书房的小床上亲热——离婚之后，端午执意在书房支了一张小床，与妻子分床而眠。由于离婚这一事实所带来的心理反应，他觉得妻子的身体多少有点让他感到陌生。他开玩笑似的对家玉说，感觉总有点怪怪的，就像是在睡别人的老婆。家玉则一本正经地提醒他，事实本来就是如此。端午感慨说，自己第一次有了偷欢的感觉，有点竭泽而渔的兴奋。好像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家玉就红了脸，望着他笑。半晌，她又没来由地对端午叹了口气，道：
“你还不如说‘偷生’，更符合事实。”
听她这么说，端午的心情随之变得沉重而又茫然若失。不过，他也没怎么往心里去。
事后，家玉问他，假如她与“那个人”举行婚礼，他会不会去参加。端午认真地想了想，回答道：“不会去。我可没那么无聊。”
他说，尽管已经离了婚，可一看到妻子与陌生人出现在那样一个乌烟瘴气的场合，感觉上还是会受不了。看得出，家玉对他的这个回答很是满意。她突然紧紧地搂着他，端午觉得自己后背的汗衫很快湿了一片。端午不知道自己是真的这么想，还是故意要说出这番话来取悦“前妻”，他有点轻薄地问家玉，能不能透露一点“那个人”的情况。家玉没有答应：
“不告诉你。你就当他是上帝好了！”
拿走了你两本书。
这是妻子给他留下的唯一的一句话。它写在一张撕下的诗歌台历上。日期是2月27日。那张纸片，压在书桌的白瓷茶杯底下。这张日历上，印有波兰诗人米沃什的一首小诗，是陈敬容翻译的：
黎明时我向窗外瞭望，
见棵年轻的苹果树沐着曙光。
又一个黎明我望着窗外，
苹果树已经果实累累。
可能过去了许多岁月，
睡梦里出现过什么，我再也记不起。
这首诗虽说与妻子的离开没有任何关联，却恰如其分地传达出了浓郁的离愁别绪，让端午瞬息之间五味杂陈，颤肝怵心。端午不由得把脸转向窗户。雪还在下着。雪花在阴晦的天空中缓缓飞舞，飘飘欲坠。街面上的路灯已经亮了。
除了不知道名字的两本书之外，妻子还带走了卫生间里的洗漱用品。应该还有一些随身要穿的衣物和生活必需品。满衣柜的服装，满抽屉的口红和香水，满鞋柜的靴子和高跟鞋，几乎都原封未动。就连摆在床头柜首饰盒里琳琅满目的象牙、绿松石和各式各样的耳坠，也都完好如初。这多少给端午带来了一丝宽慰，仿佛妻子仍然会像往常那样随时回来。
当天晚上，临睡前，眼神有点异样的若若，终于向父亲提出了他的问题：
“妈妈去了哪里？”
端午早早地为这个问题准备了答案。儿子还是将信将疑。第二天，儿子的提问改变了方式：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这也在端午的预料之中。他硬着心肠，为日后对儿子的摊牌埋下伏笔：
“唔，说不好。”
第三天，若若不再为难他。而是一声不响地将自己床上的被褥和枕头与母亲做了交换。端午问他为什么这么费事。若若回答说，他想闻闻妈妈的味道。
泪水即刻涌出了他的眼眶。
父子俩很少交谈。若若成天闷闷的。与妻子一样，他一旦忧郁起来，总爱蜷缩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发呆。
家玉曾给他打来一个电话，询问他银行卡的账号。
“你在哪儿？”端午一听到她的声音，就急不可待地问道。
“还能在哪？唐宁湾呗。小东西这两天怎么样？”
“还行。”
端午将工商银行的卡号向她复述了两遍，随后，他又跟家玉提到了儿子换被褥的事。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在电话的那一头，家玉陷入了漫长的沉默，直到手机中传来嘟嘟嘟的声音。端午以为是掉了线，当他再把电话打过去，家玉已经把手机的信号转到了秘书台。在后来的日子里，端午又尝试着给她打过几通电话。
不是关机，就是“您呼叫的客户，不在服务区”。
三月中旬，在连绵的阴雨中，春天硬着头皮来了。伯先公园河沟边巨大的柳树，垂下流苏般的丝绦，在雨中由鹅黄变成了翠绿。窗外笼了一带高高低低的烟堤。临河的迎春花黄灿灿的；粉白的刺梨和早杏，以及碎碎的樱花，如胭脂般次第开放。如果忽略掉伴随着东风而来的化工厂的刺鼻的臭味，如果对天空的尘霾，满河的垃圾视而不见，如果让目光局囿在公园的这一小块绿地之中，这个春天与过去似乎也没有多少区别。
即便是在夜半时分，当端午坐在北屋书房的写字台前，为自己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煞费苦心之时，他仍能从慵懒的寂静中，嗅到春天特有的气息。他的写作没有什么进展。一连写了六个开头，都觉得不甚满意。
他暂时还没办法使自己安下心来。他低估了妻子离开后可能会有的不适感，低估了共同记忆在漫长岁月中所积累起来的召唤力量。
妻子留下半罐意大利咖啡，让他夜不成寐。
他不安地意识到，庞家玉突然提出与他离婚，或许包含着一个不为人知的重大隐秘。他开始为家玉感到担忧，无法不去猜测她此刻为雨为云的行踪。不管他是否愿意承认，毫无疑问，这正是一种刻骨的思念。
有一天，他去自动取款机上取钱。银行卡里钱的数额突然多出来的部分，把他吓了一跳。不是8千，也不是8万，而是80万。
一直盘踞在他心头的不祥的疑虑，顷刻间被迅速放大。
他决定直接去唐宁湾，打扰一下他的前妻，以及可能正与她同居一室的“那个人”。
2
唐宁湾的房子还未来得及过户到妻子的名下。出于谨慎和不必要的多虑，他在用钥匙开门之前，足足敲了两分钟之久。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洗衣粉味，它来自于换洗的沙发座套、台布和此刻拉得严严实实的窗帘。客厅墙上，那张裴勇俊的电影招贴画不见了，留下了一块镜框大小的白斑。茶几上的花瓶中，插着一大丛杂色的雏菊，只是如今已经焦枯。
家玉其实最不喜欢雏菊。可每次陪她去花店买花，挑来挑去，最后却总是抱着一大把雏菊回家。由于每次都买回这些廉价的花朵，时间一长，家玉就误以为自己是喜欢它的。从这件事中，也多少可以看到她性格中不为人知的悖谬。
有一次，端午开玩笑地问她，为什么总是竭尽全力地去做她感到厌恶的事情。家玉平静地回答道：“因为这就是我的命。”
尽管房间被收拾得异常整洁，可餐桌上已经有了一层灰白的浮尘。这至少说明，妻子已有一段时间不在这儿住了。卧室的床头柜上，有一只吃了一半的芦柑。一只方方的玻璃茶杯中，立顿茶包浮出了厚厚的霉垢，像奶昔一样。
屋外的花园，被浮薄的朝阳照亮了一角。他还记得，房屋装修时，他和家玉赶往几十公里外的苗圃，挑选蔷薇的花枝。他很少看见家玉那么高兴。如今花枝已经盛大，它们攀爬在绿色的铁栅栏上，缀满了繁密的花苞。在墙根的排水沟边上，种着一片薄荷。此刻，它正在疯长，顽强的生命力，甚至足以将地面铺设的红砖顶翻。
隔壁人家的花园里，有个老太太戴着凉帽，一边捶着腰，一边给韭菜撒草木灰。她是个“自来熟”，而且话特别多。她操着浓郁的扬州口音，骄傲地向端午说起她的儿子。他姓白，在中央电视台上班。端午不怀好意地问她，他儿子是不是叫白岩松。老太太就笑了起来。她说，儿子还没当上那么大的官。可他寄回家来的明信片上，倒是确实有白岩松的签名。他是个司机，是从部队转业过去的。
端午向她打听妻子的情况。老太太说，曾见她在这里住过几天，不过时间不长。最近一晌没怎么见过她。有一次，老太太看见她在花园里给蔷薇剪枝，就割了一把韭菜，隔着花篱，想递给她。可家玉只是鄙夷地瞪了她一眼，理也不理，“文乎、文乎”的。端午不明白老太太所谓的“文乎文乎”是什么意思，便笑着安慰她说，妻子恐怕听不懂她的江北话。他又问老太太，是不是见过别的什么人来过。老太太撩起围裙，擦了擦眼屎，朝他摇了摇头。据她说，妻子常常一个人坐在花园的金银花底下发呆。有时一坐就是半天。
从唐宁湾小区出来，端午的忧虑增加了。他没去单位上班，而是叫了一辆黑车，直接去了大西路上的律师事务所。
在六楼的走道里，他遇见了刚刚从厕所里出来的徐景阳。他是妻子的合伙人之一。本来就长得肥头大耳，去年从一次错误的癌症诊断中幸存了下来，一场虚惊过后，他变得比以前更胖了。他们见过不多的几次面，都是在饭桌上。简单的寒暄过后，徐景阳用餐巾纸仔细地擦了擦肥肥的手指，冷不防冒出一句：“家玉最近怎么样？”让端午吃了一惊。
他愣了愣神，向景阳苦笑道：“我这么心急火燎地赶过来，这句话，应该由我来问你才对呀。”
“朋友，你，什么意思？”景阳迷惑不解地望着他。硕大的脑袋里似乎飞快地在想着什么。
“家玉今天没来上班吗？”端午问他。
这回该轮到徐景阳发呆了。
不过，徐景阳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端午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道：“你跟我来。”
他们经由厕所边的楼梯，上到七楼。徐景阳将他领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把正在伏案工作的女秘书支了出去。然后，徐景阳十指相扣，端坐在办公桌前，一字一顿地说道：
“年后上班的第一天，差不多也是这个时辰吧，家玉找到了我的办公室。就坐在你现在坐着的椅子上。我以为她是来跟我商量润江区的拐卖儿童案，可她张口就说，‘不论我对你说出什么话来，第一，你不要大惊小怪；第二，你不要问为什么。’我当时也没顾上多想，就立刻点了点头。随后，她就提出了辞职，并要求结算合伙的本金和累计的分红。
“我一个人闷闷地想了半天。毕竟，这太突然了。最后只得问她，钱什么时候要。她说越快越好。随后就站起身来。我看见她的脸色，怎么说呢？有点怪怪的，像是出了什么事。就约她中午到她平常最爱去的‘棕榈岛’喝咖啡，希望能够了解她突然提出辞职的缘由。她在门口站了站，淡淡地说了句，改日吧。随后就走了。我立即把这件事通知了老隋。老隋也觉得过于突然。他说，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找家玉谈一谈。我们俩找到她办公室，可她已经离开了。办公桌里的东西都清空了。”
“她后来没来上过班吗？”
“没有。”徐景阳喝了一口茶，抿了抿嘴，将茶叶小心地吐在了手心里，“她来过一个电话，让我把钱直接打到她指定的银行账户上。财务那边的字，还是我帮她签的。”
“多少钱？”
“大约是八九十万吧。除了她应得的部分，我和老隋商量后，又额外多付了她六个月的工资。毕竟在一起合作了这么久，好聚好散嘛。”
“我能不能抽支烟？”端午问他。
“抽吧。你给我也来一根！”景阳拿过烟去，并不抽，只是让它在鼻孔底下，轻轻地转着。
端午猛吸了两口烟，这才不安地向他提到，家玉自从2月28日离家至今，已经失踪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了。暂时不知道她去了哪里。端午向他隐瞒了他们已经离婚这样一个事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景阳的判断。
“从法律的意义上说，这还不能称之为失踪。”景阳安慰他说。
“你觉得要不要报警？”
景阳想了想，说：“先不忙报警。就算你报了警，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现在最要紧的，是弄清楚她为什么会突然离家。她出走前，你们有没有拌过嘴？吵过架？或者发生过别的什么事？老实说，她突然提出辞职，让我十分意外，我想了好几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虽然知道她不愿意接我的电话，可这两天我还是一直不停地给她打。”
端午微微地红了脸。他犹豫了半天，正打算硬着头皮将妻子失踪前后的事向他和盘托出，忽听见景阳道：
“这样，你回去以后，先把小区的监控录像调出来看一下。如果她是带着旅行包出门的，也许问题不大。没准儿在外面呆个几天，散散心，自己就会回来。”
办公桌上奶白色的电话机响了起来。
景阳抓起电话，慢条斯理地“嗯、嗯”了几句，忽然就暴跳起来，对着话筒大声训斥道：“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所有有关拆迁的案子，一概不接！”随后，“啪”的一声，就撂下了电话。
“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景阳略微调整了一下情绪，接着道，“等家玉回来之后，你真该带她去做心理咨询。”
“你是感觉到，她精神上有什么问题吗？”
“也不一定是精神上。”景阳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问题出在这儿。她当初实在是不该入这个行。干我们这一行的，最重要的是预先就得培养某种超越的心态，不能让自己的感情陷入到具体的事件之中。这玩意儿，你懂的！说到底，就是一个game而已。”
“你指的是法律吗？”
“当然。”徐景阳点了点头。
他看见端午吃惊地瞪着自己，又补充道：“同样是醉酒撞死人，你可援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他死刑，也可以按一般的交通肇事来个判一缓二。从法律的意义上说，有经有权，有常有变。灵活性本来就是法律的根本特征之一。我们先撇开司法腐败不谈，法律当中的名堂经很多。一般人完全搞不懂。最简单的例子，你想想，为什么会有坦白从宽这一说？为什么投案自首或高额赔偿能极大地降低罪责？假如我想除掉你，杀人之后在第一时间投案自首，真心或假意的悔罪，加上高额赔偿，基本上就可以免死。而你如果预先掌握了重大的案底，投案后，因揭发而立功，甚至还可以得到一个更短的刑期。从死者的角度看，这当然不公平。可法律并不真正关心公平。
“我们很可能会误解，认为法律的设定，是以公平和正义为出发点的。家玉不是正规的法律系毕业的，这个弯子，她一直到现在绕不过来。法律的着眼点，其实是社会管理的效果和相应的成本。自从现代法律诞生以来，它就从来没有带来过真正的公平。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完全一样。因此，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法律的条文本身，而是对它的解释和灵活运用。也可以说，没有这种灵活性，就没有法律。不过，话还是扯远了。我的意思是说，家玉的情感太纤细了，太脆弱了。她不适合干这一行。直到离职前，她在阅读案卷的时候，还是会流眼泪。这又何必？太多负面的东西压在她心里，像结石一样，化不掉……”
端午离开的时候，徐景阳客气地将他一直送到电梯口。他嘱咐端午，不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都可以随时给自己打电话。
一个小时之后，端午已经坐在小区的中控室了。他很快就查到了28日妻子出门的录像。
他给徐吉士一连打了两个电话，都是占线的声音。等到他终于拨通了吉士的电话，端午乘坐的出租车，已经来到了《鹤浦晚报》的办公大楼前。
徐吉士满脸怒容，正在办公室里大声地呵斥他年轻的女下属。端午与他交换了一下眼神，就坐在门边的沙发上等候。他随手从茶几上拿起一本《三联生活周刊》，翻了翻，又厌烦地扔回了原处。他看见吉士敲打着手里的一摞文件，对那个女孩骂道：
“‘我好好喜欢’是他妈的什么意思？嗯？你是从哪里学来这种不伦不类的腔调？还有这里，‘谏壁发电厂的这种做法，像极了古语所云的，怎不叫刚刚踏上社会的我们感到纠结？若不限期改正，广大干部群众情何以堪？’你这叫什么他妈的句子，谁能看得懂？你说你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谁能相信呢？嗯？你说古语所云，所云什么呀？我看你是不知所云……”
端午听他这么说，忍不住笑了起来。
吉士当上社长，还没两个月，脾气见长不说，在训人方面也很有心得。端午见他骂骂咧咧地把对方训斥了十多分钟，似乎还有点意犹未尽。那个女孩，长得眉清目秀，显得十分单薄，但她并不把领导的盛怒当回事。既不声辩，也看不出有任何紧张。她双手反剪在背后，咬着嘴唇，轻轻地摇摆着身体。为了表示自己认真在听，不时发出娇羞的感叹声：
拉得很长的“哦”；
拉得更长的“啊——”；
莺声燕语的“是这样啊”。
……
徐吉士威胁她：“如果再叫我看到这种狗屁不通的文章，你就给老子卷铺盖走人！”女孩只是夸张地吐了吐舌头，挤眉弄眼地向她的上司做着鬼脸。随后，她脚上的UGG翻毛皮靴，踩着吱吱作响的复合地板，一扭一扭地走了。
办公室里新添了一批家具。屋子里有一股难闻的漆味。吉士的办公桌上，居然也已经摆出了两面色彩鲜艳的小国旗。
即便是女孩走后，吉士的一只手仍然叉着腰。原来是昨天晚上去“醉花荫”打网球，不慎闪了腰，并非故意在下属面前摆谱。
吉士从柜子里拿了两条“黄鹤楼”给他。还有一个印着“抢新一号”字样的铁盒，不知里面装着什么东西。
“我在报社呆了七八年，你很少到我的办公室来。”吉士笑道，“可最近的一个月之内，你已经是第二次上门了。有什么事吧？”
端午向他说了家玉的事。出走。离婚。从单位突然辞职。年前的一系列异常举动。她卖掉了那辆红色的本田轿车。在小区监控录像中出现的画面。
吉士静静地听他说话，手却没闲着。等电磁炉上的矿泉水烧开，吉士开了一包“红顶山人”，熟练地用竹夹转动着青花瓷的茶杯，为他洗杯沏茶。他的脸上倒没有什么惊异的表情，半天，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小心烫。”
端午显得有些尴尬。等到他把该说的话说完，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补了一句，“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又是很长时间的沉默。
“会不会去了国外？”吉士让自己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上，在腰下塞了一块布垫，眼睛看着天花板，“比方说，她嫁给了一个老外。28号离开的那天，是不是有什么人来接她？
“没有。她是坐着一辆三轮摩的离开的。”
“这事真的有点蹊跷。”吉士道，“不过，你现在也没什么好办法。总不能登报寻人吧？既然她已经关了手机，说明她此刻不想与你有任何联络。你所担心的碰到坏人的几率，很小。我劝你把这事先放一放。反正你们不也已经离婚了吗？先不去想它，或许过些日子，答案自己就会浮出水面的。你说呢？”
吉士很快就提到了即将召开的全国性的诗歌研讨会，提到他不久前结识了一个叫张有德的人。他是花家舍商贸集团的董事长。张有德慷慨地答应提供会议的食宿、交通服务以及每个代表高达5000元的出场费。作为交换，徐吉士在报社提供了一个职位，给张有德从民办大学毕业的外甥女，而且保证不让她上夜班。同时，吉士还许诺不定期提供一定的版面，报道集团事务。当然，这些都不过是饭桌上的口头协议。吉士笑道：
“会议一结束，老子拍拍屁股就走人。其又能奈我何？”
会议就定在4月1号到4号。地点就在花家舍。上午开会，下午游玩。吉士已经派人去那里看过了。宾馆就在湖心的一个小岛上。据说环境相当不错。
“会议通知呢？”
“早发了。”吉士掸了掸身上的烟灰，将烟头掐灭，“与会者名单，是我和晓渡商定的。第一天上午是开幕式，沈副市长答应出席。鹤浦的大小媒体全体出动。开幕式之后，紧接着就是第一场研讨会，我看就你来主持，怎么样？”
端午竭力推脱。最后，在吉士的胡搅蛮缠之下，他只答应在第二天上午的会议中，担任讲评人。随后，两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会议的其他细节。聊着聊着，吉士又把话题绕回到家玉出走这件事情上来了。
看得出，即便是在商讨会议的细枝末节，吉士的心里一直在想着这件事。
“你刚才说，家玉还往你的银行卡上打了一笔钱，有多少？”
“大概有80多万。”
“这他妈的太奇怪了！这哪里是离婚啊？倒有点像是……”
端午大致能猜出他想说而又没说出来的话。他的脊背一阵发凉。
端午回到自己居住的小区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半了。儿子若若早已放学。像往常一样，他进不了家门，就坐在门口的一张石桌上，写家庭作业。天已经快要黑了。他的小手和脸颊冻得冰凉。端午一边替他收拾石桌上散乱的书本，一边在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万一儿子问起母亲，他应该如何搪塞。没想到，儿子猛吸了一阵鼻涕之后，忽然仰起脸来，对他说：“妈妈今天给我打电话了。”
“真的吗？她在哪儿？”端午脱口道。
儿子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反问道：“你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吗？”
“你怎么会接到妈妈的电话？”
“她把电话打到了老师的办公室。当时我正在操场上上体育课。”
尽管端午盘问再三，还是没能从儿子的口中获悉更多的信息。不过，既然家玉给儿子打了电话，至少说明，她现在的状况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糟糕。端午总算略微放了心。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家里一直电话不断。先是小顾，然后是小秋，文联的老田、小史，甚至就连家玉的前男友唐燕升也来凑热闹。
还有许多陌生人。其中有一个人，自称是去年妻子在北京怀柔讲习班的同学，姓陶。这给端午带来了一个错觉，仿佛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发生在他们家庭的小小变故。或真或假的问候与关切，都一律空洞而程式化，不得要领，一律向他索要令他难以启齿的种种枝节。
端午不免在心里暗暗责怪吉士多事。
唯有小史来电中那句无厘头的“恨不相逢离婚时”，让端午开怀大笑。她还像以前一样傻呵呵的。没心没肺，信口开河。她已经怀了孕，正在学开车。看来心情挺好。她说：“早知道你这样的人还会离婚，我就没必要那么急着离开方志办了。”
端午表示听不懂她的话。
小史笑着解释道：“我是你故意丢失的小女孩呀。”
虽说话有点暧昧，可端午听了，心里倒是抖了两抖。放下电话，端午想着她那高大颀长的身体，还是在书桌前发了好一会儿呆。
“戴思齐的老娘”，与他们同住在一个小区的胡依薇，也给他打来了电话。她在电话中絮絮叨叨，反复嘱咐端午“要挺住”，“无论如何都要挺住”。没想到，说到后来，她自己忽然哭了起来，让端午颇感意外。只得反过来胡乱劝慰她。可到最后也没弄清楚，她那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等到儿子放学回来，一打听，才知道，戴思齐自从开学后，竟然一直没去上过学。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也没顾上问。
绿珠给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已经是三月底了。当时，端午正在前往梅城的途中。因为第二天要去花家舍开会，他打算将母亲和小魏接过来住几天，顺便帮着照看一下孩子。他以为绿珠还在云南的龙孜，其实，她是在上海的松江。她在华东第九设计院所属的一个名叫speed-cape的工作室里挑灯夜战，为他们在大山中的“后现代建筑群”进行最后论证。
绿珠的声音中有一种疲惫的兴奋。她说，她每天都与姨妈联络，对端午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如果像她说的那样，她对家玉的出走不可能不知道，但却奇怪地一字未提。她鄙夷张爱玲，却信奉她的一句名言：不要随便介入别人的命运。
她说，她已经连续一个月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在返回龙孜之前，她打算回鹤浦来休息几天。
“你哪都不许去！等着我！呆在家里，老老实实地，乖乖地等着我！”
他很喜欢绿珠撒娇似的命令口吻。
端午“嘿嘿”地笑了两声，还想跟她臭贫几句，可绿珠很不得体地说了句“我现在忙得连撒尿的工夫都没有”，就把电话挂断了。
3
出发的时候，天还下着小雨。徐吉士开着一辆丰田越野，据说这是他们报社最好的车。由于中午喝了太多的酒，一路上端午都在沉睡。他的头痛得像要裂开似的，偶尔睁开朦胧的醉眼，张望一下车窗外的山野风光，也无非是灰蒙蒙的天空、空旷的田地、浮满绿藻的池塘和一段段红色的围墙。围墙上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标语随时可见。红色砖墙的墙根下，偶尔可以见到一堆一堆的垃圾。
奇怪的是，他几乎看不到一个村庄。
在春天的田野中，一闪而过的，是一两幢孤零零的房屋。如果不是路边肮脏的店铺，就是正待拆除的村庄的残余——屋顶塌陷，山墙尖耸，椽子外露，默默地在雨中静伏着。他知道，乡村正在消失。据说，农民们不仅不反对拆迁，反而急不可待，翘首以盼。但不管怎么说，乡村正在大规模地消失。
然而，春天的田畴总归不会真正荒芜。资本像飓风一样，刮遍了仲春的江南，给颓败穿上了繁华或时尚的外衣，尽管总是有点不太合身，有点虚张声势。你终归可以看到高等级的六车道马路、奢侈而夸张的绿化带；终归可以看到一辆接着一辆开过的豪华婚车——反光镜上绑着红气球，闪着双灯，奔向想象中的幸福；终归能看到沿途巨大的房地产广告牌，以及它所担保的“梦幻人生。”
吉士一路上都在听Beatles。
端午又试着给家玉打了个电话。
当然，还是关机。
当我发现自己处于烦恼之中
玛丽妈妈来到我身边，为我指引方向
让它去
当我身处黑暗的时间
她站在我面前
为我指引方向
让它去
这个世界上所有心灵破碎的人
都会看到她充满智慧的答案
让它去
即使他们将要分离，仍然有机会看到一个答案
让它去
阴云密布的夜空，依旧有光明
它照耀我抵达明天
让它去
歌词和节奏都适合他的心境。他觉得列侬的这首歌，就是为自己写的。为自己，为此刻。有人将约翰·列侬与马克思和孔子相提并论，他觉得还是有点道理的。他的心里涌现出一股久倦人世的哀伤或喜悦，既陈旧，又新鲜。
越野车在窦庄附近，驰下一条狭窄的田间公路。两边都是大片大片的麦地。远处是正在盛开的油菜花地。它们像补丁一样，一小块一小块地晾在翠绿的坡地上，黄澄澄的，水烟迷茫。
雨下大了。前挡风玻璃的雨刷“嘎嘎”地刮动，剪开一片烟波浩面的湖面。其实，端午很早就已经看到了那片茫苍苍的湖面了，但足足过了半个多小时之后，越野车才抵达湖上的那条长堤。
吉士说，过去要从窦庄去花家舍，只有坐船。这条长堤，是模仿杭州西湖的苏堤修建的。虽说也弄出了一些诸如“柳浪闻莺”、“断桥残雪”一类的人工汀洲，但长堤两边的柳、桃相间的景观格局，却是颐和园湖心大堤的翻版。桃花在雨中褪色。水边种着密密的菖蒲。树下是荫绿的青草。飘浮的柳丝中，隐隐约约地现出一带远山，以及山顶最高处的佛塔。不时可以看见几条渔船在风波中颠簸，偶尔也可以看见飞驰而过的拖着雪白的水线的快艇。湖水在风中涌向堤面，溅起碎碎的浪花。
大概是由于下雨的缘故，长堤上看不到什么汽车和行人。只是在一个堆放着黄色游艇的码头附近，端午看到过两个打着雨伞的僧人。越过右侧的湖面，端午可以看见一大片被高耸的网状物围起的高地，好像有人在一望无际的麦地中张网捕鸟。到了近处一看，原来是一家高尔夫球练习场。
“我现在知道，你老兄为什么常常要到花家舍来了。”端午对吉士道，“这个地方果然是另一番世界，果然是名下无虚。”
吉士并不答话，只是嘿嘿地干笑。过了好半天，又再度转过脸来，对端午笑道：“对我来说，花家舍的妙处本不在此，你懂的！”
汽车在一处祥云牌楼前停了下来。两个女孩，一个稍胖，一个略瘦，挤在同一把伞下，正站在牌楼前的石狮子旁，向他们挥手。
吉士摇下车窗玻璃，招呼她们上车。她们是鹤浦师范学院的研究生，被吉士临时抓来做会务。两个女孩都有点腼腆，上了车，谁都不肯说话。汽车在“咯噔咯噔”的在水泥路上往前开，一边临着深涧，一边则是爬满厚绒般苔藓的山壁。
很快，在一个空荡荡的停车场附近，越野车驰上了一座七孔石桥。端午也看见了不远处的那座小岛。尽管他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可还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稔之感。据说，这是花家舍最好的宾馆。整个建筑呈工字形，青砖墙面的三层小楼，屋顶上铺着亮蓝亮蓝的瓦。竹木掩翼，草地葱郁。照例是精致的假山。照例是鱼群攒动的喷水池。汽车经由竹林中的一条小路，拐了一个弯，到了大门的台阶下。
两个女孩抢着帮他们拿行李。
到了大堂里，她们又忙着去前台办理入住手续。端午和吉士坐在沙发上抽烟。吉士皱起了眉头。他刚刚收到一条短信，唐晓渡明天来不了了。高大的落地玻璃窗外面，有一个爬满金银花的坡地。地灯已经亮了，把坡地上的青草衬得绿莹莹的。不一会儿，长得稍胖的那个女孩，过来取他们的身份证，笑起来的时候，眼神既疑惑又矜持。
“他们都是你的粉丝。”吉士介绍道。
听他这么说，女孩的眼神有点吃惊。她不置可否地冲端午笑了笑。
女孩离开后，吉士续上一根烟，靠在圈椅上，向左右两边转了转脖子，把脸凑过来，在端午的耳边悄声地说了句什么。两个人都纵声大笑起来。
两个女孩都转过身来朝这边看。
他的房间在二楼的顶头。朝北。没有门牌号。房门上镶着一块雕着喜鹊登门图案的石雕，石雕上方是一块铜牌，上写“喜鹊营”三个字。端午看了看隔壁的房间，分别是“画眉营”和“鹭鹭营”。这里的客房，大概都是用鸟类来命名的，倒是有些别致。客房的装饰也十分考究，设施豪奢。卫生间异常宽大，光是淋浴设备，居然就有两套。美中不足的是，这个房子似乎刚刚装修过，房间里有一股刺鼻的化学油漆的味道。
最近二十多年来，无论是在鹤浦还是在别的地方，不论是酒店、茶室还是夜总会，所有的房间都有这种令人窒息的味道。久而久之，端午这个习惯于自我幽闭的人，不免产生了这样一个幻觉：鹤浦人在最近几十年的时间内，只是乐此不疲地做着同一件事：造房子，装修房子，拆房子，然后，又是造房子，装修房子……
端午痛快地洗了个澡，然后接通笔记本电脑，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收发邮件，或浏览当天的新闻。直到吉士来敲门，叫他去餐厅吃饭。
那两个女孩子仍在大堂里忙碌着。她们和几个男生一起，在布置第二天会议签到用的长桌，准备装有礼品和会议资料的文件袋，以及，打算挂宾馆门外的欢迎横幅。吉士朝她们招了招手，两个女孩赶紧放下手里的事，忙不迭地朝他跑过来。吉士详细地询问了会议室的准备情况——话筒、桌签、水果、茶歇用的咖啡和点心。最后又问，会议的日程表和代表名单有没有印出来。
“印好了，就在会务组。”其中一个女孩道，“我一会儿就给您送来，老师住哪个房间？”
“句谷营，就在会务组隔壁。”
吉士听她这么说，心里正在犯嘀咕，吉士所说的这个“句谷”，是一种什么样子的鸟，忽听得那女孩“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另一个女孩看上去稍微懂事一点，本来打算忍住笑，可到底也没忍住，笑声反而更加不可收拾。两个人都笑得转过身去，弯下了腰。
吉士和端午互相看了一眼，彼此都有些莫名其妙。
两个人来到了餐厅。吉士随便点了几个菜，对端午道：“不要一下吃得太多。呆会儿，我带你到酒吧街去转转，少不得还要喝。”
“可我不太想去。有点累。”
“累了就更要去。”吉士笑道，“你也放松一下。这一次，我说了算。反正你不是已经离婚了吗？”
服务员点完菜刚走，吉士又想起一件什么事来。
“哎，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两个小姑娘，干吗笑得那么凶？”
端午略一沉思，就对吉士道：“我也在琢磨这件事。有点怪。这样，你把房间的钥匙牌拿来我看看。”
“拿钥匙牌做什么？”
“你拿过来，我看一下。”
吉士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带感应钮的长条形有机玻璃，正反两面看了看，递给他。端午见上面赫然写着“鸲鹆”二字，就笑了起来。
“老兄，你把‘鸲鹆’两个字读错了。不读句谷。也难怪，鸲鹆这两个字，倒是不常用。不过，你没读过《聊斋志异》吗？”
“他妈的！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这个鸲鹆，到底是种什么鸟？”
“嗨！就是八哥。”
吉士也笑了起来，脸上有点不太自在。
“操，这脸可丢大了。就像被她们扒去了裤子一样。”
花家舍的灯亮了。那片明丽的灯火，飘浮在一个山坳里，带着雨后的湿气，闪烁不定。远远看过去，整个村庄宛如一个玲珑剔透的珠帘寨。灯光衬出了远处一段山峦深灰色的剪影。在毛毛细雨中，他们已经走到了七孔石桥的正中央。
风在他们眼前横着吹，驱赶着凤凰山顶大块大块的黑云。即便在雨后的暗夜中，端午仍能看见湖水摇荡，暗波涌动。清冽的空气，夹杂着山野里的松脂香。
“你从来就没去过那种场合？不会吧？”吉士低声问他。
“你指的是色情场所？”
“是啊。”
“去过。”端午老老实实地回答。
不过，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年他第一次出国，在柏林。一个侨居在慕尼黑的小说家，为他做向导，带他红灯区去长长见识。他们去得稍微早了一点。在一个阴暗的门洞前，他的那些同行——几个从国内来的诗人，蔫头巴脑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焦急地等待着妓院开门。不时有德国人从他们身边经过，不约而同地用迷惑的眼神，打量着这几个急性子的中国人。他们去得也太早了。
路人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地剜着他的心。端午和那个来自慕尼黑的朋友，装出从那儿路过的样子，做贼似的逃离了红灯区。
“这算什么！到底还是没有进去，是不是？可话说回来，我对西装鸡没什么兴趣。”吉士笑道，“正好，我带你去破了这个戒。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就当我是靡菲斯特好了。”
随后，他引用了歌德在《浮士德》中的那一名言，怂恿他“对人类社会的一切，都要细加参详”。
他们先是去酒吧街喝酒。威士忌。生啤。然后是调得像止咳糖浆一样难喝的鸡尾酒。正如吉士所预言的那样，喝着喝着，他的心也开始一点一点地融入了浮靡的夜色，同时暗暗下了一个决心：假如吉士执意要带他去“那种地方”，倒也不妨去去。
这个酒吧街，与别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更为精致、整洁一些罢了。除了小酒店和咖啡馆之外，也有出售木雕、版画、银器、挂饰的小店铺。还有几处水果摊，几家已经打烊的花店。他们一连换过三家酒吧，端午都嫌吵。
吉士就决定带他去一个安静的地方。
刚下过雨，山道上青石板的路面有点湿滑。喝了点酒，他的双脚仿佛踩在一团松软的棉花上。夜已经很深了，他能听见山谷中奔腾而下的溪水声，听到花荫间布谷鸟的鸣叫。都有点不太真切。
他们上上下下，走了无数级台阶后，拐入一条幽僻的短巷。巷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木门前，亮着浮暗的灯，照出花针般纷乱的雨丝。门里有两个身穿旗袍的女子，躬身而立，朝他们嫣然一笑。
进门后，是一个天井。矗立着一座高大的太湖石，窍透寒璧，碎影满地。石山旁有两口太平缸，一丛燕竹。天井的后面，似乎是一间宽敞的厅堂，被太湖石挡住了，黑黢黢的。这个院子一看就是新修的，可依然透出些许朴拙的古意。
穿过天井，就是一个临水而建的花厅。池塘不大，却花木扶疏，石隙生兰。围廊数折，叠石夹径，廊外梅、棠、桃、柳之属，笼着一片淡淡的雨烟。门前的一副篆书的楹联，白板黑字。
雨后兰芽犹带润
风前梅朵始敷荣
他们在花厅里坐定，吃了几片炸龙虾，就见一个手拿对讲机的女子，款款地走进门来。她的身后，跟着十几个身穿制服的女孩，在花厅前站成了一排。
端午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心脏怦怦狂跳，立刻就有点倒不上气来。这些女孩，一律绾着高高的发髻，藏蓝色的制服和裙子，黑色的丝袜，脖子上都系着一条红白相间的条纹丝巾。乍一看，有点像正在值机的空姐。大面积的美女从天而降，堆花叠锦，反而有点让人胆寒。
那个手拿对讲机的女子，来到端午的跟前，趴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端午立刻就不好意思起来。见他多少有些忸怩作态，那女孩就捂着嘴笑。
她让他从这些女孩中挑一个。
端午出乖露丑地说了一句：“这，叫我怎么好意思？”
女孩们就全笑了。
端午腻歪了半天，十分狼狈，只是一个劲儿地嘿嘿地傻笑。连他自己都觉得面目猥琐，令人生厌。最后，还得吉士出来替他解围。
吉士老练地站起身来，一声不响地走到那些女孩跟前，一个一个依次看过去，不时地吸一吸鼻子，似乎在不经意间，就从中拽出两个女孩来。
其余的，都郁郁不欢地散了。
“有点眼晕，是不是？”等到屋里只剩下他们四个人的时候，吉士对端午道。
“岂止是眼晕！”端午老老实实地承认道，“真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他们轻声地聊着什么，那两个女孩已经忙着为他们端茶倒酒了。
“你闭关修炼的时间太长了。”吉士颇有些自得，望着他笑，“冷不防睁开眼，外面的世界，早已江山易帜。”
“那倒也不是。谈不上闭关。我不过是打了个盹儿。”
“什么感觉？”
端午想了想，道：“仿佛一个晚上，就要把一生的好运气都挥霍殆尽。”
“没那么严重。”
端午见女孩给他的杯中斟满了酒，端起来就要喝，吉士赶忙拦住了他，“先别顾喝酒，事情还没算完。这两个女孩都是新来的，我以前没碰过。你从中挑一个留下。剩下的一个，我带走。”
端午飞快地朝面前的那两个女孩觑了一眼。两个女孩子都很迷人，一个稍胖，一个略瘦。一个大大方方，落拓不羁，皮肤白得发青，透出一股俊朗；另一个则面带羞涩，看上去甚至还有几分幽怨之色。尽管是偷偷的一瞥，端午还是一眼就相中了那个较胖的女孩，可嘴上又不好意思说出口，心头荡过一波一波的涟漪，出了一身热汗。
吉士有点等不及了。
他把烟蒂在香蕉皮上按灭，对端午道：“既然你这么客气，那我就先挑了？”
随后，他一把拽过那个胖女孩，揽着她的腰，去了隔壁的房间。
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中，端午都有点茫然若失。就像二十年前，招隐寺那个阳光炽烈的午后，分厘不爽地回来了。
他怎么也丢不开刚刚离去的那个女孩。她那充满暗示、富有挑逗性的眼神，她那丰满而淫荡的嘴唇，刹那之间，使得面前的这个姑娘无端地贬值。
他怎么都提不起精神来。
出于礼貌，他搂了一下那女孩的胳膊。她也显得有些局促不安，本能地夹紧了双腿，柔眉顺眼地望着他。
很快，她脱掉了腿上的网状丝袜，怯生生地提醒端午，让他去卫生间洗澡。
“傍晚的时候，我刚洗过。”端午说。
“那不一样。”女孩勉强地笑了笑，打了一个大大的呵欠：“我来帮你洗。”
端午闻到她嘴里有一股不洁的气味，有点像鸡粪。他心里藏着的那点嫌恶之感，很快就变成了庆幸。他终于有理由什么都不做。他什么都可以容忍，就是不能容忍口臭。
他皱了皱眉，兴味索然地对她说：“不用了，我们聊会儿天吧。”
尽管端午刻意与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且极力显出庄重而严肃的样子，可他们接下来的谈话，既不庄重，也一点都不严肃。
端午问她，既然长得这么漂亮，为何不去找一份正当的职业？女孩笑了笑，低声反驳说，她并不觉得自己正在从事的职业有什么不正当的。
端午接着又问她，从事这个职业，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比如养家糊口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比方说，纯粹身体方面的原因？女人是不是也会像男人那样纵情声色，喜欢不同类型的男人进入她们的身体？如果是，会不会上瘾？换言之，女人的好色，是不是出于某种他还不太了解的隐秘天性……
说到不堪的地方，女孩就装出生气的样子，骂他下流。
当然，端午也问了她一些纯属“技术性”的问题。比如——
“什么叫冰火两重天？”端午有的是好奇心。
“你是从电影里看来的吧？”女孩道，“火指的是酒精。冰呢，当然就是冰块了。都是舌头上的功夫。唉，老掉牙的玩意，现在早就不时兴了！也很少用冰块。”
“那你们现在用什么？”
“跳跳糖。”女孩道，“你吃过跳跳糖吗？”
“没有啊。”
“那我怎么跟你说，你也不会明白那种感觉的，不如我们现在就，试试？”
端午犹豫了半天，在最后一刻，还是拒绝了。
她是江西婺源人。说起第一次被人强暴的枝节，听上去更像是炫耀。她又说，其实她在花家舍，也有“正当的”职业。端午已经没有了打听的兴致。为了打发剩下的无聊时间，她教端午玩一种摇骰子的游戏。一开始，端午还装出很有兴趣的样子，可后来实在是厌烦了，再次向她重申了一遍“钱一分都不会少”，就让她自行离开了。
他蜷缩在沙发的一角，打起盹儿来。在那儿一直呆到凌晨三点。
4
第二天早晨十点左右，端午在睡梦中被手机铃声惊醒了。电话是唐晓渡打来的。此刻，晓渡正在首都机场的T3航站楼，等候过安检。他先要去意大利的威尼斯参加一个诗歌节，随后访问瑞士的巴塞尔大学，最后一站是伊斯坦布尔。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空中飞人。
“你是会议的发起人，临时溜号，有点不够意思吧？”端午笑道。他觉得手机的信号有点不太好，就拉开窗帘，打开了窗户。
“这话从何说起啊？”晓渡在电话那头道，“我出国的计划去年秋天就定下了。元旦前，吉士来北京出差，我请他在权金城吃火锅。他说他刚当了社长兼副总编，手里的钱多得花不了，就和我商量要办这么一个会。我是最怕开会了，只答应帮他请人。喂，你现在在哪里？”
“花家舍。离鹤浦不远。”
晓渡在电话中轻轻地“噢”了一声：“这个花家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说不好，我也是第一次来。”
“吉士每次给我打电话，张口闭口不离花家舍。一提到花家舍就兴奋，像打了鸡血一样。恐怕是一个温柔富贵乡吧？”
“差不多吧。”端午道。
“这正是我担心的地方。”晓渡的声音变得有些严肃起来，“花了那么多钱，好不容易张罗起一个会来，你们不妨认真地讨论一些问题。不是说不能玩，而是不要玩爆了，弄出一些事端来。你知道我说什么。现在，屁大的事到了网上，都会闹得举国沸腾。再说，吉士刚当了官。唉，现如今，当官也是一项高危的职业啊。凡事还是悠着点好。我刚才给他打过电话，这流氓，手机关机。”
作为中国诗歌界教父级的人物，唐晓渡宅心仁厚，素来以老成持重著名。最后，他再三提醒端午，参加这次会议的诗人中，有几个人的身份“有点特殊”让他一定要多留几个心眼儿。别出事。
天已经放晴了，波光粼粼的湖面上空，浮着一层厚厚的鱼鳞云。正对着七孔石桥的湖对岸，是一条年代久远的风雨长廊。它顺着山脊，蜿蜒而上，一直通到山顶的宝塔。看上去，像是一条被阳光晒得干瘪的蜈蚣。花家舍被这条长廊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左侧是鳞次栉比的茶褐色街区。黑色的碎瓦屋顶。黑色的山墙和飞檐。颓旧的院落。或长或短的巷子。亭亭如盖的槐树或樟树的树冠，给这条老街平添了些许活力。
而在长廊的右侧，则一律是新修的别墅区。白色的墙面。红色的屋顶。屋顶上架着太阳能电池板和卫星电视接收器。奇怪的是，每栋别墅的屋脊上都装有镀铜的避雷针，像一串串冰糖葫芦。别墅之间，还可以看到几块天蓝色的露天游泳池和网球场。
端午吃了一个苹果，坐在写字台前，开始阅读邮箱中的信件，浏览新浪网的新闻。很久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阳光了。窗外的柳枝在风中摆动，湖水层层叠叠地涌向岸边，溅起一堆碎浪。阒寂中，有一种春天里特有的忧郁和倦怠。
绿珠发来了她新写的一首长诗。其余的，都是垃圾邮件：妙男养生；欧洲深度游；贩售香烟；提供各类机打“发漂”。诸如此类。让端午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几乎所有向他兜售发票的人，都把“票”写成了“漂”。似乎任意加上一个偏旁部首，就可以使令人生畏的法律，变成一纸空文。
绿珠的长诗足有三百多行，题目很吓人，叫做《这是我的中国吗？》。有点刻意模仿金斯伯格的《嚎叫》。
他起身去了洗手间。刷牙的时候，他听到笔记本电脑里传来了一连串铁屑震动般悦耳的声音，有点像蟋蟀的鸣叫。它重复了三次。
端午当然知道这种声音意味着什么。
家玉在呼唤他。
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嘴里咬着牙刷，奔到客厅的电脑前，看见电脑桌面右下方的企鹅图标，正在持续地闪烁。
秀蓉：在吗？
秀蓉：你在吗？
秀蓉：在干吗呢你？
看着QQ界面上的文字，看见“秀蓉”这个名字，他的眼睛很快就湿润了。端午赶紧在键盘上手忙脚乱地敲出一串汉语拼音。在。潮水般的激流，一波一波冲击着他的胸脯，堆积在他的喉头。
端午：在。
端午：你在哪儿？
秀蓉：旅行中。
端午：是蜜月旅行吗？
秀蓉：就算是吧。
端午：还愉快吗？你怎么样？
秀蓉：活着呢。
端午：这话可有点老套。
秀蓉：活着，就是还未死去。你小说的开头想出来了吗？
端午：一连写了六个开头，都觉得不对劲。
秀蓉：你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
端午闭上眼睛，把记忆中所有重要的时间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有些迟疑地在键盘上敲出一行字来：很平常啊！
端午：4月1号，很平常啊！
秀蓉：忘了就算了吧。
端午：要不，你提醒一下？
秀蓉：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日子。我没想到还会见到你。在华联百货的二楼。
端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他的眼前，浮现出一张多少有点模糊的脸来，带着惊惧、疑惑和忧郁。那是二十岁时的家玉。在一面镜子里。
秀蓉：想起来了吗？
端午：你怎么会记得这么牢？
秀蓉：因为恰好是愚人节。
秀蓉：另外，藏历的4月1号，是萨嘎达娃节开始的第一天。
秀蓉：唉！
端午：叹什么气啊？
秀蓉：现在想想，我们的重逢，更像是一个愚人节开的玩笑！
端午：我知道你现在在哪儿了！莫非你在西藏？
秀蓉：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
端午：你真的在西藏吗？
秀蓉：就算是吧。
端午：四月初的西藏还很冷吧？
秀蓉：草原上的雪，应该已经化了。
在端午的记忆中，家玉似乎一直都在渴望着抵达西藏。他们结婚之后她就去过三次，奇怪的是每一次都功败垂成。
第一次是和她在上海政法学院教书的表姐一起，走的是青藏线。她们在格尔木耽搁了一个星期之后，好不容易搭上了一辆军车。这辆运送大米和面粉的大卡车，在八月中旬的炎炎烈日中行驶了一天一夜，最后坏在了唐古拉山的雪峰下。从理论上说，那里已经属于西藏的地界了。表姐因为高原反应而吐得面无人色，央求她原路返回。家玉匆忙中拦下一辆运马的车，心有不甘地返回西宁。
第二次去西藏，是她刚买车那会儿。她在“绿野仙踪”网站上结识了三个网友，都是男的，组成了一个自驾旅行团。这一次，他们改走川藏公路。出发后的第六天，他们在一个名叫“莲禺”的地方，遇上了大面积的塌方。他们在附近的一个喇嘛庙里住了三四天，她从一个喇嘛手里带回了那只虎皮鹦鹉。
最接近抵达拉萨的一次，是在一年前。在家玉的怂恿之下，律师事务所的同事组织了一次“纳木错”朝圣之旅。由于兴奋过度，在临出发的前一天，家玉因患急性胰腺炎而住院。只能通过徐景阳发回的照片，在网络上追踪着同事们在纳木错的行程。
端午：我有一个藏族朋友，名叫嘉仓平措，在西藏电视台工作。如有缓急，可以找他帮忙。平措的电话是1391081517。
秀蓉：我想恐怕用不着。
秀蓉：问你一个问题。你相信有“命”这回事吗？
端午：说不好。你总爱胡思乱想。
秀蓉：若若怎么样？
端午：还好。
秀蓉：还好是什么意思？
端午：没什么事，就是看上去有点忧郁。
秀蓉：现在想想，还真是有点后悔。
端午：后悔什么？
秀蓉：我们当初根本就不该要孩子。有点太奢侈了。
秀蓉：你到花家舍开会，谁来照顾若若？
端午：我把妈妈和小魏她们接来了。奇怪，你怎么知道我在花家舍？
秀蓉：鹤浦新闻网上发了消息。那个人，也在吧？
端午：谁？
秀蓉：别装糊涂！
端午：你是说绿珠吗？她在云南。
端午：你在吗？
端午：你还在吗？
端午：随时保持联络。
秀蓉：明天上午十点，如果你有空我们接着聊。
秀蓉：拜拜。
端午：拜拜。
端午泡了一杯Lipton红茶，将他和家玉的聊天记录从头至尾看了两遍。他还是无法确定她现在的状况。她的那些话，充满暗示性，却又像梦一般不可琢磨。甚至就连她现在的行踪，也还大有疑问。当端午问她是不是身处西藏时，她的回答是：“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聪明了？”揶揄的气味十分明显。
他心里忽然有了一个无法说明缘由的预感。说不定，此刻，家玉就在花家舍！很有可能和他同住在这栋灰蓝色的小楼里。当然，这不过是他的胡思乱想而已，像春天的艳阳一般诡谲多变。
阳光已经敛去了它的笑容。天空陡然变得沉黑沉黑的。湖边的柳丝被东风拉直，虬龙般的闪电跃出花家舍上空的雨云，在灰蒙蒙的湖面上亮出了它的利爪。“轰隆隆”的雷声跟着滚过来。他看见七孔石桥上有人在飞跑。下雨了。湖面上漾出了一片浮萍般的碎花。沙沙的雨声，在窗下的剑麻丛中响成了一片。
十二点半，他下楼去餐厅吃饭。
大堂里，刚刚抵达的三位诗人，浑身上下被雨水淋得透湿。他们正在柜台前办理入住手续。端午认识其中的两位。为了避免寒暄，他装出没有认出他们的样子，远远地从他们身后一走而过。
5
晚上有一个小型的宴会。三十多位诗人、编辑和记者，在二楼的大包厢里挤满了三桌。花家舍的掌门人张有德没有出席宴会。但他派来了能说会道的助手。她的美貌，由于嘴角的一颗不大不小的痦子，而打了一点折扣。代表接待方致欢迎辞的，是花家舍新区管委会的主任，也姓张。他一开始就介绍了自己的专业背景：大学学的是英文，硕士阶段读的是比较文学。因此，他在致辞中，夹杂着一些诸如actually，anyway这样的英文单词，还是说得过去的，并不让人反感。但他却刻意隐瞒了自己作为张有德堂弟的事实。他的致辞简短而得体，即便是客套和废话，也使用了考究的排比句式，仿佛大有深意存焉。
端午被吉士强拉到主桌就坐。而他本人，则谦恭地藏身于包房内的一个角落里。只有在敬酒的时候，才会在各桌之间来回穿梭。
端午的左手，坐着诗人康琳。他是端午在上海读书时的校友。因取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当年他在上海时最大的烦恼，就是很多男性崇拜者锲而不舍地给他写情书。最近十多年来，端午还是第一次跟他见面。他娶了一位法国籍的妻子，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住过一年。他告诉端午，在布市的一年中，他从未停止过向每一位阿根廷人打听博尔赫斯的故居。所有的人都语焉不详。这让他既伤感，又愤懑。可就在他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返回巴黎的途中，旅行社替他开车的司机才悲哀地告诉他，其实他所住的那家旅馆，就在“那个瞎子”的隔壁。
坐在端午右边的是诗人纪钊，也算是老朋友了。可端午一直找不到机会与他说话。此刻，他正在与邻座的一位池姓美女诗人，谈论着不久前的“阿格拉之旅”。他是如何夜宿“西克里鬼城”；从孟加拉湾长途奔袭而来的斯里兰卡虎蚊，是如何让他发起了高烧；一天夜里，一只孔雀如何通过敞开的窗户，迈着优雅的步子走到他床前，并试图与他交谈；与他同行的另一位中国诗人，又是如何被泰姬陵的美所惊得涕泪交流……
如今，诗人们在不大的地球上飞来飞去，似乎热衷于通过谈论一些犄角旮旯里的事来耸人听闻。这是一种新的时尚。也许只有人迹罕至的异域风情，才能激发他们高贵的想象力吧。那些刚刚迈出国门的人，傻乎乎地动辄谈论美国和欧洲，差不多已经成了一件丢脸的事。
徐吉士显得一脸疲惫，可还是举着酒杯，陪着痦子美女，挨个敬酒。同时，他也在物色饭后一起去酒吧聊天的人选。当他来到端午身边的时候，把嘴附在他的耳穴边，低声嘱咐了几句。人声嘈杂，端午几乎没听清楚他说什么。当然，也不需要听清楚。
饭后，他们再次前往湖对岸的酒吧街。
同行的四位端午都有些陌生。由于大堂的柜台不能提供足够的雨伞，端午只得与吉士合撑一顶。两人谈起昨晚的事，吉士仍在不停地抱怨。昨晚他带走的那个胖胖的“伪空姐”，其实也不怎么样。嘴唇上满是坚硬的暴皮，弄得他很不舒服。
湖中的长堤上亮起了灯。迷蒙的灯光在细雨中显得落寞。吉士说，他本来也叫了康琳，可他推脱说，他现在的心情已不适合任何形式的享乐。语调中颇有厌世之感。端午想起了家玉，只是不知道她所呆的地方，现在是不是也同样下着雨。
他们绕过七孔桥边空无一人的停车场，穿过几条光影浮薄的街巷，来到了一个爬满绿藤的正方形建筑门前。据吉士说，这是花家舍最有情调的酒吧。门外有一个供客人喝啤酒的钢架凉棚，因为下雨，没有一个人。白色的桌椅叠在了一起。
这是一座静吧。人不多。侍者刻意压低了嗓门与他们说话。椭圆形吧台边的高脚凳上，坐着几对喁喁私语的男女。吧台对面，是一个巨大的水车，它并不转动，可潺潺的流水依然拂动着水池里的几朵塑料睡莲。他们由一条铁架楼梯上到二楼，在被黑色的漆屏隔开的一条长桌前，落了座。
吉士给每个人都点了一盎司威士忌，算是起个兴。随后，他又向朋友们推荐了这里的比利时啤酒。端午注意到，离他们不远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坐在阴影中。她的脖子上搭着一条浅蓝色纱巾，精致的侧脸被桌上的小台灯照亮了，似乎面有愁容。笔记本电脑开着。敲击键盘的声音和屋外飒飒的雨声难以区分。
乍一看，这人还真有点像绿珠。
晚宴的时候，绿珠给他发来两条短信，他还没有顾得上回。现在，她已经从上海回到了鹤浦。端午想给她直接打个电话，可手机的荧屏闪了一下，提醒他电已耗尽。
坐在端午对面的两个人，正在小声地谈论着什么。其中的一位，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另一位是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研究员，从事诗歌评论仅仅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的年龄看上去略大一些。尽管端午暂时还不清楚他们在谈什么，可他知道两人的意见并不一致。
另外两个诗人远远地坐在长桌的另一端，虽说不是刻意的，却与另外四个人隔开了相当的距离。他们似乎正在讨论一位朋友的诗作。一个留着络腮胡子，脸显得有点脏；另一个则面庞白净，脑后梳着一个时髦的马尾辫。
“你有没有注意到墙角里的那个女孩？”吉士一动不动地盯着她，斜着眼睛对端午道。
“小声点。”端午赶紧提醒他。
“这么好看的女孩子，如今已经难得一见。”吉士道，“你难道没发现，如今的女孩，一个比一个难看了吗？”
“又是陈词滥调。坦率地说，我倒没觉得。”端午轻声道。
“这个女孩让我想起了韦庄的一句诗。”
“不会是‘绿窗人似花’吧？”端午想了想，笑道。
“此时心转迷。”
他嘿嘿地笑着，声音有点淫秽。端午正想说什么，忽见对面的那位教授，猛然激动起来，突兀地冒出了一连串极其深奥的句子：
“网球鞋的鞋带究竟是从上面系，还是从下面系，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问题。或者说，并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询问。Asking。阿尔邦奇的回答，让他的妻子陷入到了语言的泥淖之中。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个非同一般的询问，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对日常语汇的分叉或偏离。也就是说，实指功能与修辞功能是如何地不成比例。是语法的修辞化呢？还是修辞的语法化？OK？”
教授极力试图控制自己的音量，可楼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客人还是纷纷转过身来打量他。端午把教授刚才的那番话琢磨了好几遍，最终也没搞懂他在说什么。他不知道“阿尔邦奇”是谁，为什么要系网球鞋，更别提他的妻子了。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提醒他，大学里的所谓学问，已经发展到了何等精深的程度。
坐在长桌另一端的两位年轻诗人，也谈兴正浓，状态颇显亲密。教授的那番话不过使他们的交谈中断了半分钟而已。随后，两人又开始交头接耳。他们频频提到潘金莲、西门庆或武松。起先，端午还以为他们是在讨论《水浒传》。可后来，络腮胡子又两次提到了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端午又觉得，他们正在谈论的，似乎是《金瓶梅》。
其实，两者都不是。
因为，端午听见那个脑袋后面扎着马尾辫的诗人，忽然就念出下面这段诗来：
他要跑到一个小矮人那里去
带去一个消息。凡是延缓了他的脚步的人
都在他的脑海里得到了不好的下场
他跑得那么快。像一只很轻的箭杆
……
马尾辫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能够随口背诵诗人的原作，让端午颇为嫉妒。他有意加入两人的谈话，便端着啤酒杯，朝那边挪了挪，与两个人都碰了杯。两个年轻人也还友善，他们亲切地称他为“端午老师”。络腮胡子更是自谦地表示，他们都是“读着端午老师的诗长大的”。这样的恭维，虽说有点太过陈腐老旧，可端午听了，也没有理由不高兴。
端午问他们正在聊什么，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笑。马尾辫道：“嗨，瞎侃呗。”
他们之间已经热络的谈话一旦恢复，似乎也不在乎把“端午老师”抛在一边。端午坐在那里根本插不上话，立刻离开又显得很不礼貌，只得尴尬地转过身来，再次把目光投向桌子的另一端。
两位学者之间的谈话，已经从高深莫测的修辞学，转向一般社会评论。两个人都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未来感到忧心忡忡。其间，徐吉士不无谄媚地插话说：“杞忧，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最优秀的品质。”听上去，有点不知所云。
教授喜欢掉书袋。学院的严格训练，使得任何荒谬的见解都披上了合理的外衣，却没有对他言谈的逻辑性给予切实的帮助。他的话在不同的概念和事实之间跳来跳去。他刚刚提到王安石变法，却一下子就跳到了天津条约的签订。随后，由《万国公法》的翻译问题，通过“顺便说一句”这个恰当的黏合剂，自然地过渡到了对法、美于1946年签订的某个协议的阐释上。
“顺便说一句，正是这个协定的签署，导致了日后的‘新浪潮’运动的出现……”
研究员刚要反驳，教授机敏地阻止了他的蠢动：“我的话还没说完！”
随后是GITT；哥本哈根协定；阿多诺临终前的那本《残生省思》，英文是The reflections of the damaged life。接下来，是所谓的西西里化和去文化化；葛兰西；鲍德里亚和冯桂芬；AURA究竟应翻译成“氛围”还是“辉光”。教授的结论是：
中国社会未来最大的危险性恰恰来自于买办资本，以及正在悄然成型的买办阶层。他们与帝国主义主子沆瀣一气，迫使中国的腐败官员，为了一点残菜盛羹，加紧榨取国内百姓的血汗……
问题在于，端午并不知道教授是如何从前面那些繁复而杂乱的铺陈中，推导出这一结论的。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教授还引用了一句甘地的名言。可惜，他那具有浓郁河南地方特色的英文有点含混不清。
另外，端午的注意力，再次被两位年轻诗人的谈论吸引住了。
她累了，停止。
汗水流过，落了灰，而变得
粗糙的乳头，淋湿她的双腿，但甚至
连她最隐秘的开口处也因为有风在吹拂
而有难言的兴奋
……
诗中的那个“她”，指的也许就是潘金莲。端午紧张地朝那个坐在角落里的女孩看了一眼，所幸，她的耳朵里已经嵌入了白色的耳塞。白皙的手指在键盘上轻轻地敲击着，为了驱散越来越浓的烟味，她开了窗。她的头发微微翕动，因为窗口有轻风在吹拂。
吉士在烦躁地看表。他走到那个马尾辫青年的身边，手搭在他肩上，与他耳语一番。马尾辫仰起脸来，笑了笑，说：“那不着急！”
研究员显然不同意教授的观点。
“社会已经失控了。”他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从桌上的玻璃盅中抓出几粒花生米，放在手里搓了搓，吹掉了浮皮，放在嘴里咀嚼着，接着又道， “这种失控，当然不是说，权力对社会运转失去了有效的管制或约束。我的意思是，这种失控，恰恰是悄然发生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内心。他们——也许我应该说我们——我们已不再相信任何确定无疑的东西，不再认同任何价值。仿佛正在这个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与我们无关。每一个人都不能连续思考五分钟以上，都看不到五百米之外的世界。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坏死。
“左派批判资本主义，攻击美国；而自由主义者则把矛头指向体制和权力。在这样一种从未有过的两种思想的激烈交锋中，双方都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权力，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不论是中石油，还是世界银行，生来就彼此抱有好感。它们之间有一种，怎么说呢？天然的亲和力。甚至都用不着互相试探，一来二去，早就如胶似漆了。在国内，你如果在48元的价位上购买了中石油的股票，只能怪自己的祖宗没有积德。几年下来，股价已经跌到了可怜的12块钱。可中石油在美国仅仅融资29亿美元，给予境外投资者四年的分红累计，竟然超过了119亿美元。很多人还抱有天真地询问，中国什么时候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要说的是，这种改革，并非没有开始。依照我的观察，它已经在内部悄悄地完成了。它已经是铜墙铁壁。事实上，任何人都已经奈何它不得。
“而保护这一壁垒的，不是防弹钢板，甚至也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合谋和沆瀣一气，而是让人心惊胆战的风险成本。为了避免难以承受的风险，维持现状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维持现状。而维持现状的后果，同时又在堆积和酝酿更高层级的风险，如此循环下去而已。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吗？只有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刻，当这个社会被迫进行重建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些年，我们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大。这个代价还不仅仅是环境和资源，也许还有整整几代人。当然，GDP还不错。据说马上就要超过日本了，是吗？”
教授笑了笑，插话道：
“不是马上，而是已经。有时候，我们很世故，有时候似乎又幼稚得可笑。一头狮子，如果说自己长得有多肥，炫耀炫耀，那倒也不妨事的；如果是羊或猪一类的动物，整天吹嘘自己长得有多胖，前景反而有点不太妙。”
随后他又补充说，“这句话是鲁迅先生说的。”
研究员没有再接着说下去。他的思路似乎也被正在朗诵的诗歌片断打乱了。
发髻披散开一个垂到腰间的漩涡
和一份末日的倦怠
脸孔像睡莲，一朵团圆了
晴空里到处释放的静电的花
我这活腻了的身体
还在冒泡泡，一只比
一只大，一次比一次圆
研究员把目光转向端午，问道：“诗人有何高见？你怎么看？”
“我是个乡下人。没什么可说的。”端午笑道，“电视、聚会、报告厅、互联网、收音机以及所有的人，都在一刻不停地说话，却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结论是早就预备好了的。每个人都从自身的处境说话。悲剧恰恰在于，这些废话并非全无道理。正因为声音到处泛滥，所以，你的话还没出口，就已经成了令人作呕的故作姿态或者陈词滥调……”
“我同意。”研究员道，“这个社会，实际上正处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无言状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无言状态的表现形式，并不是沉默，反而恰恰是说话。”
端午觉得研究员多少有点误解了自己的意思，正想声辩几句，就看见吉士已经哈欠连天地站了起来，从椅背上取下夹克。
他们已经打算离开了。
端午没有与他们一起去夜总会。
吉士暗示他，他们将要去的那个地方，有点特别，和昨晚大不一样。女孩们都穿着红卫兵的服装。他许诺说，在灵魂出窍的疯狂中，还有浓郁的怀旧情调。不过，吉士见端午主意已定，也没有怎么去勉强他。倒是教授轻佻地冲他眨了眨眼睛，说了一句老套的俏皮话：
“形固可如枯槁，心岂能为死灰乎？”
他们就在酒吧门外的濛濛细雨中分了手。
6
上午九点开始的开幕式很简短，不到十点就结束了。据说是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接下来，照例是代表们与当地领导合影留念。端午随着人群来到了宾馆门前，差不多已经到了他与家玉约定的聊天时间。
天虽然已经晴了，可空中依然飘洒着细碎的雨丝。端午利用照相前互相谦让位序的间歇，悄悄地离开了那里，打算溜回自己的房间。他穿过大堂，走到楼梯口，一位长发披肩的旅德诗人拦住了他的去路。那人微笑着给了他一个西方式的拥抱，然后递给他一份不知什么人起草的共同宣言，让他签字。端午已经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姓林。那年在斯德哥尔摩，他们在森林边的一个餐馆里，品尝北欧风味的猪蹄时，两人匆匆见过一面。端午有些厌恶他的做派与为人。
“老高问你好。”他笑着对端午道。
“谁是老高？”
“连老高都不记得了吗？七八年前，我们在斯德哥尔摩……”
端午很不耐烦地从他手里接过那份宣言，也没顾上细看，就心烦意乱地还给了他：“对不起，我不能签。”
旅德诗人并不生气。他优雅地抱着双臂，笑起来的时候，甚至还带着一点孩子气：“为什么？我能将它理解为胆怯和软弱吗？”
“怎么理解，那是你的事。”端午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
家玉已经在线上了。
她给端午写了一大段留言，来讲述昨天晚上做过的奇怪的梦。
她梦见自己出生在江南的一个没落的高门望族，深宅大院，佣仆成群。父亲的突然出走，使得家里乱了套。时间似乎也是春末，下着雨。院中的酴醾花已经开败了。没有父亲，她根本活不下去。一直在下雨。她每天所做的事，就是透过湿漉漉的天井，眺望门前无边无际的油菜花地和麦田，盼望着看到父亲从雨中出现，回到家里，回到她的身边。直到不久之后，一个年轻的革命党人来到了村中，白衣白马，马脖子上的铜铃叮当作响。他的身影倒映在门前的池塘中……
端午：你马上就和那个革命党人谈起了恋爱，对不对？
秀蓉：终于回来了。你不用开会吗？
端午：我溜了号。能不能再说说你的那个梦？
秀蓉：干吗呀？
端午：或许对我正在写的小说有帮助。
秀蓉：早忘了。还有别的梦，你要不要听？这些天，我除了做梦，基本上没干别的事。多数是噩梦。
端午：你现在到底在哪儿？
秀蓉：你不是说我在西藏吗？你真的那么关心我在哪里吗？
端午：你就不能严肃点吗？
秀蓉：好吧。告诉你，我现在就站在你身后。听我说，你现在就闭上眼睛，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来，一定要慢。在心里默默地数十下，你就会看到——
端午明知道她又在作怪，但还是按照她的指令闭上了眼睛，慢慢地转过身去。他在心里默念着阿拉伯数字，不是十下，而是三十下。
果然，他听见有人在敲门。
端午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脸，面无人色。他冲到门边，猛地一下拉开房门，看见一个身穿白色工作服的服务员，推着车，正冲他微笑。
“您说什么？”他问道。
服务员笑了起来，露出了一排黄黄的四环素牙，把刚才那句话又重复了一遍：
“请问，现在方便打扫房间吗？”
端午赶紧说了声“不用”，就把房门关上了。
电脑中QQ界面上出现了妻子刚发给他的贴图：李宇春的脸，一刻不停地发生变化，一刻不停地扭曲、变形，最后，终于变成了姚明。
看着那张贴图，为了缓解刚才的紧张，端午有点夸张地开怀大笑。
秀蓉：怎么样？好玩吧？
秀蓉：跟你说正经的。
端午：说。
秀蓉：不说也罢。挺没劲的。
端午：说吧。反正没事。
秀蓉：二十年前，在招隐寺的池塘边的那个小屋里，我发着高烧。你后来不辞而别。呸，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临走前，还拿走了我裤子口袋里所有的钱。你还记不记得?
端午：当然。
秀蓉：现在可以告诉我原因了吧。
端午：车票是预先买好的。
秀蓉：这个我早就知道了。我想了解的是，你当时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自打你见到我的第一眼起，直到你上了火车，整个过程，怎么回事，原原本本，告诉我。
端午：现在再说这些，你认为还有意义吗？
秀蓉：有意义。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秀蓉：怎么不说话？
秀蓉：干吗呢你？
秀蓉：是不是有女诗人来拜访？
端午：吉士刚刚打来了电话，问我为什么逃会。我还是今天会议的讲评人。不管它了。
端午：怎么说呢？我做梦都没想到会再次回到鹤浦。1989年，命运拐了一个大弯。这是实话。
端午：火车开往上海。窗外的月亮，浮云飞动。我一直觉得车是倒着开，驰往招隐寺的荷塘。
端午：我希望去北京，或者留在上海工作。没想到会回到鹤浦。你明白了吗？
秀蓉：不明白。
端午：可后来，我居然放弃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这样待遇优厚的单位，去考博，将自己交给不确定的命运。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秀蓉：不知道。
端午：唉，你是在装糊涂啊。事实上，考博失败后，我还是有机会留在上海，比如说宝山钢铁公司，比如说上海博物馆。我却莫名其妙地与导师决裂。不是与他过不去，而是与自己过不去。现在我才想明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暗中作祟。可当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做。甚至，当我提着行李到距鹤浦十多公里外的矿山机械厂报到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端午：直到有一天，我在华联超市门口遇见你。那一天是愚人节，没错。但命运没有开玩笑。它在向我呈现一个秘密。
秀蓉：干吗说得那么可怕啊？
端午：因为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两年中的一连串荒唐的举动，到底是为了什么。当时，我的心头只有憎恶。不是憎恨你，而是憎恶我自己。
秀蓉：就算是恨我，也没关系。
端午：在上海时，我曾尝试着给你写过一封信，但它被退回来了。我在学校的办公楼排了两个小时的长队，就是为了打通吉士的长途电话，想知道一点你的消息。
端午：我还去了一趟华东政法学院。你信不信？我想去那儿找你那根本就不知道名字的表姐。我在苏州河边的大门口转了半天，最终没敢进去。
秀蓉：看不出，你还是蛮会煽情的。
秀蓉：那天晚上，我半夜里醒过来一次，见你不在，我还以为你是帮我买药去了。
端午：我们换个话题吧。
秀蓉：不能再跟你聊下去了。我要下线了。
端午：最后一个问题。
秀蓉：你快说。
端午：我们还能见面吗？
秀蓉：那要看他是否允许。
端午：你是说，你丈夫？
秀蓉：不是。
秀蓉：是上帝。
端午：不懂你在说什么。
秀蓉：你会懂的。我下了。
端午：再见
秀蓉：再见
7
下午，会议安排去花家舍的老街参观。
女导游嘴里嚼着口香糖，斜跨着一只电声喇叭，手里摇着一面三角小旗，给每位代表发了一顶太阳帽。红色的。帽舌上面绣有金黄色的盘龙图案。
起风了。天色昏黄，像熟透了的杏子，又有点像黄疸病人的脸。七孔石桥的桥面上铺上了一层沙土，厚得足以留下行人的鞋印。空气中有呛人的浮土和沙粒。他们一行人穿过停车场，沿着陡峭的山壁向东走。最后，在风雨长廊的入口处，汇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踏青者的人群。
长廊一看就是新修的。大红的水泥廊柱。深绿的水泥栏杆。它沿着山道，曲曲折折蜿蜒向上。黑色的雨燕，三三两两在廊下斜穿而过，似乎正在寻找筑窝的理想位置。前行百十步，有一个供游人嬉戏的凉亭，雕梁画栋，极尽夸饰。穹顶上画有芭蕉、丛竹和散发着袅袅烟雾的香炉，一副宝鼎茶闲、静日生香的情调。不过画工粗率，一无足观。更为奇怪的，是那些用细线勾勒的女体，蜂腰肥臀，一律取跪姿奉茶的图式。男人则静卧足榻，手执蒲扇；肚皮外露，体态慵懒。端午总觉得有点像傣族的风情画，又像日本的浮世绘，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
导游介绍说，凤凰山上的这座长廊，最早是由一个名叫王观澄的人，于同治十一年（端午很快就将这个年份换算成了1885年）修建的。王观澄是为了追随一位隐者的遗迹，从江西的吉安一路寻访，来到了花家舍。当被问到这个一心访仙问道的王观澄，是怎么成为了声名显赫的匪首时，导游说，这个，她就不知道了。
“那位隐者是谁？”诗人纪钊忍不住问道。
“他叫焦先。是花家舍最早的居民之一。”导游笑道，“他的骨殖，就埋在你们住的宾馆地下。说不定，就在哪一位的床底下。”
听她这么说，住在一楼的康琳就接话道：“怪不得！我昨天一个晚上都在做噩梦。”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半山腰。由一条悬浮于深涧溪流之上的小板桥进入了村庄。
这个村庄，建在山坳里的一片缓坡上，村子里庭院寂寂。家家户户的房舍式样都是一样的：灰泥斑驳的山墙，灰黑色的鱼鳞状碎瓦露出屋檐外煤黑的椽头，小巧玲珑的庭院，被绳子磨出深槽的水井。东一处、西一处的油菜花，长势不良。青草池塘早已见底，浮着一层厚厚的绿苔。透过树篱和漏窗，可以看见摩肩接踵的游人在院中出没。或者在井栏边打扑克，或者举着照相机东游西荡。
遗憾的是，村中几乎见不到一个居民。
导游介绍说，村子里绝大部分的本地人，早在两年前，就被迁到了十公里之外的窦庄。当然，他们是“自愿的”。
绕过一个倒塌的碾坊，一座残破的古庙，端午很快就看见一座巍峨的高大建筑，出现在不远处的桃花林中。这幢楼宇的式样别有风致。重重叠叠的马头墙，显得高大凌厉，完全遮住了屋脊和灰瓦。一带粉白的护墙，探出了香樟和银杏的枝干。如意门楼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棵支着铁架的蜀府海棠。
这大概就是导游一路上津津乐道的王观澄的故居了。
花家舍方面特意为诗人们准备了一场演出。在一个墙身歪斜的旧祠堂里。
那里光线很暗。从楼廊上端的天窗里，斜斜地射进来一束光柱。正在布置舞台的演员们，从大幕背后“咚咚”地跑过，扬起一片尘埃。吉士说，这座祠堂，是王观澄召集手下的匪首们议事的地方，同时也是存放枪械和战利品的仓库。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一度成了“花家舍人民公社”的食堂。
端午果然在戏台边的墙角里，看到了一个卧虎般的大灶台。锅盖上，瓢、勺、钵、碗，一应俱全。灶台上方的墙上，有一扇镂空的窗户，透出屋外竹园的浓荫。墙面上的宣传画早已黯然褪色，模糊一片，倒是像“小靳庄”、“狼窝掌”、“交城出了个华政委”一类的字样，也还历历可辨。
就在静静等候演出开始的间歇，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端午转过身去，看见一个名叫于德海的矮个子，正追着旅德诗人老林满屋子乱跑。
“老林让你签字了吗？”吉士一脸坏笑地问他。
“那还用说！不过，我没搭理他。”
“德海也挺可怜的。老林骗他说，所有的代表都会在共同宣言上签字。他还真的信了，第一个签了字。到目前为止，我敢断定，那份宣言上，只有于德海一个人的名字。他一路上追着老林，要求把他的名字涂掉。那怎么可能？老林那个人，你是了解的——就像一个幽灵。只要他一回国，所到之处，难免就有人会倒霉。”
后台一阵锣鼓响。大幕徐徐拉开。
一个道士模样的人，脸画得像五猖鬼，手摇龟壳扇，出现在舞台的中央。他清了清喉咙，用戏谑的腔调自报家门。端午以为他是戏中的丑角，可细细玩味他的一长串念白，才发现他居然是乔装打扮的革命党。这人名叫周怡春，外号“小驴子”。他潜入花家舍的使命之一，就是策反这里的土匪，为革命党人攻打县城的行动计划招兵买马。
他是个六指。
正当他将第六根指头向观众们展示的时候，用口香糖粘上去的那段假指不慎脱落（当然，这也可能是演员的噱头），惹得台下一阵大笑。由新时代的年轻人，来演绎辛亥前夕的革命党人，荒腔走板倒也不足为奇。演员强拉入剧情的台词，比如，比尔·盖茨和周杰伦，博人一笑，也算是时下民俗风情剧的一般特征。何况这个革命党人穿着的道袍下，还露出了蓝色牛仔裤的裤脚和白色的耐克运动鞋。端午感到一阵阵反胃。他怎么也无法让自己进入剧情。
他强打精神看了一段，终于在马弁上场的时候，昏昏睡去。不过，他并没能睡得很熟。台下一浪高过一浪的爆笑，迫使他不时睁开双眼，不明所以地朝台上张望。直到“叭”的一声枪响，让他完全清醒过来。
舞台上花家舍的境况，似乎风声鹤唳，一片肃杀。
一个土匪头子模样的大胖子，躺在舞台中央的竹榻上，亮出了肥大的肚皮，他的两个姨太太跪在竹榻的两边，一个为他打扇，一个为他捶腿。姨太太的一双纤纤玉手，“不慎”捶错了地方，惹得大当家的怪叫了一声，双手护住裆部，用鹤浦一带的方言骂道：
“日你妈妈！你往哪儿捶啊？”
台下又是一阵哄笑。
“奇怪。”端午悄声地对身旁的吉士嘀咕了一句。
“怎么呢？”
“我怎么觉得戏台上的那个姨太太，我是说胖胖的那一位，怎么那么眼熟啊？似乎在哪见过似的。”
“一点都不奇怪。”吉士凑过来，呵呵地笑道，“不奇怪。这么快就忘了？你其实和她们打过交道。很深的交道。不过是空姐的制服，换做了戏装而已。”
端午仍没弄明白对方的意思，怔在那里，半天，才自语道：“怎么会？”
吉士莞尔一笑，没再吭声。
端午站起身来，从人群中移了出来，顺着墙边的通道，走到了祠堂的另一端。
天井的旁边门槛边，站着一个身穿旗袍的服务员。她好心地给端午指了指厕所的位置，可端午说，他并不想上厕所。
天井的青石板上，矗立着一座太湖石。穴窍空灵，上有“桃源幽媚”四字。石畔有两口盛满水的太平缸，一丛燕竹。天井的高墙边有一扇小侧门。
端午猛然记起来，前天晚上，在迷蒙的细雨中，他和吉士就是由这道门进来的。小门的对面，在天井的另一端，有一个月亮门洞。他和吉士从那儿经过的时候，由于雨后路滑，吉士差一点跌了一跤。
现在，月亮门洞前竖着一块“游人止步”的牌子。
端午没有理会它的警告，懒懒散散地走了进去。他一眼就看到了那个临水而筑的花厅。厅前的池塘不大，月牙形的一汪绿水，岸边遍植高柳。池塘对面有一处亭榭，乱石瓦砾中，杂树丛生。
端午往前走了没几步，忽见石舫边的小径上，急急忙忙地跑出一个人来。这是一个剃着板寸头的中年人。他一边挥手让他出去，一边向端午吼道：
“谁让你进来的？没看见门口的牌子吗？出去，快出去！”
端午悻悻地转过身去，正要走，却看见徐吉士正歪在门边，朝他眨眼睛。
“这是私人禁地。大白天的，你怎么到处瞎碰瞎撞的？”吉士笑了笑，将端午遗落在祠堂里的凉帽递给他。
“前天晚上我们来过这里……”
“废话！你才看出来了啊？”吉士往四处看了看，“这里实行的是会员制。就是晚上，也不是谁都可以进来的。”
见端午仍不时地回过头去张望，吉士又压低了声音笑道：“还不过瘾，是吗？要不今天晚上，我带你再来一次？”
中年人已经离开了。园子里一片空寂。大风呼呼地越过山顶，卷起漫天的尘沙和碎花瓣，在池塘的上空，下雪般，纷纷落下。
“你只要有钱，在这里什么都可以干。甚至可以做皇帝！”
“做皇帝？什么意思？”
“无非是三宫六院。你懂的！”
吉士似笑非笑地拉了他一把。
8
第二天，整整一个上午，端午都守候在电脑前。家玉没在QQ的界面上出现，也没有给他留下片言只字。
好友栏目中唯一的图标，沉默而黯淡。
又过了一天。情形依旧如此。
那时，他已经从花家舍回到了鹤浦的家中。
母亲和小魏匆匆返回梅城去了。明天是清明节，她要赶往乡下的长州，给她的第一位丈夫——那个据说是心灵手巧、百依百顺的小木匠扫墓。她以前从来不给谭功达扫墓，现在当然更不可能。父亲墓园的位置，停泊着一架已经报废的麦道82飞机。那是鹤浦在建的航空工业园的标志之一。父亲的坟墓和尸骨如今都不知了去向。不过，按照他生前一贯的理想和愿望，他的葬身之所为国家的航空工业腾出了位置，尽管尸骨无存，若是地下有灵，应该可以含笑九泉了吧。家玉当时就是这么劝他的。端午也只能这样去思考问题了。
听母亲说，他在花家舍的这些天，家玉从外地打来了一个电话，她和若若磨叽了半天，最后，又让母亲听了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很不对头”。家玉劝她和小魏都搬到鹤浦来住。母亲旁敲侧击地问她，自己和小魏是住老房子呢，还是住唐宁湾？家玉说了句“随便”，就把电话挂了。
充完电的手机上，被阻滞的短信信号“当当”的响个不停。短信一共有十二条之多。其中的一条是骗子发来的，通知他去法院取一张传票，并诱导他拨打咨询电话。端午当然不会打。另外的十一条，都是绿珠发来的。
端午不知道她现在还在不在鹤浦。电话打过去，信号是通的，可很快就被人为地切断了。再打，电话就关了机。
绿珠的生气完全可以理解。虽然他的内心十分愧疚，可眼下也实在没有多少心力去管她的事了。
他在电脑上把这些天来和家玉的聊天记录反复看了许多遍，不祥的预感愈渐浓郁。最后，他的目光死死地盯住“上帝”两个字。他第一次体会到汉语中“心焦”这个词，是多么的传神而恰如其分。
若若放学回来了。乌黑的笑脸上汗涔涔的。湿乎乎的头发一绺一绺的，紧贴在他的额头上。他把书包往地上一扔，把鞋脱得东一只西一只的。
“快，给老屁妈打电话。”儿子似乎面有喜色。
端午本来想把他搂过来抱一下，可儿子像只泥鳅似的，从他的腋下钻了过去，一头冲进了厕所。
在最近一轮的模拟考试中他得了全班第一。数学和英语都是满分。另外，在刚刚结束的班会上，他被姜老师任命为班级的代理班长。他在马桶里叮叮咚咚地撒尿，还说了一句半文不白的话：
“天助我也！”
“班长不是戴思齐吗？怎么又让你代理？”隔着半开的厕所门，端午问儿子道。
“她呀！狗屁了，冒泡了，王八戴上草帽了。”
“别瞎说！”端午正色道，“你正经一点行不行？她到底怎么了？”
“惨透了。她住院了。”儿子一边洗着脸，一边满不在乎地道。
“什么病？”
“睡不着觉。想死。”
“怪不得。”端午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今天早上去扔垃圾的时候，端午迎面碰上了“戴思齐的老娘”胡依薇，没说几句话，她的眼圈一红，扭头就走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你说，戴思齐会不会很快出院？”儿子道。
“我也不是大夫，怎么知道？”端午白了他一眼，“怎么了？你想她了？”
若若和戴思齐从小一块儿长大。读到初中，也还是同桌。
“想她干吗？我倒宁愿她永远不要出院。”
“什么话！”端午吓了一跳，厉声吼道，“有你这么冷血的吗？你不会是担心她回来后，你的班长就当不成了吧？”
“她的数学超强，尤其是奥数，成绩好得有点变态。她要是回来了，全班的同学就只有被虐的份儿！”
儿子正在长个子，站在他面前，与自己只差半个头了。端午觉得，儿子的思维方式很有些问题，心态也很不健康，正想和他好好聊聊，若若已经拎着书包，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在关上房门之前，他把脑袋又伸了出来，对父亲嘱咐道：
“七点之前，你别来打搅我！今天的作业巨多。”
“那你让爸爸拥抱一下。”
儿子很不情愿地与他抱了抱。
“好了，好了。你这个老男人，色情狂。”他笑着，用力地推开了他，“嘭”的一声，把房门关上了。
端午呆呆地站在儿子房门前，琢磨着儿子刚才“天助我也”那句话，心里无端地生出一点杞忧来：如果儿子这一代人到了自己的这个年龄，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想给胡依薇打个电话。抓起听筒，想了想，又放下了。
9
秀蓉：真有点不甘心。
端午：你说什么不甘心？
秀蓉：我居然真的就到不了西藏！你不觉得奇怪吗？
端午：什么？
秀蓉：旺堆随便说出的一句话，就像李春霞的预言一样准。
端午：旺堆是谁？
秀蓉：莲禺的一个活佛。就是送给若若鹦鹉的那个人。
端午：你总爱胡思乱想。没关系，以后找时间，我陪你一起去。
秀蓉：但愿吧。
端午：你的手机怎么老打不通？
秀蓉：欠费停机了。
秀蓉：能不能听我一句劝？
端午：你得先告诉我是什么事。
秀蓉：戒烟。把烟戒了吧。就算是为孩子着想吧。
端午：我考虑考虑。
秀蓉：别考虑了。赶紧戒吧。你得答应我，保证活到孩子成家的那一天。
端午：这可说不好。
端午：再说了，若若要是不结婚呢？
秀蓉：真想好好亲亲他。搂着他亲个够。他的脸。他的小手。他跳得很急的心脏，像个小鼓。黑嘟嘟结实的小屁股。
端午：你到底是怎么了？
端午：像是要跟整个世界告别似的。怎么了？
秀蓉：你说得没错。就是告别。
秀蓉：昨天上午，我去了一趟植物园，在那里呆了两个小时。
端午：哪儿的植物园？
秀蓉：我得去一下洗手间。你等我一下。
下午三点一刻。办公室里光线灰暗。天色阴阴的。本来，透过朝南的窗户，他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看到那条沥青色的运河，看到河汊转弯处堆浮的白色垃圾和河面上的船只，看到凸起的坡岗和一小块、一小块的田地，可现在，一座高楼的墙坯拔地而起，挡住了原先就很浮泛的阳光。一个带着黄色安全帽的建筑工人，正站在脚手架上朝河里撒尿。
他的新搭档，那个外号叫做“扑食佬”的家伙，安静地像个熟睡的婴儿。他是个跛子，又有白癜风，这都不是什么秘密。端午近来又从他身上发现了另一桩烦心事：他竟然还有狐臭。现在还是四月份，那股味道还不太显著，可天一旦热起来，你就是把他想象成一位汗腺过于发达的国际友人，恐怕也难以忍受。
端午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叫“胡建仓”。假如他去做股票的话，大概赚不到什么钱。不过，他对股票没什么兴趣，宁愿把空闲时间，鬼鬼祟祟地消磨在成人网站上。假如端午对他这仅有的嗜好视而不见，“扑食佬”也很少来打搅他。
冯延鹤刚才来过一个奇怪的电话。
他的心脏最近做了五个支架。单位的同事有一种恶毒的担心，担心老冯迟早要死在那个白虎星儿媳的枕头上。
这次老冯打来电话，可不是找他下棋的。老冯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名叫白小娴的人。白小娴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花枝招展的少女。其实她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端午曾在一个会议上见到她一次。干瘦干瘦的老太太，不过保养得很好。她原来是主管文化工作的副市长。老冯打来电话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就在冯延鹤的办公室里。她提出来要见见端午，不知为何。端午觉得这件事，不管朝哪个方面想，都有点离谱。
他随便找了个理由，回绝了。
好在他没去。
秀蓉：昨天晚上又做了一个梦。
端午：该不会又是革命党人吧？
秀蓉：我梦见自己被人追杀。在秋天的田野上奔跑。田里的玉米都成熟了。下着雨。
端午：你被人追上了吗？
秀蓉：那还用说！抓我的人，是一个糟老头子。他从玉米地里直起身来，下身光溜溜的，什么都没穿。他得意地让我看了看他手里的铐子，怪笑着问我，是不是处女。他说，他并不是公安，让我不要害怕。他是专门收集处女膜的商人。他用祖传的方法，把它从女孩身上取出，晾干，然后把它制成笛膜。怎么样，好玩吗？他说如果我听从他的摆布，完事后就会立刻放了我。
端午：你乐得答应了他，对吗？
秀蓉：呸！
秀蓉：我的一生，现在看来，就是这么一个薄薄的膜。其中只有耻辱。
端午：你刚才的话还没说完。
端午：你说你去了植物园。
秀蓉：对，我去了植物园，但没进公园的大门。在天回山的山脚下，有一个农家小院，我在那儿坐了坐。吃了新挖的竹笋，喝了半杯啤酒。天雾蒙蒙的，什么花草也看不到。但毕竟已经是春天了。
秀蓉：我承认，我的确做了一件傻事。真的很傻，如果让我重新考虑，我一定不会这么做。真有点不太甘心。不过，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是不会回头的。说到底，人还是太软弱了。
端午：这么说，你现在，在成都？
端午：你在成都，对不对？
秀蓉：是，在成都。
秀蓉：你很聪明。我随手打上了天回山这个地名。
端午：哈哈，终于逮到你了。
秀蓉：本来是想去西藏的。拉萨。那曲。日喀则。或随便什么地方。
秀蓉：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死掉拉倒。
秀蓉：可飞机从禄口机场刚一起飞，我就发起烧来。莲禺的旺堆喇嘛曾对我说，所有的事情在我身上都会发生两次。我又发烧了。旺堆喇嘛那张黑黑的脸，一直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空姐用餐巾布裹上冰块放在我头上降温。随后，她们把我弄到了头等舱。我第一次坐头等舱，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秀蓉：到了成都之后，停机坪上的一辆120救护车，将我送到机场附近的一家医院里。我在那儿只呆了两天，大夫说，我的发烧是肺炎引起的。但我的病却不像肺炎那么简单，他们建议我换一家更大的医院。随后，就被转到这里来了。我住在五楼的特需病房里。
端午：到底怎么回事？
端午：你别吓我！
端午：什么病？
秀蓉：还用问吗？
端午：什么时候发现的？
秀蓉：我在离开鹤浦前，给你写了一封信，当你收到它，就会什么都明白了。别着急。
端午：可我一直没收到你的信。
秀蓉：你会收到的。李春霞说，我活不过六个月。现在已经是第五个月了。心情也还好，这家医院的条件还不错。负责给我治疗的大夫叫黄振胜，很有幽默感。他从不避讳跟我谈论死。他说很多像我这样的癌末病人最后都是死于肺炎。他给我用了最好的抗生素，还有一点吗啡。四五天后就退了烧。他说虽然手术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所幸肌体还能对药物产生反应。也许情形还没那么坏。乔布斯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秀蓉：每隔一两天，黄振胜都会到病房来陪我聊上一小会儿。他还说，现代医学已经彻底放弃了“治愈”这个概念，它所能做的不过是维持而已。实际上，维持也是放弃。生命维持得越久，离治愈就越远。小黄说，他的工作实际上也是“维稳”。他厌恶自己的工作，倒不是怕脏。每天和那些癌末打交道，让他觉得生命其实没什么尊严。他负责照料的一个老干部，九十多岁了，在毫无意识反应的情况下，靠鼻饲居然也维持了三年。至少从医学上说，他还活着。检测仪器上各项生命体征都相当地稳定。当然喽，他花的是公家的钱。
端午：你就一个人吗？谁在医院照顾你？
秀蓉：有一个护工。她是湖南醴陵人，昨天就是她带我去植物园的。这些天，她一直在劝我跟她回湖南老家。她有一个堂叔，据说会用念了咒的符水给人治病。好玩。
秀蓉：还有一个坏消息。
端午：你说。
秀蓉：我银行卡上的钱已经快用完了。
端午：我现在就打电话订机票。我马上就赶过来。很快的。一眨眼就到了。
秀蓉：你不要来！
秀蓉：你再快，也没有我快。
端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秀蓉：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端午：求求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端午：你别吓唬我。
端午：你在吗？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大约在半个小时前，胡建仓已经离开了资料室，下班回家。他顺手替端午开了灯。白炽灯管“嗞嗞”地响着。窗外的建筑工地上，早已人去楼空。一只瘦骨嶙峋的大黑猫，在脚手架上愤怒地看着他。像个哲学家。不远的地方，传来了机帆船“突突”的马达声。
端午犹豫着，要不要给吉士打个电话。
秀蓉：我还在。亲爱的。
秀蓉：那天我们在天回山下的农家小院，一直呆到太阳落山。黄昏的时候太阳才露脸。没有一丁点风。植物园门口的小树林里，有很多老人在健身。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骄傲”两字。徐景阳的话是有道理的。他们都是从千军万马中冲杀出来的幸存者。活着，就是他们的战利品。
秀蓉：还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的人的分类吗？我说过，这个世界上只存在两种人：死去的人，还有幸存者。我失败了，并打算接受它。
秀蓉：你不要来！至少现在不要。我要一个人跨过最后的那道坎。知道我最讨厌什么人吗？
端午：九点二十，有一班去成都的飞机。
端午：你接着说。
秀蓉：熟人。所有的熟人。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做梦能生活在陌生人中。我要穿一件隐身衣。直到有一天，我从图书馆回宿舍的途中，遇见了徐吉士。那是1989年的夏末，他去大学生俱乐部参加海子纪念会。然后就遇到了你。在招隐寺。不说了。自从遇见你之后，我发现原先的那个隐身世界，已经回不去了。怎么也回不去了。我甚至尝试着改掉自己的名字，可还是没有用。
秀蓉：我可以死在任何地方。但死在医院里，让我最不能忍受。那简直不算是死亡。连死亡都算不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端午：晚上九点二十，有一班去成都的飞机。
秀蓉：不要来。我要下场了。谢幕了。居然还是在医院里。有点不甘心。
秀蓉：医院是一个借口。它才是我们这个世上最严酷的法律。它甚至高于宪法。它是为形形色色的掉队者准备的，我们无法反抗。我们被送入医院，在那里履行最后的仪式或手续，同时把身体里仅剩的一点活气，一点点地熬干净。
秀蓉：就好像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我们主动追求的最终结果。
秀蓉：去年冬天，守仁被杀的那段日子，你还记得吗？其实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履行了所有的手续，并知道了它的所有秘密。就像我当年参加律师资格考试，舞弊是预先安排的，我提前就知道了答案。
秀蓉：我曾经想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陌生人。把隐身衣，换成刀枪不入的盔甲。一心要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追赶别人的步调。除了生孩子之外，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自己厌恶的。好像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什么都不想。渐渐地就上了瘾。自以为融入了这个社会。每天提醒自己不要掉队，一步都不落下。直到有一天，医院的化验单温柔地通知你出局。所有的人都会掉队。不是吗？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秀蓉：如果时间本身没有价值的话，你活得再久，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秀蓉：我已竭尽全力。但还是失败了。我出了局，但没想到这么快。被碾轧得粉碎。注定了不会留下什么痕迹。我也不想。
秀蓉：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端午：你说。
端午：你说。
端午：你说吧，无论什么事，我都答应。
端午：我马上赶过来。告诉我你的具体地址。求求你。
端午：求求你。
秀蓉：关于我的事，先不要告诉我父亲。每年的十二月底和六月初，分别给他寄一次钱，每次六千。不要少于这个数目。要不他会找到家里来的，再有。
秀蓉：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欠任何人的债。
秀蓉：在我们家楼下，有一片石榴树树林。你在树底下挖个坑。你要晚上偷偷地去挖，千万不要让物业的保安看见。最好深一点，把我的骨灰，就埋在树底下。
秀蓉：每天。每天。我都可以看见若若。看见他背着书包去上学。看见他平平安安地放学回家。看着他一天天长大。平平安安。
秀蓉：石榴花开的时候……
天黑了下来。
端午一刻不停地在网络上搜寻航班的信息。
晚上九点二十分，川航有一班飞往成都的飞机。如果他现在就出发赶往禄口机场，时间还来得及。吉士的手机依然关机。要命。他存着某种侥幸，打通了机场的电话。
值班票务员给他带来了一个坏的消息。由于罕见的大雾，所有的航班都停飞了，“你来了也没有用，机场附近的宾馆挤满了滞留的旅客”。要命。端午问她，航班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票务员回答说，这要看晚上的这场大雨，能不能下下来。真要命。
他给绿珠发了一条短信。他本来是想发给吉士的，可却手忙脚乱地发给了绿珠。也好。短信中只有短短的六个字。
有急事，请回电。
在他打出租车赶往家里的途中，绿珠终于回了电话。
在小区的超市里，他买了两袋速冻水饺、十袋一包的辣白菜方便面、一筒儿子最爱吃的薯片、一纸箱牛奶。但出了超市后，那筒薯片，就被证明是网球。他也懒得去调换。
他去了超市隔壁的菜场。在修皮鞋的摊位边上，他配了两把房门钥匙：一把单元的防盗铁门，一把房门。
儿子正靠在单元门的墙边背英文。书包搁在别人的自行车后座上。即便有人开门，问他要不要进去，他也总是摇头。要是门前的感应灯灭了，他就使劲地跺一下脚。
A friendly waiter
told me some words of Italian
then he lend me a book
then he lend me a book
then he lend me……
I read few lines,but I don’t understand any word.
门前那片石榴树静默在浓雾中，端午不敢朝那边看。
晚饭后，端午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把正在做作业的儿子叫到餐桌前，尽力装出轻松的样子。他平静地告诉儿子，自己要出去几天，问他能不能一个人在家。他把刚刚配好的两把钥匙装在他的自行车钥匙链上。
“要很久吗？”儿子警觉地望着他。
“现在还说不好。也许两三天，也许要久一些。”
“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事。”端午把手放在他的后脖颈子上，“其实你也不是一个人。从明天开始，会有一个姐姐过来陪你，每天晚上都来。”
“我认识她吗？”
“你不认识。她人很好。”
“是你女朋友吗？”
“胡说八道！”
“你是去开会吗？”
“我去把妈妈，接回来。”
“那你告诉她我当上代理班长的事了吗？”
“当然。她已经知道了。”
“她怎么说？”儿子的眼睛里突然沁出了一缕清亮的光，“她一定哈哈地傻笑了吧？”
“她笑——”端午略微停顿了一下，试图稳住自己发颤的嗓音。
“你现在就要走吗？”
“对，呆会儿就走。”
“今晚我得一个人睡觉，是不是？我有点害怕。”
“你可以开着灯睡。”
“那好吧。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先答应我。”
“我答应你。”
“别跟妈妈离婚。”
“好。不离婚。”
“那我要去做家庭作业了。”儿子长长地松了口气，光着脚，回自己屋里去了。
端午从厕所的柜子里拿出了一把黑伞，犹豫了一下，又换了一把花伞。他的眼泪即刻涌出了眼眶。
端午还是去了一次儿子的房间。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十点钟，他出了门。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
10
小时候，端午特别喜欢雾。当时，他还住在梅城，西津渡附近的一条老街上。老街的后面就是大片的芦苇滩，再后面，就是浩浩汤汤的长江了。江边，钢青色的石峰，耸立在茂密的山林之表。山上有一个无人居住的道观。墙壁是红色的。
春末或夏初，每当端午清晨醒来，他就会看见那飞絮般的云雾，罩住了正在返青的芦丛，使得道观、石壁和翁郁的树木模糊了刚劲的轮廓。若是在雨后，山石和长江的帆影之间，会浮出一缕缕丝绵般的云霭。白白的，淡淡的，久久地流连不去。像棉花糖那般蓬松柔软，像兔毛般洁白。
正在上中学的王元庆告诉他，那不是雾，也不是云。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岚”。他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正是“朦胧诗”大行其道的年月。在端午的笔下，“雾”总是和“岚”一起组成双音节词：雾岚。这是哥哥的馈赠。这个他所珍爱的词，给那个喧阗的时代赋予了浓烈的抒情和感伤的氛围。
那时，文学社的社员们，时常聚在电教大楼的一个秘密的设备间，通过一台29寸的索尼监视器，欣赏被查禁的外国电影的录像带。阿伦·雷奈拍摄于 1956年的那部名闻遐迩的短片，第一次将雾与罪恶连接在了一起。端午开始朦朦胧胧地与自己的青春期告别。雾或者雾岚，在他的作品中一度绝迹。他不再喜欢朦胧诗那过于甜腻的格调。
如今，当雾这个意象，再次出现在他的诗歌中时，完全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物理反应。只要他提起笔来，想去描写一下周遭的风景，第一个想到的词总是“雾”，就像患了强迫症一样。与此同时，雾的组词方式也已悄然改变。对于生活在鹤浦这个地区的人来说，“岚”这个词的意思，被禁锢在了字典里，正如“安贫乐道”这个成语变成了一种可疑的传说一样。
雾，有了一个更合适的搭档，一个更为亲密无间的伙伴。它被叫做霾。雾霾。它成了不时滚动在气象预报员舌尖上的专业词汇。雾霾，是这个时代最为典型的风景之一。
在无风的日子里，地面上蒸腾着水汽，裹挟着尘土、煤灰、二氧化碳、看不见的有毒颗粒、铅分子，有时还有农民们焚烧麦秸秆产生的灰烟，织成一条厚厚的毯子。日复一日，罩在所有人头上，也压在他心里。雾霾，在滋养着他诗情的同时，也在向他提出疑问。
他的疑惑，倒不是源于这种被称作雾霾的东西如何有毒，而是所有的人对它安之若素。仿佛它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生事物；仿佛它不是对自然的一种凌辱，而就是自然本身；仿佛它未曾与暗夜共生合谋，沆瀣一气，未曾让阳光衰老，让时间停止；仿佛，它既非警告，亦非寓言。
现在，端午拉着行李，正在穿过灯火暧昧的街道，穿过这个城市引以为傲的俗艳的广场。即便是在这样的雾霾之中，健身的人还是随处可见。他们“吭哧、吭哧”地跑步，偶尔像巫祝一般疯狂地捶打自己的胸脯、肾区和胰胆。更多的人围在刚刚落成的音乐喷泉边上，等待着突然奏响的瓦格纳的《女武神之骑》，等待一泻冲天的高潮。
那灰灰的、毛茸茸的脏雾，在他的心里一刻不停地繁殖着罪恶与羞耻，在昏黄的灯光下铺向黑暗深处。而在他眼前，一条少见人迹的乱糟糟的街巷里，浓雾正在酝酿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
它所阻断的，不仅仅是想象中正点起飞的航班与渴望抵达的目的地。它顺便也隔开了生与死。
11
绿珠在英皇大酒店的大厅里等他。这是鹤浦为数不多的五星级酒店之一，离端午居住的那个街区不远。绿珠穿着一件半新旧的黑色外套，白色的棉质衬衣。大概是龙孜的日照较为强烈，她比以前更黑了一些。不过，人看上去，却沉稳了许多。
她默默地从端午手中接过拉杆箱，带他去了商务中心边上的一家茶室，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
窗外是下沉式的庭院，对面就是宾馆的别墅区。亮着灯。端午把钥匙交给她，并让她记下了自己家的楼号和房间号码。
一段时间不见，两个人都有点生分。
“我可不会做饭呀。”绿珠打开一个红色的夹子，将钥匙别在铜扣上，“带他到外面去吃饭行吗？他叫什么名字？”
“若若。你随便对付一下就行了。他还算能够将就。”端午黑着脸低声道。
他又嘱咐了一些别的事：早上六点一刻之前，必须叫醒若若；六点四十五分之前，必须离开家门；如果早自习迟到的话，他将会被罚站；面包在冰箱里，牛奶是刚买的，得给他煮一个鸡蛋，还有，得看着他把鸡蛋吃完，否则，他会趁人不备，将它偷偷地塞进衣兜，拿到外面去扔掉。
“你现在就要走吗？”
“就算是去了机场，恐怕也得挨到明天早晨。”端午狠狠地吸了几口烟，又道，“明知道去了也没用，只是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
“我给常州的机场也打了电话。同样是大雾，航班取消。上海的浦东机场，飞机倒是能正常起降，不过你现在赶过去恐怕也来不及了。”绿珠给他倒了一杯冰啤酒，“随便你。你现在走也可以。我替你叫了一辆车去机场。师傅姓杨，车就在门外的停车场等着。机场那边，现在一定也乱得很。”
端午没做声。茶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六角形的吧台里，一个脖子上扎着领结的侍者，正在把台面上的一排酒杯擦干。顶灯柔和的光线投射在木格子酒架上，照亮了侍者那白皙的手。吧台上的其他地方，都浸没在灰暗之中。
绿珠说，她姨妈还在泰州。两个月来，小顾一直在琢磨着，把江边的那座房子卖掉。由于是凶宅，在交易所挂出后，一直无人问津。绿珠这几天还回去看了一下，到处都是尘土。花园也早荒掉了。
“天气预报说，后半夜有雨，鬼知道会不会下！”绿珠偷偷地打了个呵欠，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我本来也是今天下午飞昆明。如果不是这场大雾的话，这一次我们就见不上了。”
“不会耽误你什么事吧？”
“你说什么事？”
“云南那边，你的工作。”
“放心吧。家里的事，你就别管了。我会尽可能地照顾好他。虽说我不喜欢孩子。一直等你回来为止。在龙孜的那份工作，现在已经有点让我厌烦了。”
“怎么一回事？”
“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再说吧。”绿珠看上去又有点抑郁，“你去了成都，又不知道你妻子在哪家医院，怎么办？总不能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去找吧？”
“她说离植物园不远。我现在也顾不了那许多，只是想早一点赶到成都。”端午喝干了杯中的啤酒，用手背碰了碰嘴唇，“我反而有点担心，担心知道她在哪儿。”
“不明白。”绿珠皱着眉头望着他。
“一旦我知道她住在哪儿，这说明她多半已经不在人世了。”
绿珠还是一脸疑惑的表情。她没有再去追问这件事。侍者拿着一个托盘过来，弯下腰，轻声地问绿珠还要点什么，他就要下班了。绿珠让他给茶壶续上水，又要了两瓶冰啤酒，一个坚果拼盘。
很快，吧台上的灯灭了。一个身穿制服的矮胖保安，手执一根警棍，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来回梭巡。
“如果你想安静一段时间，可以来龙孜住一段。就当散散心。”
“你不是说已经有点厌烦了吗？”
“我说的是那个项目。挺没劲的。不过那儿的风景倒是没的说。第一期工程还没有竣工，我们现在只能暂时住在山上，一个看林人的小院里。坐在门口就可以望得见梅里雪山。就是中日联合登山队被雪崩埋掉的那座神山。海拔倒是有点高，刚去的时候老是倒不上气来，过个两三天就好了。除了山风呼呼地从山顶上吹过，你听不到一丁点声音。真正的远离尘嚣。也不知道那对孪生兄弟，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山下的村庄里住着彝族人，也有汉人。破破烂烂的印章房。山下还有一条小溪，当地的居民叫它翡翠河。时常可以看到野鹿和狍子到溪边来喝水。天蓝得像燃料，星星像金箔一样。
“当地人说，七八月份去最好。山野里，溪边上，草甸子上的花，都开了。漫山遍野，到处都是。远远看过去，像是给山包和草坡铺上了一层红毡子。如果你偶尔看见一大片白色的花，多半是土豆……”
见绿珠说起来就没完，端午只得打断她：
“具体说来，你们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说穿了，就是给那些半山腰上的十几户人家，那些猎户，很少的一点钱，打发他们走人，然后把整个山都占下来，自己在山上重新盖房子。有五十年的使用权。”
“什么样的房子？是别墅吗？”
“没那么简单。第一期规划主要是生活区。那房子修得像碉堡似的，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怪里怪气的，一点也不好看，也有点像窑洞。可兄弟俩都说那是后现代建筑。这么设计，主要是为了不破坏山林的原始状态。尽可能不砍树。朝南的一面采光。兄弟俩对环保的要求很苛刻。第二期规划是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建筑完全在地面上，用来展览兄弟俩收藏多年的艺术品。大多是一些汉画的拓本，还有一些铜镜、石雕、古器什么的。另外，他们还想在山上建一座全日制的小学。这次去上海，就是为了开论证会。”
“那些山上的猎户愿意搬走吗？”
“我们不和他们直接发生关系。”
绿珠的口中第一次出现了“我们”这个词，紧接着又出现了第二次：
“我们只和当地政府谈判。嗨，说句不好听的话，那些农民，和动物没什么区别。既木讷又深不可测，既狡诈又可怜。你根本弄不清他们的木鱼脑袋里成天想什么。和鹤浦的拆迁户一样，他们一听说要拆迁，就开始没日没夜地在山上种茶树，在房前屋后种果树，搭建厢房，扩大庭院，无非是在计算林地损失和房屋面积时，向政府和出资方多讹点钱。
“到了谈判的那一天，两名精干的猎户代表，一会儿说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一会儿说牛圈多少面积，马棚多少面积。刚商定的赔偿数额，一眨眼的工夫就反悔。从早晨一直折腾到天黑，把兄弟俩都搞晕了。
“最后，兄弟俩一合计，给那两个猎户布置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让他们别一根椽子、一颗钉子地算账了，干脆出个价。就是说，十几户人家，在一个月内搬到山下，总共要多少钱。那两个代表你看我，我看你，用当地的土话叽里咕噜地商量了好半天。最后他们犹犹豫豫地说出了一个数目。他们壮起天大的胆子，红着脸，咬着牙，最后说出的那个数额，让兄弟俩目瞪口呆。因为，那个数额，竟然还不到孪生兄弟原本打算赔给他们的四分之一。你说可笑不可笑？”
“你打算在那儿一直呆下去吗？”
“听你的口气，好像不希望我在那儿呆下去似的！”
“我倒也没这个意思，不过随便问问。”
“我也不知道。”绿珠偷偷地瞥了他一眼，“怎么说呢，我当初是奔着香格里拉去的。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可龙孜这个地方，离迪庆还是挺远的，荒僻得很。当地人也管这个地方叫‘香格里拉’。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香格里拉’。你去过迪庆吗？”
“没有。”端午依旧阴沉着脸，有点生硬地回答道。过了一会儿，他又解释说，他不喜欢那个带有殖民色彩，可人人趋之若鹜的地名。香巴拉，或者香格里拉。还有那个希尔顿。那本三流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香格里拉原本就不存在。它只是被杜撰出来的一个乏味的传说而已。
“正因为它不存在，所以才叫乌托邦啊。”
“别跟我提乌托邦这个词。很烦。”端午冷冷地道。
绿珠说，她最感到烦心的，是她弄不清兄弟俩的底细。她不知道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为何要在这么一个穷乡僻壤买上这么大一块山地。他们一会儿说要建立循环生态示范区，生产没有污染的瓜果、蔬菜和烟叶，一会儿又搬出梁漱溟和晏阳初来，说是要搞什么乡村建设，在物欲横流的末世，建造一个“诗意栖居”的孤岛。他们信奉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却时不时喝得酩酊大醉，半夜发酒疯。
他们也很少在那里住。
在绿珠抵达龙孜后的三个月中，兄弟俩已经去过一次迪拜，两次尼泊尔。如果说他们实施这个乌托邦计划的最终目的，只是巧立名目，为了替自己建造一个息影终老的私人居所，那么，绿珠和这个团队的另外七八个人，立刻就有了管家或杂役的嫌疑。
这是绿珠最不能接受的。
兄弟俩表情刻板，行为乖张，眉宇间时常含着忧愁，可彼此之间倒是十分亲昵。平常话很少，偶尔险险地笑一下，能把人吓个半死。他们时常宣布“禁语”。他们在的时候，一个星期中，总有一两天是禁语的。他们自己不说话，也不让别人说话。绿珠他们只能靠打哑谜的方式与兄弟俩交流。据说这是他们“领悟寂静和死亡”行为艺术的一部分。
绿珠抱怨说，她有时甚至有些暗暗怀疑，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孪生兄弟。会不会是假扮成兄弟的同性恋？因为团队里的人私下里议论，都说他们长得一点都不像。
绿珠一直在滔滔不绝。可是，当端午问她，是如何认识这两个“妖人”的时候，绿珠却三缄其口：“这是我的秘密。至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忧郁的人，总是能够互相吸引的。”
端午只是静静地听着，不再随便发表什么意见和评论。无论是兄弟俩，还是龙孜，在他看来，都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所有的地方，都在被复制成同一个地方。当然，所有的人也都在变成同一个人。新人。尽管他对龙孜的这个项目了解得还不是很多，可他总觉得，它不过是另一个变了味的花家舍而已。
但他没有把这个看法告诉绿珠。
两点刚过，等待已久的这场大雨终于来了。
突然刮起的大风吹翻了桌布。终于下雨了。
重重叠叠的闷雷，犹如交响乐队中密集的低音鼓。终于下雨了。
雷声余音未消，窗外的庭院里早已是如泼如泻。终于下雨了。
在等待大雨过去的静谧之中，绿珠没怎么说话。仿佛远在龙孜的兄弟俩，向她下达了封口令。不过，端午喜欢她这种静默的样子。喜欢与她两个人静静地坐着，不说话。
一个小时过去了，雨还没停，端午只得决定在雨中上路。
绿珠说，呆会儿等雨停了，就去给若若做早饭。她嘱咐他，到了成都之后，给她发个短信。
她没有送他到门口，一个人独自上了楼。
在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上，端午从漆黑一片的雨幕中再次看到了二十年前的自己。
差不多也是在同样的时刻，他蹑手蹑脚地离开了招隐寺池塘边的那个小院，赶往东郊的火车站。当时，秀蓉正在高烧中昏睡。在离车站不远处的广场附近，他让拉客的三轮车停了下来。马路边有一个卖馄饨的摊位。他在那儿吃了一碗小馄饨，用的还是秀蓉的钱。他的脑子里一刻不停地盘算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不要回去？
在清晨的凉风中，他感觉到自己的脸颊有点发烫。车站古老的钟楼沐浴在一片暗红色的晨曦之中。天空彤云密布，曙河欲晓。
由于旅客的积压，端午的那个航班，直到早上八点才获准起飞。登机后，他一直在昏昏欲睡。飞机抵达成都双流机场的时间，是上午十点零二分。
他在排队等候出租车时，手机上一下出现了好几条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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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若已去上学，诸事安好。勿念。随时联络。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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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家玉是在这天凌晨离开的。院方所推测的死亡时间，是在三点到五点之间。
护工小夏夜里起来上厕所。她坐在马桶上，无意间发现，卫生间上方吊顶的铝扣板，掉下来两根，露出了里面的铁柱水管。她没觉得这事有什么蹊跷，回到钢丝折叠床上，继续睡觉。
黑暗中，她听见家玉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小夏就问她想不想喝水？是不是很难受？要不要叫大夫？家玉只回答了一个字。
闷。
当小夏再度从床上醒过来，特需病房已经挤满了大夫和护士。她看见卫生间铁管上悬着丝带，地面上有一滩黄黄的尿迹。已经太晚了。
由于长途奔波的疲惫和缺乏睡眠，端午显得格外的平静。倦怠。麻木。轻若无物的平静。他的泪腺分泌不出任何东西。他在心里反复盘算着这样一件事：如果医生的推测是准确的话，家玉踮着脚，站在浴缸的边沿，试图把轻若无物的丝巾绕上铁管的时候，正是在他赶往机场的途中。
他来到了妻子生前住过的那个病房。由于床位紧缺，那里已经住进了一个干瘦的老头。他是邮电局的离休干部。目光已是相当的微弱和胆怯，可仍在床上和护士、家人大发脾气。强行注射的镇静药，显然也没能让他安静下来。骂人的话从他那衰败的声道中发出来，带着嘶嘶的痰音，听上去反而像温柔的耳语。原来，他不喜欢这个房间号。514的谐音，就是“我要死”。他坚决要求更换房间。一辈子烂熟于心的唯物主义，拿他的恐惧没有办法。住院部的一位主任赶到了现场。他想出了一个“人性化”的处理办法，当即命人更换了门上的铁牌，514换成了555。老头这才心满意足地进入了梦乡。
小夏仍然留在那个房间，不过是换了一个伺候的对象罢了。见到端午，她只是默默地流泪，让端午既惊讶又感动。端午给了她500块钱，她怎么也不肯收。
黄振胜大夫上午有两台手术。直到下午三点，他们才在住院部对面的一家“上岛”咖啡馆里见了面。
黄大夫是一个直率的年轻人，说话有点啰嗦。他向端午表示，病人在他们医院自缢身亡，院方和他本人都是有责任的。这一点，他很清楚。他告诉端午，既然他当初决定收治这样一位没有亲属陪伴，且户籍又不在本市的危重病人，就没想到过逃避什么责任。如果遇到蛮不讲理的家属，和院方大吵大闹，甚至于为此提起诉讼，也并非没有理由。
但他希望端午不要这样做。
“如果我们当初拒绝收留她的话，她很可能在一个月前就已告别人世了。你恐怕也知道，作为一个医疗机构，院方首先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救人，而是法律上的免责。这是公开的秘密。全世界都是如此。如果在美国，你即便想做一个小小的阑尾炎手术，医患之间的协议，也可能会长达五十多页。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完全有理由拒绝她，让120急救车带着四十度高烧的病人，去下一家医院碰运气。”
黄振胜劝端午换个角度，站在病人的立场上来思考这个问题。所谓的换个角度，即便黄大夫不说，端午也能想象出来：
病人身上的癌细胞已经转移。至少有两个不同的类型，三到四个不同的部位。她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按最为乐观的估计，也不过半年。抛开代价高昂且难以承受的医疗费不说，作为大夫，他当然知道，这最后的半年，对病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家玉这样一个希望保留自己最后一点做人的尊严的病患……
“也许作为大夫，我不该说这样的话。眼下的这个事情，显然让家属难以接受，但作为病人来讲的话呢，却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结果。”
端午一脸麻木地听他说完，中间没有插一句嘴。似乎黄大夫正在谈论的，是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最后，端午感谢黄大夫在最近一个月中，对妻子给予的救治和照顾。至于说追究院方的责任，他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何况，他也从来不认为院方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存在任何过错。
听他这么说，年轻人一激动，就把脸凑了上来，压低了声音，用十分欧化的句子提醒他，在听到自己下面的一段话时，不要感到吃惊：
“我也许在三天前，就已察觉到她自杀的迹象。当时，她已经开始向我询问，倘若在网上购买氰化钾一类的药物，是否可靠。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说服她，打消这个念头。不过我还是暗示她，到了最后的时刻，我可能会在医生的职业道德许可的范围内，给她加大吗啡的剂量。今天凌晨，我在家中被特需病房的电话惊醒了。我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在和他告别时，黄大夫告诉端午，他已经嘱咐院方，在为她开具死亡证明时，忽略掉“非正常死亡”这样一个事实。这样，端午在办理异地火化的相关手续时，也许会省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对此，端午没有表示异议。他还向黄大夫透露了这样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他和家玉实际上已经离婚。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他其实也无权处理她的遗体。
黄大夫笑了一下，道：“这个不碍事。火葬场的人，是不会提出来查验你们的结婚证书的。”
家玉在医院留下的物品包括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仿蛇皮的GUCCI包、一枚成色不太好的和田玉手镯、一个苹果IPOD。还有两本书。这是她临走前，从自己的书架上随手取下，准备带在路上看的。一本是《海子诗选》，另一本则是索甲仁波切写的《西藏生死书》。
端午没能找到她留给自己的那封信。
她的遗体在第二天傍晚火化。那时的殡仪馆已经没什么人了。工作人员正把一个个用过的花篮往垃圾车上扔。
在空荡荡的骨灰领取处，在已经有点变了味的浓郁的百合的香气中，他忽然想起唐代诗人江为的两句诗：
黄泉无旅店。
今夜宿谁家？
端午回到鹤浦的家中。绿珠正在洗澡。她从卫生间里跳出来，光着脚替他开了门，并嘱咐他数到十，再推门进屋。
端午就在门外抽了一支烟。
当他推门进去的时候，卫生间里已经传来了吹风机的声音。
绿珠告诉他，从早上起来，她就在替若若整理房间，出了一身臭汗，头发都沤了。她希望若若在接下来的几天中，看到漂亮的房间，心情会好一些。
“你的书架，我昨天也帮你整理了一遍。”绿珠拢了拢湿漉漉的头发，看上去果然有些疲倦，“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看了一宿的书。不好意思，也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
端午不知道她所指的不该看的东西，是不是自己的日记，也没有心思去问。她身上那件白色的浴衣是家玉平常穿的，也许她不知道；也许她知道，却并不忌讳。
那个枣红色的骨灰盒，就搁在客厅的茶几上。绿珠蹲在茶几边上，对着它端详了半天，用手摸了摸，然后转过身来，对端午吐了吐舌头：“我能不能打开看看？”
不过，她终于还是没敢看，只是随手在上面盖了一块蜡染布。
“我简直有点爱上你儿子了！”绿珠说。
昨天晚上，她带他去餐馆吃饭。在等候上菜的那段空隙，若若还趴在桌前做数学题。她问他为什么这么用功，小家伙就吸了吸鼻涕，对她说，每次考出好成绩，妈妈都会像疯子一样地狂笑。就算是当着同学的面，她都会毫不犹豫地将他揽入怀中，在他的脸上亲个没完。
“简直就是蹂躏。”若若笑道。
他刚当上代理班长。他很在乎这件事。他对绿珠解释说，代理班长，实际上就是班长。“妈妈明天就回来了。她知道我当上了班长，还不知道高兴成什么样子呢！”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骄傲。
那时，绿珠已经从端午打来的电话中知道家玉不在了。听若若这么说，绿珠赶紧起身，装出上厕所的样子，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大哭了一场。
“你打算怎么跟孩子说这件事？”
“我还没想好。”端午重重地叹了口气，忽然仰起脸来问她，“或者先不跟他说……不行，他早晚会知道的。等会儿他放了学，一进门，就会问。第一句话，就会问。”
两个人把接下来要发生的场景模拟了好几遍。
绿珠一直在流泪。
不到四点，绿珠就早早地离开了。她说，她实在不忍心看到若若放学回家时那兴冲冲的样子。
可是，他们预先准备好的台词，一句也没用上。儿子放学回家后的实际情形，完全出乎端午的预料。
“我回来啦！”若若仍像往常那样跟自己打招呼。他在门边脱鞋，把书包随手扔在地上。也许感觉到了端午严峻的表情有点不同往常，他又转过身来，飞快地看了他父亲一眼。他的目光甚至掠过了茶几上的骨灰盒，但又迅速地弹了回去。那是一种目光先于心灵的直觉。他似乎本能地意识到，那是一个不祥之物。
他进了厕所。他呆在厕所里的时间要比平常长得多。
随后，赤着脚，咚咚咚地走到餐桌边喝水。
“老屁妈呢？”他故意不去看那骨灰盒，故作轻松地问了一句。
“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我知道是什么。你别说了。”儿子立刻严厉地制止住他，“好吧，我要去做作业了。今天的作业巨多！要背《滕王阁序》。还有两张启东的数学卷子，一篇作文。”
他居然快步离开了餐桌，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端午的头皮有点发胀。他坐在餐桌前，对儿子怪异的举动，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不一会儿的功夫，儿子眼泪汪汪地从屋里奔了出来，赌气似的大声地向父亲宣布道：
“假如你们一定要离婚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跟妈妈一起过。”
端午从餐桌边站起身来，朝他走过去。将他的头用力按在自己的胸前，贪婪地吮吸着他头发的汗骚味，轻轻地对他说，他刚才所说的那个“坏消息”，比离婚还要糟。
还要糟上一百倍。一千倍。
儿子推开了他，目光再次掠过他的脸，掠过沙发边的落地灯，最后，落在茶几上的那个骨灰盒上，终于不动了。
端午知道，自己无须再说任何多余的话。
因为若若目光最终停留的地方，就是全部答案。
确凿无疑。
无可更改。
直到凌晨一点半，若若才迷迷糊糊地在小床上睡着。一阵阵袭来的困倦，让端午睁不开眼睛。可端午仍然不能上床睡觉。
得知了消息的母亲和小魏，正在连夜赶往鹤浦的途中。
稍后，他从自己的邮箱中，看到了家玉发给他的那封EMAIL。
它写于一个半月前。唐宁湾的家中。那是她准备出发去西藏的前夜。端午在阅读这封电子邮件时，时间上的小小混乱，给他带来这样一种错觉：就像时钟可以拨回，就像家玉还活着——就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以她充满哀怨的口吻，跟他说话。
13
去年元旦的前一天，在南郊的宴春园，我们请小秋他们吃饭。守仁也来作陪。席间，不知为什么，守仁向小史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他问她，是否曾在梦中见过下雪的情景。小史认真地想了想，说没有。守仁又挨个地询问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说没有。轮到我的时候，我只能说实话。因为我不仅时常梦见下雪，盖了三床被子，都觉得冷，而且在梦中，雪下起来就没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可我隐约感觉到，梦见下雪，也许并不是什么好事。
十二月中旬的时候，我在第一人民医院做了第二次胸部的穿刺。一直没敢去询问结果。可医院还是给我打来了电话。我问他们，是好结果，还是坏结果。对方迟疑了一下，说，他也不清楚。只是嘱咐我尽快去医院。我知道有点不太好。
那天晚上，当守仁端起酒杯，站起来，要跟我一个人喝一杯，并开玩笑地说，我和他同病相怜的时候，我的心里其实充满了感激。也多少有了点安慰。可没想到，他竟然死得比我还要早。
元旦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律师事务所一直熬到下午三点。最后还是决定去医院撞撞运气。其实，我也知道，答案几乎是铁板一块了。接待我的，是一个姓吴的老大夫。是个主任，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她问我家属怎么没有来。我的心就不由得往下一沉。为了早一点知道结果，我就骗她说，父母早已不在，而且没有成家。大夫又问我多大年纪，在哪儿上班，随后犹豫了一下，将CT的光片，一共四张，依次贴在隔断的玻璃上。她耐心地告诉我，肺部的那些浸润性的斑影，在医学上可能意味着什么。她说的是可能。但又不无忧虑地告诉我，她担心肺部的病灶并不是原发的。我就壮着胆子问她，这么说，是不是就意味着细胞已经转移。吴主任再次强调了“可能”这个词。她的结论是：有点麻烦。她嘱咐我尽快办理入院手续。越快越好。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如何从医生的办公室走到电梯口的。我只知道，电梯上上下下，在六楼停了七八次，我都忘了上去。尽管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已经做好了接受最坏结果的准备，可当时心里还是很害怕。害怕极了。最后，电梯再次停了下来，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是春霞。
她怀里抱着一大摞病历，一见到我，似乎也被吓了一跳。很快，她定了定神，冷冷地笑了一下，用地道的北方话对我说：
“呦，庞大律师，怎么了这是？怎么有空亲自来敝院指导工作？”
春霞站在电梯口，足足看了我半分钟，然后轻轻推了推我，笑道：“你到底是怎么了？傻啦？”
又过了好一阵子。她问我，愿不愿意去二楼她的办公室坐坐。我答应了她，甚至心中还生出了些许暖意。我对人的邪恶总是估计过低。由此犯下了一生中可能是最严重的过失。她让我稍等她一下。她要去办点事，一会儿就回来。
我真的在楼梯口等了她十分钟。随后，我跟她下到二楼，走进了护士站旁边的一个值班室。
她让我把大夫的诊断书给她看。很快，她就仰天大笑起来：“呦，恭喜你呀，你这是中了大奖了呀！”
她问我是哪个大夫给瞧的病。我告诉了她。纯粹是一种不假思索的条件反射。她立刻就给吴主任打了电话，嘴角一直挂着笑。等到她放下电话，就装模作样地问我是什么时候发现胸部不适的，肋间的疼痛感，一般持续多长时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当时已经明确地察觉到她说话时语调中所隐藏的喜悦与快意，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猎物任人摆布的事实，可我还是对她最终的悲悯抱有希望。
另外，我也本能地意识到，既然在接下来的一个时间段中，我还得在她的势力范围内接受治疗，必须尽一切可能马上与她和解。所以，我还是认真地回答了她的所有问题。毕竟，第一人民医院是鹤浦最好的医院，也是我的合同医院。我怎么都无法逃过她的掌握。
软弱和幻想，当然也有恐惧，让我乱了方寸。春霞把一包打开的话梅递给我，问我要不要吃，我正有点迟疑，她的脸突然又变得狰狞起来。
她说，真是苍天有眼！
她说，她的预言从来都丝毫不爽！
她说，一报还一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她还说了别的。可我这会儿已经记不清了。她见我呆呆地坐在那里，不说话，就把椅子拉近了一些，笑着对我道：“不管你的病有多严重，你都无须担忧。”
“为什么？”她的话又让我感到了一丝希望。我像个傻瓜一样地问她。
“你多牛啊！有的是办法！有的是路子！对不对？上帝也怕你！找你的刑警姘头去啊，实在不行了，你还可以让黑社会老大出面，直接解决问题嘛！”
即便在这个时候，我仍然把她的冷嘲热讽，理解为房产纠纷的一种自然反应。我当即决定，忘掉这个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忘掉她所有令人发指的卑劣，觍着脸，向她道歉。把在房产纠纷中所有的过错，都全部承担下来，并乞求她的谅解。
“这话你就不用说了。那是不可能的！”春霞鼻子里吭吭了两声，道，“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风筝》，我们上学时都读过，对不对？无所谓原谅。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你不配！不过，你尽管可以放心，虽说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在你入院治疗的过程中，我仍然会以一个医生神圣的道德，给你提供悉心的护理。我也很乐意亲自为你服务。假如有一天，我不得不遗憾地合上你的眼帘，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会尽可能让自己温柔一些。”
正好有人敲门进来，病人的家属送来了两箱水果。还有茶叶。春霞笑嘻嘻地让他们把礼品搁在桌上，同时暗示我可以走了。
我就像是被人扒得一丝不挂一样，离开了她的值班室。
临走之前，我问了她最后一个问题：
我还有多长时间。
我想这个问题，一定是春霞很乐意回答的。
“你这种情况，快的话，两三个月吧。拖得长一点，也不会超过六个月。”春霞道，“这是吴主任刚才在电话中说的。按医院的规定，我不该告诉你，可谁叫咱俩是老朋友呢？就算给你开个后门吧。接下来，你可以扳着指头过日子了。”
从医院出来，我看见太阳已在落山。一个淡黄色的火球，挂在高压电线的上端，像是我正在溃烂的胰脏。一个穿着皮夹克的黑车司机，手里托着一只保温杯，朝我走了过来。我说，我有车。他就走开了。
可我到了车上，怎么也打不着火。不是平常那样打着了会歇火，而是钥匙插进去，根本没反应。我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把钥匙拔出来，再插进去，顺时针转动，它还是没反应。
过了好长时间，那个穿皮夹克的小伙子，再次朝我走了过来。他在敲我的车窗玻璃。我想把窗玻璃退下来，由于失去了动力，它纹丝不动。我只得打开了车门。
小伙子笑着问我，出了什么状况。我说汽车发动不了。小伙子犹豫了一下，就把手里的保温杯放在地上，将整个身体压在我身上，转动了几下钥匙。然后他问我，刚才停车拔钥匙的时候，有没有听见“嘭”的一声？我说，我脑子里很乱，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他有些吃惊地看着我，推断说，可能是汽车的电瓶爆了。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他蹲下身子，在我的脚边寻找打开汽车引擎盖的连动杆的拉环。
他的嘴和鼻子都挤在我大腿上。就算他是故意的，我也只得由他去。引擎盖打开之后，果然跟他说的一模一样。我看见原先包在电瓶上的塑料套都被炸成了碎片。一股刺鼻的硫酸味。我问他该怎么办。他就转动着手里的保温杯，再次用奇怪的眼神直勾勾地看了我好半天，对我说，得更换一个新的电瓶。可以找人来救援，也可以给4S店打电话。
他问我需不需要送我回家，我明知道他的笑容不怀好意，可脑子木木的，糊里糊涂地上了他的车。
起先还好。当汽车进入车流稀少的环城公路的时候，就开始下雪了。他的话越来越不着边际。可我一点不怕他。他胆大妄为地将右手搭在了我的腿上。我依旧坐在那儿，一动不动。那只手先是哆哆嗦嗦，迟疑不决，见我没反应，马上就变本加厉。我倒是希望他的胆子更大一些。至少在那一刻，唯有那只手，可以帮我忘掉春霞那张脸，忘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邪恶、算计、倾轧和背叛，忘掉像山一样压下来的恐惧。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某些方面还算正常，还足以对他的冒犯做出反应。心里竟然松快了一些。至少，在那一刻，对于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来说，我那已被宣布无用的身体，居然还能派上用场。假如他要把我带到他的住处，我也不会有任何的反抗。可是这个小伙子的要求其实很简单。他把车开到天文台附近的一个松树林里，蛮横地把我的手放在了他的腿间。那儿离招隐寺不远。环城公路上空无一人。当年我就是在那儿遇见燕升的。旺堆说的没错。所有的事，都会发生两次。
三五分钟就结束了。
他可能刚过二十岁。
他把我送到小区的门口，目光就变得躲躲闪闪的，不敢看我。下车的时候，他忽然问我，能不能把车钥匙给他，他会负责把我那辆车的电瓶换好，然后再给我送回来。我想都没想，就把车钥匙交到了他手上，并且告诉了他家里的门牌号码。
“你不担心我把你的车开跑了啊？”他趴在打开的车门上，歪着脑袋对我喊了一句。
“随你便。”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接下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我原本打算等孩子熟睡之后，再把去医院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你。可没想到，我们打了一架。你把我按在地上，骑在我身上，向我的脸上吐痰。我在卫生间的洗脸池边对着镜子，擦去痰迹，与此同时，脑子里就闪现出一个念头来。我想起了你曾经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你说，自打我们结婚的那天起，你就一直梦想着跟我离婚。我知道你不是随便说的。对，我开始有了一个念头。在那一瞬间，它突然变得清晰了。它照亮了我前面阴云密布的道路，并让我感到如释重负。
后来，守仁的死，终于使它变得异常清晰，坚不可摧。
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鹤浦了。趁着我现在头脑清楚，还有力气，给你写下这封信，我不会告诉你我去哪儿。我是在忧愁中死去的，不值得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痕迹。好在我最终抵达的那个地方，你是知道的。
顺便说一句，春节过后，我不记得是初九还是初十，春霞一连给我发来了好几个短信。她说，她很后悔那天在医院里对我说那样的话。整个春节，她都是在悔恨交加之中度过的。没有得到一分钟的平静。她解释说，那天之所以会如此恶劣地对待我，主要原因，是对我们请来黑社会的人帮忙而耿耿于怀。她说她这辈子，没对任何人低过头。
她的道歉没有什么诚意。因为她说了半天，仅仅是因为担心我做了鬼以后，也许不会放过她。
这个人，在给我道歉的时候，也还是邪恶的。那些短信仅仅表明，她无力承受作恶的后果。她同样虚弱。她说她一连几天都做着同样的梦，梦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叫她姐姐。
不管她是出于什么动机，我都假装相信她的诚意。为了让她安心，我立刻就给她回了信，并且毫无保留地原谅了她。
不过，她的道歉，已经不足以让我改变现在的决定了。
孩子就交给你了。我曾经很可笑地希望他出人头地。现在已经不这么想了。平平安安的，就好。
你也一样。平平安安。
现在，我已经不后悔当初跟你相识。如果你仍然希望我在临别之前，跟你说上最后一句话，我会选择说：
我爱你。一直。
假如你还能相信它的话。
14
通常，有许多迹象可以让人清楚地感觉到春天的消逝。杏子单衫，丽人脱袄；梨院多风，梧桐成阴。或者，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使刺目的繁华，一旦落尽。可是此刻，即便地处四季分明的江南腹地，岁时的变化也已变得呆钝而暧昧。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天气已变得燠热难耐了。从蒙古国刮来的黄沙，一度完全遮蔽了天空。端午站在卧室的窗前，眺望着节日的伯先公园，就如观看一张年代久远的发黄相片。
在母亲的极力劝阻下，端午没能按照家玉的临终嘱托，把她的遗骨葬在门口的石榴树下。母亲说，即便不考虑邻居们的感受，将尸骨埋在自己家门口，也是一件很晦气的事。他们在城东的一个空旷的山谷里，为她挑了一块墓地。价格高得离谱。
让人破产的法子有很多，其中连根拔起的最新发明，是无法拒绝的墓地。
落葬那天，吉士、小秋和小史他们都来了。几天不见，吉士已经有了新的烦恼。他在为应该选择进市人大还是政协委决不下。小秋倒还是老样子。他已经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并注册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
早已宣布怀孕的小史，腹部依然平坦如砥。这当然不正常。她举止木讷，神情黯淡，一个人躲得远远的。或许是她在窦庄的饭馆经营得不太成功，或许是因为别的什么烦心事。她称她的丈夫为“狗日的”。
小顾也特意从老家泰州赶了来。让她感到宽慰的是，在那片荒凉的山谷里，守仁总算是有了一个伴儿。
他们也顺便去祭奠了守仁。
五一期间，端午再次前往南山哥哥的住处，劝说他搬回到唐宁湾，和母亲她们一块儿住。在哥哥手上建造的这个精神病防治中心，很快就要拆迁了。哥哥仍在给他邮寄那些自创或抄来的警句格言。最近的一则让端午过目难忘：
如果粪便很值钱，穷人一定没屁眼。
哥哥还像以前一样自负。他夸张地将自己视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正常人。细细一想，倒也没什么大错。当天下午，他们就替他办理了出院手续。周主任笑呵呵地答应，会随时来家中探望他的病况。
那时，母亲已经有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说服保姆小魏嫁给元庆。用的还是老办法——讲故事。
她的故事既雄辩，又富于哲理的光辉。如滔滔江河，奔涌不息，又如西风骤起，飞沙走石。老实巴交的小魏很快就被她搞晕了。她根本无法抵御母亲那些故事的魔力，到最后，只能由她摆布。
这件事，也多少强化了端午的某种直觉：这个世界上，已无任何真理可言。所谓的真理，不过就是一种依时而变的说法而已。
不管怎么说，他很快就改了口，亲热地称保姆小魏为“嫂子”。
他戒了烟。
他终于读完了欧阳修的那本《新五代史》。这是一本衰世之书，义正而词严。钱穆说它“论赞不苟作”。赵瓯北在《廿二史札记》中推许说：“欧公寓春秋书法于纪传之中，虽《史记》亦不及。”陈寅恪甚至说，欧阳修几乎是用一本书的力量，使时代的风尚重返淳正。
这些都是史家之言。
端午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两个地方让他时常感到触目惊心。书中提到人物的死亡，大多用“以忧卒”三个字一笔带过。虽然只是三个字，却不免让人对那个乱世中的芸芸众生的命运，生出无穷的遐想。再有，每当作者要为那个时代发点议论，总是以“呜呼”二字开始。“呜呼”一出，什么话都说完了。或者，他什么话都还没说，先要酝酿一下情绪，为那个时代长叹一声。
呜呼！
端午已经开始写小说。因为家玉是在成都的普济医院去世的，他就让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普济的江南小村里。
两天前，绿珠从云南的龙孜给他发来了一封短信。她在信中问她，如果布法或白居榭，厌倦了庄园的隐居生活，希望重返巴黎，去当一名抄写员，是否可行？
端午当然明白其中的弦外之音。
她已经联系了沈家巷一家街道办的幼儿园。他们欢迎她去那儿当一名老师。绿珠告诉他，几年来的漂泊和寄居生活，让她感到羞愧和疲惫。她希望在鹤浦定居下来，过一种踏实而朴素的生活。她还强调说，在当今时代，只有简单、朴素的心灵才是符合道德的。
对此，端午没有理由提出反对。
若若已经开始变声。他时常还会从梦中惊醒。每逢周末或节假日，他从不忘记去唐宁湾看望奶奶。元庆的病情时好时坏。他总是用同一种魔术逗若若笑。若若为了不让他的“精神病伯伯”感到难堪，每次都会笑。
在父子俩不多的交谈中，如果不得不提及他的母亲，若若还是愿意称她为“老屁妈”。
在整理家玉的遗物时，端午从妻子那本船舶工程学院的毕业纪念册中，发现了自己写于二十年前的几行诗，题为《祭台上的月亮》。
它写在“招隐寺公园管理处”的红栏信笺上。纸质发脆，字迹漫漶。时隔多年，星移物换之中，陌生的诗句，就像是命运故意留下的谜面，诱使他重返招隐寺的夜晚，在记忆的深处，再次打量当年的自己。
他把这首诗的题目换成了《睡莲》，并将它续写至六十行，发表在《现代汉诗》的秋季号上。
附录
睡莲
十月中旬，在鹤浦
夜晚过去了一半
广场的飓风，刮向青萍之末的祭台
在花萼闭合的最深处
当浮云织出肮脏的亵衣
唯有月光在场
它照亮过终南山巅的积雪
也曾照亮德彪西的贝加莫斯卡
前世的梦中，我无限接近这星辰
今夜依旧遥不可及
何不在原地画一个圈，用松枝和木槿
给自己造一个囚笼？
风霜雪的刑期，虽说没有尽头
下雨时，偶尔
也会感到自在
大半个冬夜读《春秋》
夏天就去不必抵达的西藏
我大声地朝你呼喊
在梦的对岸，睡莲
你听不见
离开或居留
赶的是同一趟可疑的早班车
盲目的蝙蝠，上上下下
说服我穿越空无一人的站台
祭台上的睡眠起了破浪
我栖息在刀锋之上，等待卷刃
有什么东西从心底里一闪而过
而涟漪依旧锋利
令这片上了釉的月光陡然寒彻
假如注定了不再相遇
就让紫色的睡莲
封存在你波光潋滟的梦中
就当莫奈还未降生
席芬尼的庭院还为海水所覆盖
记忆中倒背如流的周敦颐
本无爱莲一说
就算在半夜里醒来，杯中鳞纹斑驳的蛇影
也不会让我惊心
唉，假如我们还要重逢
我希望在一面镜子里
看着自己一天天衰老
烟霞褪尽的岁月，亮出时间的底牌
白蚁蛀空了莲心
喧嚣和厌倦，一浪高过一浪
我注视着镜中的自己
就像败局已定的将军检阅他溃散的部队
幸好，除了空旷的荒原
你也总是在场
每一个月圆之夜，我任意拨出一组号码
都能听见招隐寺的一声鹤唳
我说，亲爱的，你在吗？
在或者不在
都像月光一样确凿无疑
这就足够了。仿佛
这天地仍如史前一般清新
事物尚未命名，横暴尚未染指
化石般的寂静
开放在秘密的水塘
呼吸的重量
与这个世界相等，不多也不少
《作家》2011年第9期